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首页 ->> 学术论丛 ->> 华人华侨 ->>
“罗兴伽”的污名化———缅甸“罗兴伽”问题的文化过程

 “罗兴伽”的污名化———缅甸“罗兴伽”问题的文化过程

[缅甸]伍庆祥(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缅甸“罗兴伽”问题自2012年爆发以来愈演愈烈,2017年甚至升级到“恐怖袭击”和“种族清洗”的层而。口前,针对缅甸“罗兴伽”问题的解读,学界主要侧重于引发冲突的历史结构因素

以及缅甸方而对“罗兴伽”人的“迫害性”行动。但是,在结构与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关键的文化解读过程。通过长期的田野观察及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缅甸人对“罗兴伽”人的文化解读即污名化过程是造成“罗兴伽”人与缅甸人的历史结构矛盾转变为缅甸人反对“罗兴伽”的社会行动的关键性过程。

关键词:罗兴伽;缅甸;污名化;文化过程

    缅甸“罗兴伽”`} ( Rohingya)冲突自2012年爆发以来愈演愈烈,2017年甚至升级到“恐怖袭击”②和“种族清洗”③的层面。关于“罗兴伽”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有两条主要路径:一是讨论“罗兴伽”问题产生的历史结构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英殖民者是造成“罗兴伽”问题的主要原因,ca还有学者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根本原因是两个群体之间为争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z}虽然,殖民历史所带来的缅甸人口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导致若开邦“罗兴伽”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却无法解释若开邦之外的“反罗兴伽运动”原医卜一“罗兴伽”冲突主要发生在若开邦,但“反罗兴伽运动”却发生在缅甸全国范围之内。①可见,殖民带来的历史结构因素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且,上述研究关于若开邦社会结构矛盾方面的资料大多侧重于早期的情况,而缺少对当今若开社会结构的考察。

    二是,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来解读缅甸政府政策对“罗兴伽”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带来的影响。C37有日本学者认为,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启动的民主化进程与“罗兴伽”问题的产生有密切关系,民主派和军方为获得广大佛教徒的支持而选择沉默或鼓励,是“罗兴伽”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有中国学者在肯定内部的历史与政治因素后,指出外部政治因素使“罗兴伽”问题的边界模糊化,并进一步成为国际政治势力影响缅甸的手段及工具。[5]然而,这些内部和外部的政治因素都是导致“罗兴伽”问题持续和升级的原因之一,政客们的策略并非是“罗兴伽”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对“罗兴伽”问题发生后对其的利用。关于,缅甸政府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各种不公平政策如“1982年公民法”和行动如“龙王计划”等,[6]也均是对“罗兴伽”问题的反应而不是原因。而且,这种纯理性的工具论的分析路径,忽略了缅甸政治领袖都是佛教徒这一大前提。在“罗兴伽”问题上,宗教文化和情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同时这种论断也忽略了该议题本质上是宗教-民族问题而非表面的政治或外交问题的事实。此外,这种研究路径对政策和行动的描述也侧重于早期的政策和发生在若开邦的具体冲突行为,缺少了对“罗兴伽”问题爆发后的新政策的制定和若开邦之外的社会集体行动的观察和分析。

    “罗兴伽”问题的产生可从结构矛盾一文化解读一社会行动3个阶段来理解。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结构矛盾的第一个阶段和社会行动的第三个阶段,忽略了从结构矛盾转入到社会行动的文化解读过程。笔者经过在缅甸的长期田野观察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分析发现,缅甸社会对于“罗兴伽”和“穆斯林”的文化解读即污名化过程,是造成“罗兴伽”人与缅甸人的历史结构矛盾转变为缅甸人反对“罗兴伽”的社会行动的关键性过程。基于这样的发现,本文将在充分重视若开邦现有的社会结构矛盾下,讨论引发“罗兴伽”问题的污名化过程,并考察在污名化过程中的具体社会行动。

一、当代若开与“罗兴伽”的结构矛盾

    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与孟加拉国和印度接壤的地区,历史上曾建立过长期独立于“缅甸”王朝的政权,并且与印度次大陆有着频繁、广泛的交流关系。缅甸学者埃谦(Aye Chan)认为,若开王国与文化是在引进了印度的政治、社会体制、文学思想、雕刻艺术之后建立的。妙乌王朝(公元1430-1785)时期,若开与印度东部即今天的孟加拉交流更为密切,并曾统治吉大港的“孟加拉十二市镇”。为取得当地人民的认可,共有13位妙乌国王还接受了穆斯林的封号,并将其铸刻在硬币上。00可见,若开与孟加拉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两个地区的人民长期杂居在一起,早期的若开人虽然主要信仰佛教但并不排斥伊斯兰教。

    另一位缅甸学者敏登(Myint Thein)认为,孟加拉的穆斯林大规模进入若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若开统治“孟加拉十二市镇”时期,大量穆斯林战俘作为奴隶被带到若开从事农业劳动;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葡萄牙在当地的奴隶买卖和英殖民时期对农业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吸引了穆斯林移民东来;第三个阶段是,1937年英殖民政府决定印缅分治的政策导致吉大港的穆斯林再一次大规模迁入若开。他认为若开与孟加拉于1942年首次发生冲突的原因就是英殖民政府给予印度人移居若开的权利,挤占了若开族的土地资源所致。[A]除了历史原因之外,理解2012年以来的新一轮“罗兴伽”冲突,还需要对当代若开以及缅甸人口与宗教分布进行更全面的分析。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缅甸于2014年进行了全国人口统计,统计结果在2016年陆续公布。①根据最新的统计报告,缅甸全国人口为51}486}253人,②若开邦人口为3}188}807人,占全国人口的6.2%。和1973年和1983年的人口统计数据相比,不论是缅甸全国人口还是若开邦人口都保持稳定且一致的增长趋势,若开邦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没有出现大幅的变动。

    在宗教信仰分布上,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缅甸信仰人口最多的3个宗教。通过与1973年和1983年的数据比较,40年来3个宗教的信仰人口在全国比例中也表现稳定,佛教信徒始终占有最大比例并且与基督教人口、穆斯林人口有极大的差距。2014年的统计显示,佛教人口下降了1.5%,基督教人口增长1.3 %,穆斯林人口增长0.4%。可见,在全国范围内,穆斯林人口在40年来的增加并不显著,即便增加了若开邦109万未能被统计的穆斯林人口,也只是从2.3%增加到了4.3%,依然少于基督教人口的6.2%,且基督教人口与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依然没有影响佛教人口作为“绝大多数”的比例。

    虽然,全国范围内的穆斯林人口增长并不明显,但在若开邦内却非常显著。根据2014年的人口调查报告,由于拒绝以政府所承认的民族名称登记,若开估计有109万人(均为穆斯林)未能被统计进人口调查报告中。因此,将未能统计人口加入后,2014年若开的穆斯林人口就从28 731人增加到1}118}731人,穆斯林在若开邦的比例从1.4%上升至35 %,并且占全国穆斯林的49.9%,而若开邦的佛教人口就从%.2%下降至 63.3%(见表3)。若开邦的穆斯林在缅甸全国各省邦中的人口和比例均排名第一。如再进一步考察若开邦的冲突核心地区貌都(Maungdaw),人口结构矛盾就更加明显。

    貌都位于若开邦最北端与孟加拉国接壤之处,是2012年以来“罗兴伽”冲突最为激烈之地。根据缅甸学者敏登提供的数据,1921年貌都的穆斯林人口为68 035人,1986年增加到264 507人。[9]而若开邦政府于20177月公布的貌都人口数据显示,貌都穆斯林己增加到740 661人,占貌都总人口817 486人的90.6%,是貌都人口最高的群体,貌都也成为若开邦穆斯林人口最高的地区。而若开族作为若开邦的主体民族,虽然在全邦人口中占57.9% (1}757}215),但在貌都地区仅占4.8% (39424)。貌都人口占若开邦人口3}034}813人的26.9%,共有超过13个民族群体生活在貌都和整个若开邦,也就是说貌都的“罗兴伽”穆斯林人口己经超过其他13个被缅甸认定为“原住民”的总和。根据以上各个层次的数据统讳“罗兴伽”与穆斯林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并未显著增长,但在若开邦特别是目前冲突的核心地带貌都,庞大的“罗兴伽”人口己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人口结构格局,对若开族造成了宗教、民族、生存的威肋、。但是,单纯的人口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若开邦发生的宗教一民族冲突的原因。首先,人口结构“失衡”只表现在若开邦,并没有发生在全国范围内,而“反罗兴伽”运动却是全国性的。例如,位于缅甸东部的掸邦,佛教徒占81.7 %,穆斯林仅占1.0%,其东北部掸族和华人聚居地的腊戍市2013年也同样发生了“反罗兴伽”①的集体暴力行为。其次,在若开邦北部同样与印度接壤的钦邦,基督教人口占全邦人口的85.4%,佛教人口仅为13.0%,但钦邦却没有发生类似冲突。原因在于人们解读若开邦的“罗兴伽”穆斯林与钦邦基督徒的方式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信仰基督教的钦族被认为是缅甸的原住民,而“罗兴伽”被视为具有“侵略性”的外来民族。因此,若开邦的人口结构矛盾与缅甸全国性的“反罗兴伽”运动之间还存在着至关重要的文化过程—即对“罗兴伽”的污名化。

二、对“罗兴伽”的污名化

    2017919,缅甸国务资政杜昂山素季就“罗兴伽”问题发表演讲时表示“仇‘限和恐‘嗅是我们世界的主要祸害。所有的冲突是出于仇恨或出于恐惧而产生的。只有消除仇恨和恐惧的根源,我们才能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世界中消除冲突。;  [II」那么,若开人/缅甸人对“罗兴伽”的“仇恨和恐惧’,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中国学者提出,仇限是殖民主义留下的毒瘤。12]然而,正如若开邦的人口结构矛盾无法完全解释缅甸全国性的“反罗兴伽”运动一样,英殖民的历史因素对今天冲突的解释力也同样不够。

    有学者根据博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对当前缅甸社会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隔阂进行了测量,发现缅甸社会对穆斯林的距离是最高的,表明缅甸的宗教冲突是不同宗教群体间心理距离的具体表现。00那么这些心理距离是如何产生的呢?一些学者发现了“罗兴伽”问题中的叙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缅甸人将伊斯兰教以及缅甸穆斯林刻画为一种对缅甸“种族和宗教”的潜在威肋、和“可怕的他者”,这为歧视和暴力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但学者们同时也发现另一种有别于“暴力叙事”的“宗教间和谐共处的记忆”叙事。[14]还有学者发现在“罗兴伽”问题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我们US他们”的二元叙事方式。[IS]这些叙事毫无疑问是理解“罗兴伽”问题中若开人/缅甸人对“罗兴伽”群体认知的重要材料,但这些叙事都是认知的表现而不是认知产生的原因。有学者将“穆斯林男性是佛教徒女性的威肋、’,的谣言叙事归为殖民时期的社会和法律规范造成的。[16]这就使研究再一次返回到英殖民的历史因素中去,而无视缅甸特有的佛教文化和当代缅甸佛教徒对伊斯兰教形象的主观建构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缅甸人对“罗兴伽”人的认知和表现是一种“污名化”的“文化过程”。

    所谓“文化过程”是指在结构环境中主体间意义建构、分类和共享的实践,这些过程塑造了日常的行为互动,它既是日常化的也是习惯化的。[I7]污名化是文化过程中的类型之一。戈夫曼于1963年将污名定义为“败坏的名声”,[I A]后来污名被扩展为贴标签、负面刻板印象、隔离、歧视等要素的集合,而污名化过程就是对身份、差异等进行符号定性和负面资格认证的过程。19]污名化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缅甸人对“罗兴伽”的认知是如何产生的,并作用于具体的行动上来的分析路径。

    缅甸佛教文化的嵌入性、缅甸与孟加拉穆斯林的历史关系互动以及近几年来国际社会的“恐伊症”,共同建构了缅甸佛教徒社会对“罗兴伽”穆斯林的污名化。首先,缅甸自1044年建立首个缅族王国蒲甘王朝始,上座部佛教就成为缅甸的国教,佛教文化嵌入在缅甸社会的方方面面,缅甸语、缅甸文、缅甸传统节日、生活习俗与思维模式都深深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同时,僧侣不仅具有神圣、道德和知识分子的地位象征,并且有着悠久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入世传统。自1044年以来,在影响缅甸的国家大事上,如治国、和谈、反殖民、民主运动等活动,僧侣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加上自独立以来缅甸政府“独尊佛教”①的政策,也使僧侣将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视为己任,将佛教和缅族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体。因此,当穆斯林在若开出现大幅增长时,‘佛教一民族主义者”自然产生了抵制的文化反应。其次,正如上文提到,若开的妙乌王朝曾一度强大到统治“孟加拉十二市镇”,首批大规模进入若开的孟加拉穆斯林是作为奴隶被带进来的。直至今无“罗兴伽”人在若开依然从事最低端的工作,散布在全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大多经济情况和教育水平较为低下。因此,包括若开在内的缅甸社会对穆斯林多少都带着歧视的眼光。最后,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反复出现的借用伊斯兰教名义的恐怖组织,如“基地组织,、“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等发动恐怖活动的新闻,以及周边国家如泰国南部的“伊斯兰化”等,使缅甸社会普遍将穆斯林视为一种“恐怖的威肋、”。缅甸社会对“罗兴伽”的污名化就是在这3个因素下产生的,具体表现在“民族”和“宗教”两个方面。

    对伊斯兰的定性是缅甸社会对“罗兴伽”及穆斯林污名化的第一步。伊斯兰被缅甸社会认为是一个具有“野心”和“侵略性”的宗教。如,缅甸穆斯林用‘`786来作为穆斯林的标志,这实际是根据古兰经中“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一句的阿拉伯数字的转写,但被缅甸佛教徒广泛解读为786相加得21,意指穆斯林将在21世纪统治全世界。而对“罗兴伽”民族的分类是缅甸社会对“罗兴伽”污名化的第二发‘若开”在巴利语中为“守护民族的人”,而“罗兴伽”在孟加拉语中指“若开人”(“罗兴”是若开的旧称)。因此,从民族保护的角度出发,若开人和缅族人都无法接受“罗兴伽”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而将其定性为外来的“孟加拉人”(Bengali)Czol( Bengali) o

    当“罗兴伽”穆斯林被披上“侵略者”和“外来者”的特征后,其各种生活行为就都被视为具有宗教和民族侵蚀的意义了。例如,“罗兴伽”人根据古兰经传统可娶4名妻子的习俗,被认为是对缅族佛教妇女有目的的同化行丸“罗兴伽”人由于妻室多,生育儿女也多,这也被认为是一种人口侵略的行为。穆斯林在盛大宗教节日有宰牛祭祀的仪式,这被解读为穆斯林“残忍嗜血”。由于清真寺不允许非穆斯林随意进入,因此又产生了在清真寺内有各种侮辱佛教的行为的谣言,如将佛塔图像印在地板上任人“践踏”。甚至“罗兴伽,‘移居”若开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宗教政治的“阴谋”:填补自孟加拉连接泰国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带”的唯一空缺和建立“大孟加拉国”的重要步骤。因为,这些对“罗兴伽”群体和宗教信仰上的污名化罗兴伽”和穆斯林在个人层面上也被解读为“应尽量避免接触”的人。

    2012年发生的第一场冲突就能看出污名化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2012528,几名“罗兴伽人”将一名若开妇女强暴并杀害,这起个人的刑事案件被认为是对若开民族的清洗而被迅速传播开来,63300多名情绪激动的若开民众在一长途汽车站袭击了载满外地穆斯林的巴士,造成车上10名宗教人士全部死亡,随后若开与穆斯林两个群体展开互相报复,冲突蔓延至若开各地。}z o类似的例子还发生在若开邦之外,2013320,在缅甸中部城市密铁拉3名缅族妇女在一家穆斯林金店因变卖首饰的价格产生纠纷,当天下午就有约200名缅族人开始对穆斯林经营的金店进行打砸抢烧,随之两个群体爆发冲突。囚2013528,缅甸北部城市腊戍,一名穆

斯林烧伤了一名卖汽油的掸族女子后,当晚大量愤怒的群众对穆斯林商店进行了打砸抢,并烧毁了一所穆斯林孤儿院,冲突延续至第二天。

    综上所述,由于佛教文化的嵌入性、与孟加拉的历史互动关系及国际上各类恐怖组织的事件,缅甸社会对穆斯林群体产生了一种污名化的过程。通过上述3个发生在若开邦和若开邦之外的具体冲突案例可发现,在污名化的作用下,一起个人的纠纷或刑事犯罪都被解读为一个宗教民族群体对另一个宗教民族群体的蓄意伤害,使“受害者”获得了报复“凶手”的合法性,导致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大规模暴力冲突。除了这些可见的暴力行为外,污名化也在缅甸催生出一些制度性的行动—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如(y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法》、‘选举法”系列和“四项种族保护法”等的制定。虽然,包括华人华侨与其他南亚裔等生活在缅甸的“外来群体”也受到了这些法律的影响,但从这些法律的制定时间和内容来看主要是针对“罗兴伽”人的。如,《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法》是1978年缅甸政府在若开邦,进行代号“龙王行动”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导致了10多万“罗兴伽”人逃离出境后制定的。‘选举法”系列中的《政党注册法第二修正法》和“四项种族保护法”是随着“罗兴伽”事件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出台的。

三、污名化的制度性行动

    目前,缅甸赋予公民身份的法律依据是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时期(1962-1988)出台的《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法》,该法于1982年出台,因此也被普遍称为“1982年公民法”。该法将公民分为公民、客籍公民和准公民3种,并规定只有在1823年前将缅甸作为长居国的克钦、克耶、克伦、钦、孟、缅、若开和掸8大民族及其分支视为原住民,原住民是自然的公民。而不在该名单的群体,根据一些条件只能先获得客籍公民和准公民身份,并在其第三代后代才能获得公民身份,但依然不属于原住民。

    1823年,英国向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将若开纳入英属印度统治之下,最后英国人在1885年侵占了缅甸全国。缅甸社会普遍将“罗兴伽”人视为是英殖民者在殖民战争后带来的孟加拉裔穆斯林,因此“1982年公民法”将1823年作为区分是否原住民的先决条伟“罗兴伽”人因此被排斥在缅甸原住民和公民大家庭之外,成为无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的群体。根据2014年缅甸的人口普查数据,若开邦没有持任何身份证件的人数达到60多万人(见表5),但同时又估计有109万人拒绝接受人口普查,因此可以判断若开邦无证的人数应该在100万以上。如果“罗兴伽”人希望获得某一种合法身份,就需要放弃“罗兴伽”之名,接受缅甸官方认定的“孟加拉裔”的民族分类,而一旦接受“孟加拉裔”的身份,就意味着接受了自己次于若开等原住民和公民的二等身份,即便“罗兴伽”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身份,在实际操作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z3]"1982年公民法”是缅甸政府和社会对“罗兴伽”污名化的制度化体现,通过这项法律完成了对“罗兴伽”作为“他者”的分类,不仅加强了社会对这种分类的认知,也为缅甸社会提供了“反罗兴伽”的合法性依据。在缅甸全国的人口与出入境管理部门内都会张贴这样一个标语:“地吞人,人不灭;人吞人,人才灭”,这个标语充分表达了缅甸对外来人口的担忧。

    是否具有原住民身份,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获得什么样的公民身份,而不同的公民身份又会决定其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不同的权利,其中对参政的影响最为明显。201038,缅甸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的选举法,包括《人民院选举法》、《民族院选举法乡、《省邦议院选举法》和《政党注册法》等。在人民院、民族院和省邦议院选举法的第8(B)款都规定,只有父母和本人都持有公民证的公民才有被选举权;10(M)款规定,客籍公民和准公民没有被选举权。而在((}}C党注册法》中,第4(A)款规定,持有公民证、客籍公民证、准公民证和临时证者都可成立政党;10(A)款也规定,持有公民证、客籍公民证、准公民证和临时证者都可参加政党。然而,2014930出台的《政党注册法第二修正法》将第2条修改为只有公民可成立政党;4条修改为只有公民和准公民可参加政党。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性行动,客籍公民和准公民只剩下选举权,没有被选举权和成立政党权,准公民可参加政党但客籍公民没有参加政党权,而原来的临时证持有者就没有任何参政权了。由于这一系列的“歧视性”法律罗兴伽”人即便接受了缅甸官方所给予的“孟加拉裔”的身份,其都无法获得与原住民和公民同等的参政权利。

如果说“1982年公民法”是对“罗兴伽”在身份上进行污名化的制度化体现,这一系列的选举法则是对“罗兴伽”在具体权利上实施污名化的制度化体现,即强化了缅甸社会对“外来者”的排斥。

    随着若开的“罗兴伽”问题不断升级,2015年缅甸又出台4项被统称为民族保护法的法律,即《人口增长控制医护法》、《宗教信仰变更法》、《缅甸佛教妇女特别婚姻法》、《一夫一妻法》。这4项法律由缅甸种族、宗教、弘法保护组织(MaBaTa)①起草,并在议会上通过。

    《人口增长控制医护法》规定省邦政府在各自管辖区内根据人口增长情况,可实行己生育有一胎的夫妻在相隔36个月后,才能进行生育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法目前仅在若开邦内实行。

    《一夫一妻法》规定,所有生活在缅甸境内的人(不论是否公民)、所有生活在境外的缅甸公民,不论信仰何种宗教均必须遵守一夫一妻制。由于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男子娶4名妻子,而这又被认为是“罗兴伽”人的一种人口侵略策略,因此《一夫一妻法》和《人口增长控制医护法》实际上都是缅甸佛教徒试图遏制“罗兴伽”人“阴谋”的一种手段。

    根据《宗教信仰变更法》的规定,所有人均有权根据个人的意愿变更宗教信仰或是无神论,但必须年满18岁,并向所在城区宗教信仰变更委员会申请并经过相关宗教领袖的“鉴定”后才能变更。这一法令出台背后的逻辑是,缅甸存在着佛教徒在其他宗教信仰者(即穆斯林)的“引%',‘胁迫”或其他“非正常情况”下改信伊斯兰教的风险。

    (}}甸佛教妇女特别婚姻法》是针对持缅甸公民证的佛教徒妇女与非佛教徒男子结婚时,有关结婚、离婚、财产分割、遗产继承、子女抚育等事宜的法律。法律规定,佛教徒妇女与非佛教徒男子结婚,需向相关城区官员申请,申请期间任何人都有权对该婚事提出抗议,经过审核后相关官员可允许两人成婚。婚后非佛教徒丈夫不得干扰妻子的信仰,必须允许子女自由选择信仰,如违反该条规定,妻子可申请离婚,丈夫必须放弃夫妻共有财产并向妻子赔偿,子女抚养权归母亲,由父亲负担未成年儿女的抚养费用。有关遗产继承等所有相关事务,不论男子信仰何种宗教均必须按照缅甸习俗处理。这部法律的逻辑是缅甸佛教徒妇女与非佛教徒(主要指穆斯林)结婚有可能是不正常的(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对该婚事提出抗议),结婚后宗教信仰有可能受到压迫或不自由,而且强调缅甸习俗应该高于所有其他宗教习俗。佛教作为缅甸第一大宗教,佛教信仰人口占全国人口87.9%,缅甸政府专门为佛教徒妇女与非佛教徒通婚而制定法律,但却没有为其他非佛教徒妇女(如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制定同样的法律,显示出该法律的倾向}h}《宗教信仰变更法》和(`面甸佛教妇女特别婚姻法》均体现了缅甸当局对佛教徒对被穆斯林“阴谋同化”的担忧。

    虽然这4项法律的部分内容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义,如对人口增长过高的地区实行计划生育和一夫一妻制,但其内容和实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控制若开邦人口增长”和“保护佛教徒妇女”,其背后是对“罗兴伽”群体的“人口增长策略’、“同化策略“和“欺压佛教徒”的恐惧和防范—污名化过程在起作用。这也是为何这4部法律被统称为“四项种族保护法”的原因。

"1982年公民法”和系列选举法对“罗兴伽”身份的污名化,限制了“罗兴伽”人融入缅甸社会的种种权利,而“四项民族保护法”则加强、制度化了对该群体的污名化过程。从“1982年公民法”到2010年出台的系列选举法,缅甸社会在制度层面上对“罗兴伽”完成了从身份到具体权利的分类,这为2012年开启的暴力冲突埋下了伏笔,而在冲突爆发后陆续出台的《政党注册法第二修正法》和“四项民族保护法”则进一步加剧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发生。

结论

    本文通过把“罗兴伽”问题的发生分解为结构矛盾一文化解读一社会行动3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若开邦虽然存在着明显的人口结构失衡,但冲突爆发的原因并非“罗兴伽”人口的大幅增长,而是在于若开人如何看待日益增长的“罗兴伽”人;若开邦的人口结构矛盾也无法解释若开邦之外全国性的“反罗兴伽”运动,究其原因是缅甸社会共享了一套针对“罗兴伽”人的“意义体系”,即污名化的文化过程。在社会行动方面,缅甸政府在污名化作用下采取了一些制度性行动,这些制度性行动又反过来加强了污名化的过程,导致两个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不断升级。

    缅甸政府和社会在对“罗兴伽”群体进行污名化的过程中,“罗兴伽”对污名化的反应和行动也值得关注。梳理2012年以来发生的暴力冲突事件,可以发现最初几年的冲突都依据一定的模式发生:由于个人层面的刑事犯罪或纠纷,导致缅甸社会“率先”向“罗兴伽”/穆斯林发起群体性暴力行为,随之引发两个群体之间长期的报复行为。然而,自2016年开始,该模式发生了转变‘罗兴伽”群体以“恐怖组织”的形式—成立了“若开罗兴伽拯救军‘} Arakan Rohingya Salvation Army } AR-SA),主动向缅甸社会和军方/警方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大量的军/警及平民的伤亡。

    可见,污名化过程在“罗兴伽”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污名化使缅甸社会对“罗兴伽”进行了歧视性的排斥和敌对,而“罗兴伽”对污名化的激进反应又似乎证明了缅甸社会对“罗兴伽”污名化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目前,缅甸“罗兴伽”的案例表明,对“他者”的污名化不仅没有实现对“我群”的保护,反而使“他者”和“我群”都置于不断循环的“仇恨与恐惧”之中。

CopyRight@ 福建社会科学院  闽ICP备05005786号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柳河路十八号 邮编:350001

闽公网安备 350102020005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