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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一个平民元首的家国情怀

林森(1868—1943)是辛亥革命元老,中华民参议院首任议长,后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林森一生经历丰富、复杂而坎坷,爱国之志终生不渝。作为一个“平民元首”,他为官清正廉洁、不慕名利、自律甚严,尤其是他崇扬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更值得称道。林友华先生对林森的研究历经二三十年,系《林森评传》《林森年谱》的作者。值此林森150周年诞辰之际,他讲述了林森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曰于此斯时始台湾朱西宁在《表率群伦的林子超先生——林森传》中写道:“香山翠亨,闽侯凤港,俱是山明水秀之乡,灵气所钟之地,便出了孙逸仙、林子超这共和国开国的两位元勋大贤。”1868年2月11日,林森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乡凤港村(今属闽侯县)一个农家。尚干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聚居着林姓一族,具有重文尚武、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历代有18位进士、百余名举人,其中不乏状元、探花等翘楚,成为人才辈出、声闻遐迩的大族。林森三岁时就随父迁居福州仓山。福州是近代最早开放之地,仓山是当时福州的文化、商业中心地带,聚居的洋人较多。林森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一方面对中华民族受列强压迫、欺凌有亲历之感和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则接触面增多,视野开阔,见识也就非同寻常。

林森从五六岁起开始诵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传统启蒙读物,自幼学勤,具有扎实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后来尤好明末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学说,“廓然有民族、民权之思”。8岁起先后在培元学校和英华书院读书,接受了12年的西方教会学校教育,特别是英华书院开设的英语、数学、电学、格物学等课程,以及美国独立战争故事,“民治、民有、民享”的理念,对林森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会学校办学宗旨主要是“为宗教而教育”,但林森并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信教并成为牧师,而是走上民主革命道路。

1884年8月23日,中法马江战役爆发,福建水师官兵在十分被动情况下浴血奋战,结果全军覆没。当天晚上,林森的尚干乡亲林狮獅率领十几个热血汉子驾着一艘盐船,带着土炮夜袭法国舰队,壮烈捐躯。而开战之前,尚干武探花林培基发动乡民上《万民折》请求参战,并率领三百乡勇获准参加战斗。马江战役对青年林森的影响是深刻的。他家里开的小皮鞋店往往成为人们落脚聊天的场所,战役中的爱国将士和尚干乡民英勇抗敌的气概,以及清朝政治的腐败、官僚的昏庸无能,以致挨打受欺、丧权辱国,这不能不促使林森更加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887年,林森从英华书院肄业后选择了到台湾继续求学道路。

在《百团大战》电影中,林森铿锵有力地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那一年,清廷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那一年,老夫在台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林森抗日于此斯时始!”此事确有史实根据。林森在台湾先考取台湾西学堂,其后上电报学堂学习。1891年,进人台北电报局工作。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割让台湾,台湾人民掀起反割台斗争。林森没有随电报局撤回大陆,而是留在台湾,参加刘永福“黑旗军”的地雷队,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因此,林森成为两度参加对日抗战的民国政要。反割台斗争失败后,林森被迫回闽开展反清救亡活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林森被列为“乱党”,被迫离开福州,又到台湾,在台南嘉义法院任通译,次年回到大陆。

林森在台湾工作并从事革命活动有10年之久,对台湾一往情深。他在临终前还特别嘱托蒋介石“务必要光复台湾”。台湾人民也没有忘记林森。1947年冬,嘉义建立一个“青芝亭”,树碑以纪念林森。台北建有林森纪念馆、塑像;台湾许多县市与乡镇的“林森路”或“林森街”迄今随处可见开国议长

辛亥革命后,林森成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能够当选位尊权重的民国开国议长,究其原因有四:第一,林森1903年在上海组建的福建学生会对辛亥革命有巨大贡献。在九江起义、镇江起义,在福建、上海、南京等地的光复以及策动海军起义中,福建学生会的成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林森闻风响应,发动九江起义,由于部署周密,措施得力,几乎兵不血刃就光复九江,有力支援了处在困境中的武昌,推动了长江下游革命形势的发展。第三,林森成功策动了清朝海军主力舰起义,使奉命南下镇压革命的清海军调转炮口,加人革命阵营,为稳定革命大局作出重大贡献。第四,林森个人素质出众,德、才、貌堪称一流,也是他当选的重要因素。他年青丧妻,不再另娶,全身心投人革命工作;自己缩衣节食,以自己的薪金用于革命宣传工作的开销;他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接受过十几年的近代西学教育,知识渊博,口才出众,国语、闽南话、英语俱佳。他在出席各省代表会议时,态度从容、举止得体、待人诚恳,备受敬重。特别是参议院担负着繁重的开国制宪、建章立制以及审议国家大政方针的工作,正需要像他这样既学贯中西、熟悉近代法制,又有组织协调能力和高超领导艺术的人选担当议长重任。

林森上任伊始,就主持参议院审议《优待清室条件》,坚持原则,认真审议、修订,迫使北京方面接受了修正过的《优待清室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正式宣布退位诏书,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寿终正寝。

随之,林森主持制订《临时约法》等系列法律法规,审议通过一大批议案,奠定共和制度基础,为中华民国的建章立制作出重大贡献。

林森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志同道合的挚友。孙中山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与他合作的议长都是林森。1914年,林森追随因“二次革命”失败而逃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加人中华革命党,受孙中山“致力美洲党务,主持筹募讨袁经费”的重托,前往美洲,先后担任美洲筹饷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美洲支部支部长等职,在党务、侨务以及为革命筹款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被孙中山誉为“领袖支部”。1916年林森回国,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1919年,林森在孙中山大力支持下筹建黄花岗烈士墓,编纂《碧血黄花集》,并于4月29日在广州主持了盛况空前的黄花岗烈士公祭活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林森为国民党改组所作出的贡献。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指派林森为“党务讨论会”主席,主持广东支部和海外代表开会,“共商党务兴革进行,实启国民党改组之先声”。10月25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邓泽如、林森等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事宜。国民党“一大”期间,林森又被孙中山指派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6次任大会执行主席,仅次于主持会议8次的孙中山。会上,林森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随后任海外部部长。

孙中山1925年3月病逝后,林森把主要精力投人到孙中山后事的操办上。他出任“总理葬事委员会”分管工程建设的常委,后又兼任陵园管理委员会主任,为中山陵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1929年孙中山下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中,林森出任“特派迎榇专员”首席代表,率先垂范,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确保了移灵奉安大典的顺利进行。

1939年11月,由林森领衔,与石瑛、张知本等12人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获得批准。1940年4月1日,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遵行。

“领导抗战,功在国家”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林森临危受命,出任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党派内江不断,军阀混战不停,直至酿成上百万军队拼杀的1930年中原大战。搞得国无宁日、天怨人怒,以至日本乘虚而人,侵略中国。1931年底,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怒潮中被迫下野。蒋、汪、胡等派系争执、妥协的结果,是推出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央政治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即“虚位元首”。由林森这位年高德劭的超然人士出任“虚位元首”,发挥了中枢“均衡器”作用。国民党内部历时多年的新军阀混战、派系纷争严重的局面大有改变,基本稳定下来,有利于抗敌御侮。

林森在抗战中奉行“内协外争”方略,对内致力团结,对外力主抵抗。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林森主张坚持抗日、反对妥协的严正立场:“与其屈辱图存,毋宁坚决抵抗”, 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而在1936年西安事变中,林森则极力主张和平解决,明确表示“讨伐令不可下”,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贡献。蒋介石回到南京时,一下飞机就忍着腰痛向前来迎接的林森鞠躬致谢。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森旗帜鲜明,坚持团结抗日,再三阐述弘扬中华民族正气,“坚持长期抗战”,“持久战争”,“全面抗战”的思想,强调:“我们必定能够始终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对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之流,林森则毫不留情,号召民众“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坚决主张开除汪精卫及其汉奸同伙的党籍,并下令通缉。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中国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布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令。1942年元旦,苏、美、英、中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由此,中国跻身于“四强”之列。

林森没有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就抱憾于1943年8月1日病逝。在14年抗日战争中的12年间,国府主席林森坐镇中枢,始终坚定立场,坚持抗战,无愧为抗战中的精神领袖。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期间,与蒋介石在林园的“清晨谈话”中指出:“林老先生在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对日态度强硬,力主抗战,深受国人爱戴。林主席去世时,我们曾发来了‘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溘闻逝世,痛悼同深!’的唁电,以示对林主席的崇敬。”

法治立国,科教兴邦林森经常提及民族复兴,呼吁要学习孙中山“以复兴中国为己任”。在面临日本侵略的民族危亡时刻,他强调指出:“我希望全国上下都要一致自信,我们的民族定能自强复兴,不要自馁。”如何“导扬盛治”,实现民族复兴?林森有许多精辟论述,如“发展经济始可复兴”,“人民身体的强健就是国家复兴的基础”。而他的法治理念与科教兴邦事略,尤其可贵。

林森认为“为国家求根本之解决”办法乃在于法治。他身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首任议长,主持了民国开国时期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堪称近代法治的重要奠基者。护法运动时的1918年,林森当选为参议院议长兼宪法会议主席,不遗余力地投人主持制定宪法的工作。

由于时局动荡、政争激烈,制宪工作拖了一年半乃致功败垂成。在最后谈话会上,林森话未说完,“泪被两颊,不能终其词。同时在座者,多半涕泗泛滥”。多年的奋斗无功而返,民主法治的理想一次次的破灭,岂不令人扼腕叹息?怎不令人伤心欲绝?

林森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民主法治的理想,留下“未能导扬盛治”的遗憾,但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法治精神。林森在任参议院议长时,就曾为维护法治与袁世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移至北京举行开院礼。就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到参议院时,“佩剑登场,趾高气扬”,林森则上前阻止说:“此地乃代表人民之最高机关,不得携带武器,请先生解除佩剑,以崇法治。”袁世凯闻言为之变色,雜颜从之。

林森担任国府主席后不久,就对文官长魏怀提出要求:“我只要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对亲友人事、政事方面的请托,他则一律拒绝。遇有同乡来求职,宁可自掏腰包予以资助,而不为之介绍工作。林森常在公务不急之时,轻车简从,探求民隐,路上遇见农夫乡民,经常下车,和他们闲话桑麻;有时独自漫步街头商店,与市民聊天,态度和蔼可亲。在重庆期间,国府依山而筑,“山上种有菜蔬杂粮等物,仍准农人;li人府禁,按时耕作,所以与民无争林森特別重视科教兴邦工作,认为“科研为建国始基,育才为救国之本”。他关心家乡建设,特别重视教育,多次为家乡捐资兴学。1931年10月在尚干祠堂乡亲们接风洗尘宴上,林森似乎“不近人情”地说:“惟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卧薪尝胆,把一些靡费用于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为宝,人众不足为恃,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根本。”林森当场带头捐资,创办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1939年,林森预立遗嘱,将几十年积蓄的50万元(按当时金价折合黄金4371两)捐作奖学基金;并亲订《考取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资助经费办法》,“嘱由能表同情于斯举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远,而利国家,有厚望焉”。1943年,他在临终前又留下遗嘱:“余身后,将手置庐山、北平、南温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画、古玩变价,作为创办尚干职业学校基金。”国而忘家林森婚后3年妻子过世,年仅26岁的林森终身不再续娶,全身心投人民族解放、国家中兴大业。林森共有5个兄弟,唯独三弟留有一子林京按乡间习俗过继给大伯林森。对这唯一的嗣子,林森严格要求,决不溺爱。林京在燕京大学毕业后,乂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35年回国后上了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手下当秘书。1937年秋,林京随军参加了忻口及太原战役,在从太原突围南撤途中不幸殉难。林森在抗战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嗣子。

林森历来素衣淡食,过着克勤克俭的简朴生活。强调国难当头,“吾人实应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力事俭朴。”他因脚疾需要浙江大目山特产的菸术草药,托族侄孙林希岳代购,再三嘱咐“如不见告款目,下次则不便代购”,并如数付款,并且还特地交代:“农人此种辛苦收获,宜多与有利,以酬其劳。”有一次,菸术寄到时就已发霉,而他竟舍不得丟掉,“晒干去霉,犹能用。”

林森在家书中谆谆告诚晚辈“清贫胜于浊富。纵积财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乃至履丰奢暴,反累祖德,是以名为贵,德为本,古人不我欺也”。他临终时在家事遗嘱中还交代“丧事应从简,不设灵,不发讣。将余尸洗净,裹以白布,举行火化”。

林森逝世后,极具哀荣,享誉甚高。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唁电称赞“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为元首逝世致哀》社论评价:“林主席承继国父遗志,毕生尽痒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甚至纽约《前锋论坛报》社论也指出:“林主席之不变伟心大有助于人心之维系……彼毕生所尽痒工作,为复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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