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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与“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构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与“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构

崔守军  张政

【内容提要】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关键词】  华侨华人;海外侨团;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海外利益保护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化与“一带一路”的不断升温,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持续跃增,华侨华人社团(以下简称“侨团”)的规模与影响也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海外利益的全球化必然带来海外风险的全球化,海外安全需求的急剧增加使中国现有的安保产品供不应求,诱发“高风险、低安保、损失重、救济弱”的安全困境。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中国需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海外安保体系?海外侨团在中国海外安保体系中有哪些优势?如何能够充分发挥侨团在海外安保体系构建中的独特作用?在国内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现状与特点

海外华侨华人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法律意义上,“华侨”与“华人”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华侨”指定居外国而尚未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公民(包括其后裔);“华人”则指华侨或其后裔中已加入、取得住在国国籍者。

而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华侨华人”作为复合式专有名词,与“华侨”“华人”二者的构成比例无关,学界通常将其视作同一个大的群体来研究。 

华侨华人属于跨国移民的范畴,广义上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不仅是包括移民、客工、难民等某个国家或民族所有散居在外的人的群体,而且是一种建立在对东道国群体认同基础上的社会结构。

  从动态过程而言,华侨华人随着中国居民向国外迁移、中国移民或其后代从原侨居地向其他国家迁移等流动模式而产生。

国际迁移从不只是个体行为,在地缘政治视角下,广大华侨华人的迁移与发展更牵涉国与国、政府与政府的互动。从组织形式上,海外族群社团(Diaspora Communities)对移民社群进行了有机整合,它不从属于祖(籍)国和住在国的任何一方,但对二者而言都十分重要,是两国之间的天然桥梁。由此,华侨华人社团成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基础。

(一)海外侨团的历史回顾与分布现状

华侨华人社团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模式,是海外华侨华人自发建立、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形式,本质上是基于自愿、具有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以追求共同利益的公益性私人团体。

  海外侨团以进行宗教和联谊活动的寺庙为雏形,起源于明末清初出现的秘密会社及之后的会馆,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华人,出于中华文化的强大内聚力,为了联络感情、自救自卫,以血缘、地缘或业缘为纽带,建立起团结互助的侨团组织。这种迫切寻求利益同盟体的心理与行为,既是由于个人对故乡的归属意识,更是因为在异质空间里人与人的互相扶助不可或缺。

  到了近代,伴随政权更替与社会动荡,民族主义思潮催化了海外侨团的进一步发展。爱国华侨华人纷纷建立侨团,以关注中国国家命运、支援中国反侵略战争和国内革命。据统计,1935 年全球有 1  069 个侨团;1950 年,侨团总数达 4 847 个。1955 年,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宣布废除双重国籍后,各国华侨华人社团从以华侨社团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华人社团为主,为侨团更大程度地扎根住在国社会和当地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海外侨团总数已突破一万个。

海外侨团的数量与华侨华人的多寡成正比,侨团的分布与华侨华人的地域分布相对应。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国侨办”)最新统计数据,海外华侨华人总数逾 6 000 万,分布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70%集中在亚洲地区,美加地区近 600 万人,欧洲约 255 万人,拉丁美洲、大洋洲和非洲华侨华人数量保持快速增长,全球华侨华人超过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有 60 多个。

  华侨华人在迅速增长的同时改变了高度集中于东南亚的分布格局,北美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非洲、中东等地区华侨华人规模也不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因素,有 4 000 多万华侨华人生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然延伸的拉美地区等,同样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同样需要重视当地的华侨华人社会。

目前,华侨华人社团数量逾 2.57 万个,呈现出聚集性和辐射扩散性分布的特点。从全球来看,海外侨团主要聚集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影响,东南亚是最早建立华侨华人社会和最早成立侨团的地区,至今也是华侨华人和侨团最集中的地区。近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也成为新的侨团聚集地,在住在国内部侨团主要聚集在其首都及港口城市。

而由于华侨华人的“溢出”效应,一方面,侨团会从集聚国向周边国家辐射;另一方面,侨团会从住在国内的集聚城市扩散到全国。整体而言,全球侨团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动态的不平衡分布。

(二)海外侨团的形态转变

海外侨团数量不断增加,影响力持续上升,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目前,侨团已进入转型期,在组织形态上呈现出诸多新时代特点。

首先,从组织架构上看,侨团的联合性、国际性趋势不断增强。海外侨团由孤立的个体走向联合,纷纷建立区域性或世界性的侨团组织,如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英国的华人社团联合会、委内瑞拉中华总会馆等。据不完全统计,世界性的侨团组织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数以百计。

此外,还形成了不少世界性华侨华人组织及其网络,例如 1991 年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首创主办的世界华商大会。

2017 9 16 日,第十四届世界华商大会在缅甸仰光召开,共有两千多名来自海内外的华商领袖出席大会。

世界华商大会是全球最具规模和代表性的华人商界论坛,是联系世界各地华商组织和华人企业的重要纽带,世界华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天然合作者和直接受益者。

其次,从人员构成来看,侨团构成更加年轻化、多元化。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走出国门的华侨华人(即新移民)接近 1 000 万,与接受华文教育的第二、第三代华裔新生代共同构成了当今侨团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跨国公民、“两栖”侨胞越来越多,侨团开始吸收当地民族成员入会。

最后,从建构类型来看,侨团专业性、知识性更加突出。新移民中,高学历海外留学生、专业技术移民、商务投资移民等知识精英和富裕阶层居多。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知识学历和职业修养,还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素养。据统计,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 400 万,且持续稳定增长,基本涵盖所有前沿科技领域,专业性侨团的数量已达 2 553 个。

  由此,新一代华侨华人凭借自身的高素质高技能,彻底扭转了老一代华侨华人“三把刀”(菜刀、剪刀和剃刀)的职业取向,向金融、教育、信息服务、高科技产业等领域拓展,向“三师”(工程师、医师和会计师)和“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和发明家)转变,提升了华侨华人的国际形象,也增强了侨团的专业化、精深化背景。

(三)海外侨团的功能转变

纵览侨团发展历史,海外侨团经历了从守望相助、支撑发展,到争取平权、共同发展,再到融入主流、开放发展的过程和功能变化。转型前,侨团的基本功能有联络情谊、协商关系、举办公益等;

  转型后,侨团的功能更加细致具体,功能之间往往存在交叉,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功能是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

一方面,侨团主动本土化,积极参政议政。广大华侨华人在为住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与当地居民易产生矛盾,海外涉侨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才能同当地居民求同存异、和谐共处。

在本土化过程中,侨团是主导力量,通过组织慈善公益活动、引导增强法律意识、主动吸收当地居民等方式实现“软着陆”,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侨团意识到参政议政的重要性,只有实现政治融入才能真正立足当地。随后,华人社团参政议政数量增多、层次提高、形式多样、成效显著。当然,华人参政不仅受自身意识与能力、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更受到住在国的体制和华人政策以及该国与中国的关系的制约。整体而言,华人社团的参政议政程度不断强化,政治地位日益提升,但具体而言,不同国家的华人参政议政的状况大不相同。以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主流政治向华人开放的菲律宾,华人从事公职的现象十分普遍,2011 年时菲国会议员中华裔占 12%以上;

在限制国籍和公民权的文莱,华人的政治性诉求无处伸张,政治参与度很低;在对中国信任程度不高的印度,华人的政治参与受到较大限制。总的来说,参政议政有利于帮助华侨华人从边缘走向主流,提高华人社团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侨团在住在国参政议政,为自身群体维权发声,他们在对待自身社群身份和利益的看法与祖(籍)国的决策者可能并不一致。

特别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在对待中国移民政策上往往自相矛盾,一方面打开国界让移民进入,另一方面又担心大量中国移民的到来影响国家发展,在该国与中国的微妙利益拉锯中产生不利于本国的影响。而住在国对于华人社团与中国关系的警惕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侨团对中国的态度。

 另一方面,侨团在中国政府的指导下,开始参与海外侨务管理。海外侨团在践行自我管理、为侨服务功能的同时,逐渐开始成为中国政府侨务外交的延伸力量。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和海外侨团实力的增强,侨团正在从中国政府侨务工作的服务对象,逐渐向华侨华人安保产品的提供方倾斜。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侨团既是受益者,又是参与者、支持者和建设者。一方面,中国海外安保体系的建立有利于维护华侨华人尤其是作为中国公民的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侨团的专业化与本土化可以帮助驻外使领馆、中资企业和中方安保公司获取信息、沟通各方,是安保体系中值得信赖的战略“前哨”。

  中国海外安全风险:构成与挑战  

当前,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力度空前,导致海外利益安全与政治风险倍增,传统的领事保护体系早已无法满足中国的海外安全需求,需要调动其他一切力量,从政府到民间、从行业到企业,来保障中国企业与公民的海外安全。在“高风险、低安保、损失重、救济弱”的安全困境下,构建一个以领事保护机制为核心,以企业、私营安保公司、保险公司和海外侨团为支柱的立体安保体系迫在眉睫。

(一)海外安全形势  

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急剧拓展。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59 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 143.6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3.5%;实施并购 62 起,投资额 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5%;在“一带一路”沿线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共 7 217 份,新签合同额 1 443.2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4.5%;完成营业额 855.3 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 50.7%,同比增长 12.6%

与此同时,海外利益的国际化趋势带来了海外风险的全球化。截至 2017 5 月,中国领事服务网安全提醒一共发布了 976 条消息,其中带有风险预警性质的消息有638 条,包括因涉及华人的一般案件(包括抢劫、盗窃、治安恶化等)而做出的预警占 25%、因涉及华人的恶性案件(包括枪击案、武装抢劫、武装绑架、自杀爆炸、恐怖袭击等)而做出的预警占 21.6 %、因涉及华人的自然灾害交通事故而做出的预警占 21%、地区地缘政治动荡(包括游行示威、骚乱、政局变化、武装冲突、战争等)的预警占 15.3%、大型活动风险规避的预警占 3.13%、地区卫生防疫类的预警占 13.9%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受到海外安全风险的严重制约。 

目前,中国面临着六个方面的海外安全风险:一是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和冲突等;二是恐怖袭击和海盗威胁;三是社会治安问题;四是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如火山、地震、海啸、飓风、非洲埃博拉疫情等;五是意外事故,如车祸、空难、爆炸等;六是劳务纠纷。

  受到上述风险威胁的对象主要是人员和财产。近年来,中国海外经济损失每年都有 60 亿-80 亿美元、人员伤亡超过 1 400人,仅在 2010-2015 年间,中资企业各类境外安全事件就发生共 345 起。

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海外安全风险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多是欠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政局动荡、地缘冲突等传统安全因素之外,社会治安不靖、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劳务纠纷等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凸显。比如在中东地区,非传统安全风险呈现出“碎片化”和“频发化”趋势,成为威胁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主要风险来源。从性质上看,传统安全风险多为不可控风险,属于不可抗力,而非传统安全风险则可以通过主动采取安保措施予以预防、控制和化解。当前,非传统安全风险正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主要威胁因素。因此,应对海外非传统安全风险,将是中国海外安保事业的重中之重。

(二)外交部门能力有限

领事保护作为主权国家对海外公民实施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指派遣国的外交、领事机关或领事官员,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接受国保护派遣国的国家利益、本国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目前,中国有 260 多个驻外使领馆。

在中国海外利益的广泛出现、大量延伸和急剧增长的新形势下,中国领事保护工作取得了跨越性发展。

2004 年至今,政府主导下的“大领事”工作格局初步确立,保护海外企业权益的“大领保”意识更加自觉,领事保护实践中的“人本导向”逐步落实到位,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领事保护制度和体系逐渐成形。

外交、警务、商务、军事部门等多部门合作的领事保护体系切实维护了中国海外人员与机构的利益,为中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中国海外安全需求的迅速扩大,领保体系也暴露出其职能的局限性,尤其是外交部门的不足。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力吃紧、精力有限、预算不足,严重制约了领事保护工作的深度、广度与力度。首先,要服务数量庞大的中国出境公民,驻外使领馆缺乏人力。中国外交部在编人员约 9  000 人,但驻外使领馆的领事工作人员只有近 600 名,领事保护中心的编制仅 15 人。

按照 2015年中国出境 1.2 亿人次计算,平均每位领事官员要服务 83 万人次以上的中国公民;作为对比,美国每位领事官员负责的美国公民是 0.5 万人次,英国是 2.9 万人次,俄罗斯是 1.3 万人次,日本是 1 万人次。

  其次,海外安全事件数量多发、形式多样,事件的处置极耗精力。随着海外公民数量的增加,在人员配备不足的前提下,领保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倍增。仅 2017 年,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会同各有关部门,妥善处置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共约 7 万起。

  尤其当多地同时发生突发事件时,领事官员更是分身乏术。最后,中国外交预算逐年上涨。2017 年,外交部外交费用的总预算为 109.5 亿元人民币,比 2016 年增加了 17%,其中大部分要用于国际组织会费及国际维和支出,专门用于领事管理事务的经费只有 9 080.95 万元。

  综上所述,受人员不足、精力有限、预算限制三方面的制约,在大批中国企业与公民“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外交部门提供的领事保护能力愈发难以满足刚性的海外安全需求。

(三)民营安保公司补充官方力量

在中国海外安保实践中,行为主体往往是政府和国家,很少看到私营安保公司的身影。忽视民间力量对领保机制的替代和补充作用,使得中国海外安全产品不仅供给不足、供需失衡,而且路径不畅、缺乏呼应机制。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多方主体参与供给海外安全产品,市场与社会力量充分介入海外安全防护网络。以 1997年成立的美国黑水公司为代表,大批私营安保公司利用专业技能为海外企业提供安保服务。这类公司很大程度上代行了政府的职能,既能更高效便捷地完成安保工作,又能为政府节省开支,成为维护西方国家海外利益的重要补充力量。

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应支持中资私营安保公司的发展,鼓励其将海外业务拓展与国家安全需求相结合,从而成为官方安保力量的有益补充。私营安保行业属于“朝阳产业”,为中国民营安保“出海”提供发展机遇。近年来,随着市场意识的觉醒与国家政策的支持,民营安保公司开始显露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山东华威保安集团开创了中国保安公司走出国门的先河。

根据北京保安协会提供的数据,北京地区目前已有九家公司开展了海外安保业务,其中华信中安公司已成为国内唯一有能力开展海上武装护航业务的安保企业。

同时,中国民营安保公司起步晚、国内对其认识不深刻、推动其管理机制完善的力度不足等一系列因素都制约着民间安保力量的发挥。此外,安保相关业界并不重视对东道国是否允许中国民间安保企业进入的政策和风险研究,也成为私营安保企业走出去的局限。但是,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有理由相信一批有责任感、有胆识、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会挺身而出,组建并完善合乎国际要求、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安保企业,为维护我国海外利益安全做贡献。

(四)企业加强境外安全风险管理  

企业是中国“走出去”的主体,也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载体。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承揽境外项目时,对其中国籍员工同样负有保证其人身安全的义务。在境外企业员工遭遇重大安全风险特别是人员伤亡时,企业往往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企业形象也受到负面影响,甚至导致投资经营失败。

2009年,商务部、外交部发布的《防范和处置境外劳务事件的规定》中“谁派出、谁负责”和“属地”原则促使中国政府和企业加强了对海外安全问题的重视。

因此,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构建中,中国企业必须确立起境外安全风险主体的责任,把境外经营安全视为头等大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必须充分借鉴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成功经验,尽快摆脱境外风险管理“起步晚、时间短、经验少”的不利局面,在维护境外雇员安全方面真正地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此,企业应树立安全成本意识并应将安全成本纳入跨国经营管理过程中。安全成本属于安全经济学(Safe  Economics)的研究范畴。安全科学源于工业革命后社会对频发的安全事故的总结与分析,以经济学方法研究安全科学就是安全经济学。安全经济学指对安全、事故、损失、效益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的路径,遵循“安全投资的基本经济目的是使净效益最大”的基本原则。有学者指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安全效益=减损效益+增值效益+安全的社会效益(含政治效益)+安全的心理效益(情绪、心理等)。

  一方面,当企业将安全成本计入投资,如果某一地区的安全效益低下甚至为负时,即使投资欠发达地区的回报率通常高于投资发达地区,企业依然会理性地做出选择,及时退出该地市场;另一方面,当企业将安保支出纳入预算,采取经济手段有效降低预期安全风险时,企业在该地的安全效益反而上升,不会错失投资良机。

     企业防范海外安全风险,根本是要提高安全意识,然后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对企业自身来说,海外企业应自觉购买商业保险,有利于在企业遭受安全打击后尽可能挽回经济损失;应聘请专业安保公司,加强抵御小规模破坏的能力。例如,中铁十四局阿富汗项目部聘请了美国的专业安保公司来承担安保工作。

  对企业外部环境而言,企业之间应打破横向区隔,依据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成立互助组织,形成快速反应机制;应特别关注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在生产中注意环保、协调利益,防止与当地民众形成对立,引发本可避免的社会安全风险。只有通过多方面的主动行动,才能使中国海外企业的安全得到全面保障,以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落实。

  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优势与作用

在中国海外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私营安保公司、企业和保险公司都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华侨华人作为中国海外安保的重要一环,可以凭借其独特身份和优势弥补其他安保主体的局限与不足,与其他安保主体一同为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海外安保体系贡献力量。华侨华人是一个集人力、资本、文化、政治、科技、信息及网络等多种资源类型于一体的资源系统。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华侨华人是重要的支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侨团侨领则在凝聚华人华侨力量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整合作用。海外侨团作为中国海外安保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一)原乡情结与多元的身份认同  

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但不同代际的华侨华人群体对中国和住在国抱有不同程度的情感认同。老一辈华侨华人保留着关于原乡的集体记忆,因对故土的思念而“抱团”获取族群认同,拥有无法割舍的原乡情结;华侨华人中的新移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进步,增添了一份民族自信;相比之下,广大在海外出生与成长的第二、三代华人对中国的感情则较为淡薄,尤其是随着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侨团也逐渐本土化。

21 世纪的新生代华人更多地以住在国身份认同为主,华人身份认同次之,具有居住国优先的多元认同。“认同”即个人或群体的“归属感”, 华人复杂的身份认同具有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阶级认同等多重维度。

同华人参政议政一样,华人对中国与住在国的多元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虽然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但同样受到住在国对华人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制约。

一般而言,在民族观念较开放的国家,华人将倾向于适应并认同当地;反之,当华人不易融入当地或出现适应性问题时,则会强化对中国的认同。

在某些特定时刻,华侨华人的情感表达因感受到与祖(籍)国的强大联系而得到强化,通过海外侨团和华文媒体得以抒发,“恢复了褪色的记忆”。

例如,2013年初,针对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言论,全美中华青年联合会、美华国际青年商会、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等多家大型美国侨团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强烈谴责。

又如,2016 年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出台前后,数十家海外华文媒体强力发声,共同声援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无可争辩的主权;近百个国家两千余个侨团通过登报声援、发表声明、游说政要、举行座谈、游行示威等多种方式,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政府“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和主张。

然而,虽然家国情结促使广大华侨华人在维护中国国家统一、反对敌对分裂势力上体现出较强的国家认同,但不可否认“疆独”“藏独”等境外分裂势力也同样是华侨华人群体的一部分,这一“反华”的特殊群体需要与爱国的华侨华人群体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同时,正是由于“疆独”“藏独”等分裂势力的存在,当地华侨华人对于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例如,土耳其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枢纽国家,“疆独”问题一直是中土关系中迈不过的坎。

  一方面,土耳其华侨华人多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与中国新疆渊源颇深;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治依然保有明显的大突厥意识和伊斯兰主义倾向,再加上帮助反华的维吾尔族移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疆独”分子往往将土耳其视作避难所和活动基地,为地区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实践证明,发挥新疆籍华侨华人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分化削弱敌对分裂势力。在涉疆涉藏工作方面,要加强与新疆籍少数民族侨胞和藏族侨胞的联系,向他们介绍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展示疆藏地区发展状况;支持其建立爱国侨团,向其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等慰侨服务,壮大海外爱国友好力量。

(二)通达的政商关系网络

“关系”是华人社会中一种历史悠久的特有现象与特殊文化。

  它以儒家道德哲学为基石,强调与他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成为华人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价值观,对华人社会影响甚深。

  由此,亲疏远近不同的人际关系通过各种渠道相结合便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

  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社会关系,在海外,华侨华人通过组织侨团、参与社团活动,不断扩大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并形成大型华人社会网络圈;反过来,社会关系网络的巩固又有利于华侨华人利益的维护和侨团势力的发展。社会关系网络是华侨华人获取信息与资源、传递信号的重要媒介,也是提供便利、维护权益的重要社会资本。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即时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丰富了拓展人脉的方式,紧密了世界各地侨团之间及侨团与外界跨越物理距离的互动与沟通,重塑了华侨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华侨华人活络而通达的人际关系可以说不仅是一种优势,更是“找得上人,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华侨华人在海外深耕多年,通过侨团组织盘根错节地根植于住在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掌握着全球范围的人脉资源,编织出一张稠密、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

该网络不仅包括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广大侨胞、杰出侨领以及优秀侨商,还通达住在国政界与商界的高层人士。华侨华人与住在国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与深厚交情使其有能力、有实力联合官方与民间力量,应对海外安全事件,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与外交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安保体系建设。例如,2011 10 5 日,中国“华平号”和“玉兴 8 号”两艘商船在泰国境内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武装袭击,在中国政府和当地政府都由于事件涉及多国政府、军方甚至毒枭等多方力量而感到棘手时,当地华人为该案的处理发挥了巨大的协调作用。

又如,2015 6 月,华人刘先生、先生在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亚拉奎州(Yaracuy)的办事途中,因个人证件问题而被宪兵查捕。得到消息的亚拉奎州中华会馆主席梁焕年等侨领经过与当地警方领导沟通、尽力疏通关系,最终使两人在被送往法庭之前获得解救,免受检控。

再如,委内瑞拉委京中华会馆众委员为了侨胞的安全,凭着与军界的人脉关系,在当前严峻形势下请求国防部派宪兵驻守会馆门口及周边街道巡逻,给那些不良军警及贼匪以有力打击,有力地维护了附近华侨华人的人身安全。可见,关系的维系在于运作,优化的社会网络结构可以降低海外安全事件的沟通成本,特别是对于华侨华人,侨团侨领的政商关系为其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三)丰富的华文媒体资源

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而讲好故事有赖于借助好的国际传播平台。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华人世界沟通全球的重要媒介,海外华文媒体以华侨华人及住在国民众为直接受众,具有跨文化、跨国界、融通中外的优势。目前,全球共有华文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一千多家华文媒体,其中东南亚是华文媒体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体系最全的地区。

  海外华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感性认知,虽然并非完全与中国立场一致,但作为海外华社的支柱之一,华文媒体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向外传承的象征和中国侨务外交的重要平台。在引导正向舆论方面,  华文媒体对抹黑中国的不实报道进行严厉批驳,有利于改善西方舆论霸权下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平衡国际社会舆论。例如,2009 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时报》等部分西方媒体趁机对事实进行歪曲报道,此时,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

当住在国举行大选时,华文媒体可以利用其丰富的传播手段影响华人的投票意向,由此提高华侨华人群体在当地的政治地位。但在报道质量和实际宣传效果方面,华文媒体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甚至出现了负面的影响。印尼《呼声》月刊总编辑程子华和意大利欧洲商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杨光都曾指出,华文媒体质量低下且缺乏创新,多国华文报社出现人才荒,情况堪忧。

  对此,为了更好地利用华文媒体为中国营造出更加宽松友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应加强华文媒体之间、华文媒体与海外主流媒体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高华文媒体的竞争力和海外主流媒体的客观性;推进华文教育,为华文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一带一路”华文媒体协作网络,尽力化解“中国威胁论”等误解的负面舆论影响。

(四)熟谙社情民情

华侨华人游刃于中外社会之间并不断本土化,在融入住在国社会的过程中对其社情民情都有着更深的认识,是帮助中国全面了解住在国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知识化与专业化的上升趋势使得侨团中不乏各国各领域的精英人士,他们熟悉住在国政治和社会环境、历史宗教文化及法律法规,深谙当地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模式,懂得如何有效地融入当地社会。以美国华人精英社团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为例,自 1990 年成立以来,百人会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教材改革等美国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中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还专门撰写了一份《美中关系白皮书》向美国各界传达有益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信息。

此外,海外华商与住在国常年的商业往来使其熟悉当地社会风俗与民众需求,触角深入,对社情民情有着更准确的认识,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通过华商网络,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得到有效信息,入乡随俗,避免因经验不足或沟通不畅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甚至排挤。因此,来自华侨华人的建议对于中国企业安全“走出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侨团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五)语言文化优势

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新华侨华人,掌握双重或多重语言系统,拥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背景,在中国与住在国的互动中具有显著的智力优势。一方面,华侨华人长期居住在海外,对住在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有客观的了解与认识。

同时,与中国国内公民对当地的不熟悉相比,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程度日益加深,与当地人的联系更加方便与深入。另一方面,老一辈华侨华人和新移民基于亲情与文化渊源,对中国以及从中国走出去的国民怀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而华人新生代虽然受当地文化熏陶,在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更趋向于认同住在国,但他们并不排斥中华文化,从正面的角度看,华人新生代也逐渐掌握了当地语言,为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华侨华人可以凭借其语言优势和专业知识为各方提供翻译、中介、法律咨询、医疗援助等服务,在提示安全风险、推动民间交流、化解对华偏见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借助华侨华人独特的语言文化优势,以侨为桥,能够更好地沟通中国与世界。支持侨团文化建设,培养熟悉两国国情及语言的人才,重视海外华文媒体、华文教育的发展,开展全方位的华文教育,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增强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支持与理解。同时也要注意到,有一部分华人由于住在国政治或社会因素,即使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化,依然只愿意与中国保持纯粹的经济利益关系,避免因与中国的关系过于紧密而给自身在驻在国的发展带来风险。

  加强海外侨团“安全杠杆”作用的建议  

当前,面对着日趋严峻的海外安全形势,广大华侨华人结合自身的优势和潜能,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构建中去。充分发挥侨团的“安全杠杆”作用,需要中国政府、海外侨团、侨企、住在国政府及社会等多方协力共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搭建信息网络、完善服务平台等。

(一)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

为华人华侨服务的侨务工作同海外侨情的契合度,是评判其对侨团参与“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构建支持力的重要尺度。2016 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6-2020 年)》,强调“十三五”时期侨务工作要以“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为主题,以推动侨务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主线。

  而早在1995 年确立的“大侨务”理念,即站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域的狭隘眼光,整合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广泛开展各领域交流活动,共同做好华侨华人工作,用以指导新形势下的侨务工作仍具有突出意义。在“大侨务”观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纵横联动、共同发展的侨务工作格局,需要做到: 首先,建立健全“大侨务”工作机制,整合成立“大侨务”部门。一方面,全国各级政府侨务部门之间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综合协调。2017 年国侨办接入国家政务内网系统,逐步实现与各地政府侨务部门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继续推介中国侨网和“侨宝”移动客户端,推进信息一体化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侨务部门要善借外力,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合作、形成工作合力。侨务工作涉及面广、政治性强,实际工作中一些问题侨务部门独自难以解决,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参与、提供帮助。

其次,加强和谐侨团建设。侨务工作的主体在海外,优势也在海外,海外侨团的发展状况是侨务工作能否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以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等世界性机制化会议为牵引的和谐侨团建设是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借助海外侨团的力量,既可以及时了解、掌握住在国的社情民情及“一带一路”在当地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够对住在国开展民间交往和战略宣传,准确传达“一带一路”的内涵,使“一带一路”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

再次,建立侨团信息数据库,搭建信息共享平台。鉴于目前国内尚无完整、统一、权威的海外侨团基础统计资料,对侨团信息的分散掌握不利于侨务工作的统筹,因此建议由国侨办牵头,协调外交部等部门,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基础上,聘请专业机构或组织专家学者,全面调研并集中梳理海外侨团的详细情况,包括名录、数量、分布、类型、组织架构、成员组成、主要负责人、联系方式等,初步建成全球华侨华人社团信息数据库。

之后,可进一步建成海外华商产业数据库、海外新兴专业侨团数据库等,与侨务工作的各方面实现精准对接。此外,依托侨团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全面性,由使领馆牵头定期举办安全形势研讨会,对住在国安全环境进行系统研判,搭建“一带一路”安全信息发布平台,提醒沿线民众实时掌握安全动态。

最后,建立健全侨团长效化联系机制,搭建海外安全顾问网络。在华侨华人聚集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密切与主要海外侨团的沟通联络,将曾对接过的侨团纳入长效联系机制,跟踪掌握其发展具体情况并健全数据库资料;在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海外侨务工作联络处,并在该国侨团中遴选 1 2 个专业侨团作为中国海外安全及其他方面的顾问,之后由点带面,逐步辐射全球,形成完整的安全顾问网络。

 (二)支持侨团自我建设

在侨务部门的引导、支持和帮扶下,海外侨团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其自我建设、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生功能。首先,着力培养侨团领导骨干及后备人才。一是选拔培训一批专业知识丰富、工作热情高涨、有责任有担当的中青年侨领,作为侨团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二是吸纳青年英才,关注“四有”(政治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专业上有造诣、社会上有地位)人士,作为侨团人脉网络的重点对象;三是加强新生代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交流,为侨团的新陈代谢培育接班人。此外,紧跟时代潮流,借助新媒体手段,开发或利用已有的网页和移动客户端,共享侨务信息,实现“侨团+互联网”发展。

“独木不成林”,个体的力量是薄弱的,因而华侨华人聚合而形成社团谋求抱团求存;单个侨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而需要加强侨团之间的横向协作互动。抱团发展的华侨华人社会能够凝聚共识、统一行动,更容易与中国进行互动和资源整合,也更有利于推举华人进入当地政坛,增强侨团的实力和话语权;而“碎片化”存在的各个侨团则难以形成合力,进而难以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发挥支撑作用。因此,立足当前,可通过招商宣介会、智库论坛等交流活动加强社团互动,推动海外侨团形成规模效应,优化完善侨团的组织架构,进而引导海外华侨华人在住在国发挥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作用。 

除了侨团的自我建设外,还应推动“侨团与侨企共建”,拓展侨团建设工作的新领域,实现侨团与侨商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沿线侨商侨企众多,财富积累充足、经济实力雄厚,而侨团因汇集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而人脉广、信息获取便利,优势互补是二者深度合作、融合发展的基础。实现侨团侨企共商共建共享,首先要建立侨团与侨企的联络机制。通过组织团企互访及联合举办双向研讨会等方式,推动海外各地侨团与侨企结成共建对子,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其次,侨团与侨企互为顾问。侨企当好侨团的“管理顾问”,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往往较公益性组织的工作模式更为高效,可以指导侨团改进管理方式;侨团当好侨企的“风险顾问”,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评估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形势,为侨企的投资出谋划策。例如,巴西华商总会为了充分维护华商的合法利益,成立了“巴西华商总会法律援助小组”,为需要法律援助的旅巴华商提供无偿服务。

  最后,侨团侨企结对联动,全面实现资源优化组合,形成良性互动。侨企可以利用侨团的专业人才理清发展思路,同时出资为侨团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设立基金,提高海外侨团建设“一带一路”的成效。

(三)完善“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服务平台

“海外华侨华人互助中心”(以下简称“华助中心”)作为国侨办“海外惠侨工程”八大计划之一,是立足华社、面向全侨、各方参与、侨胞自办、依法运营、政府支持的民间非盈利性为侨服务机构。自 2015 年首批“华助中心”陆续落地至今,国侨办已支持有实力、有能力、有公信力的侨团在海外 40 个国家建立了60 家“华助中心”。

同时,由“华助基金”、求助热线、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法律援助队伍、义工队伍和巡逻队、救火队、救护队等构成的配套公共服务体系也逐步完善。

至此,以“华助中心”和华人服务机构为依托的海外为侨服务平

台初步建成。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的、覆盖面广的海外华侨服务平台,需要支持海外侨团与“华助中心”网站建设与联通,依托中心开展各类惠侨项目,引导当地侨团积极参与,增强现有“华助中心”护侨助侨能力。首先,丰富为侨服务内容,采取多种为侨服务举措。例如,开设法律咨询窗口,为遇袭遇害遇难侨胞提供紧急救援等。

其次,搭建为侨服务资源立体网络,以解决各类诉求。一方面,邀请社会各界及其他侨团参与互动以期获得行动支持,形成侨团之间横向联动;另一方面,拓展与当地政府的联系,实现侨团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纵向协调。以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华助中心”)为例,在当地社会治安常年不靖的情况下,中心坚持与当地政府、警方和司法部门协作的工作方式,促成当地建立起治安巡逻、快速反应和联动处置机制,从而有效打击暴力犯罪并为中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在普马兰加省,当地警民中心通过与该省警民合作论坛(CPF)签署合作备忘录,历史性地成为这一与当地警方平级且具有问责权的南非官方组织的正式成员,开启官方机构与“华助中心”共同构建治安联防体系的新时期。

最后,在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处理领保业务时,“华助中心”主动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帮助与支持,是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有机延伸,为中国海外安保体系构建贡献了力量。

 

(四)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近年来,中国部分驻外使领馆借助海外社会力量,试点建立领保联络员及安全联防机制,初步建立起以友好侨团为主要力量的境外安全保护工作队伍,丰富了领事保护手段。例如,2016 年年底,驻墨西哥蒂华纳总领馆、侨团和当地警察局、移民局等政府部门制定了“三方联防机制”,各方制定紧急联络人,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快速取得沟通,启动紧急联络机制,及时解决问题。至今,“三方联防机制”已经解决相关的问题或案件约五次(件),发挥群防群治作用,在应对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安全问题及保护其合法权益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海外安全联防机制主要包括“人防”“物防”和“技防”。针对“走出去”的企业与华侨华人,“人防”要求加大安保人力的投入,包括当地安保、当地军警武装、中方安保、西方安保等;“物防”要求加大境外安保经费投入,根据社会专业机构对项目风险等级的评估,建设营地;“技防”要求配备通信、报警、门禁、监控等各种安保设备、设施。

此外,华侨华人应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企业应加大安全应对培训,做到内保与联防相结合,以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结语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升温,华侨华人社团的规模与影响也在持续扩大。广大海外侨团既是中国侨务工作的服务对象,又是极为重要的支持力量;既是“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受益者、共享者,也是助力者和共建者。侨团作为中国海外安保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构建安保体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在现有举措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以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构建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另外,应注意华侨华人作用的两面性,在处理涉侨事务时要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意识,与他国合作时避免让该群体在祖(籍)国与住在国中做出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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