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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分析视角下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 及其借鉴

 外交政策分析视角下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 及其借鉴

何思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2016 级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郑和七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与亚非国家和平交往的典范,宗教作为重要的外交资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梳理郑和外交的环境、目标、决策者、内容、机制、方式等方面史料,郑和下西洋的 “伊斯兰因素”外化表现在出访国家、团队成员和外交活动等方面,同时也内化作用于海外基地选择、选派委任官员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在此影响下,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间接加速了东南亚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当前 “一带一路”建设需重视相关 “伊斯兰因素”的研究与运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实践对 “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郑和下西洋 伊斯兰因素 宗教外交 “一带一路”

一、问题的缘起

    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活动作为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活动的创举,一直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目前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成果颇丰。中外学者对郑和下西洋史料的发掘己有相当成果,从史料出发,对郑和身世、时代背景、目的性质、船舶及航海技术、航行区域及所经地方、团队成员、主要事迹、历史遗迹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在详细历史考证的基础上,中外学者还从外交政策、中外关系、经济贸易、宗教文化、军事科技等角度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和借鉴意义进行总结。

    “外交政策包括目标、战略、手段、方法、纲领、指令、理解、协议等内容。一国政府通过这些来指导本国与别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行为体间的国际关系。”①外交政策分析是“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②作为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自二战结束以来外交政策分析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外交政策分析研究形成三个主要流派、③四种分析路径和九种分析模式。④早期外交政策分析主要从理性主义视角在物质层面即国家利益来分析外交政策,随着时代与学科发展,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被引入到外交政策分析研究中。目前,研究文化对外交政策影响有两大维度:结构一功能视角、决策行为体视角。⑤文化影响外交决策与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第一,影响外交政策的内容与目标;第二,影响外交政策的决策者;第三,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第四,影响外交政策执行和实施的方式和手段。⑥宗教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作为共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国际社会对行为体身份和行为的建构,并对外交政策构成影响。因此,宗教成为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为一场重大外交活动,郑和下西洋历经28年,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宗教信仰不同、风土人情各异,宗教作为认同的重要来源,成为郑和下西洋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外交资源,一定程度上助力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开展。七下西洋途经的国家中有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且郑和团队中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成员,不论从对外国家交往的政治需求还是对内团队管理的实际需要春伊斯兰因素”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外交资派‘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①郑和作为哈吉的后裔,自身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因素”不可避免会内化作用于其外交政策的制定、选择和实施上。本文从外交政策分析视角,综合运用外交政策分析的相关理论,从外交政策的环境、目标、决策者、内容、机制、方式等角度对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进行梳理,并从内外两个维度对郑和七下西洋中“伊斯兰因素”的外化表现方式和内化政策偏向进行分析。

二、外化:郑和下西洋‘争斯兰因素”的表现形式

    ()环境:郑和下西洋国内外环境的“伊斯兰因素”

    “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其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政治”②,外交政策形成于国内、作用于国外,国内外环境因素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内外环境中的“伊斯兰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郑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国内环境方面,明朝初年中国伊斯兰教己有较大程度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重要条件,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由于唐朝政治稳定、经济兴盛、交通发达,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经丝绸之路来华,他们主要聚居于长安等大城市和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被称为“蕃客”,并逐渐形成“蕃坊”。到了宋代,穆斯林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华,数量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从中亚逐渐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到了元代,由于穆斯林对元朝“开国有功”,穆斯林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伊斯兰教受到统治者保护,穆斯林人口急剧增加,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到明朝初年,伊斯兰教在中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己形成较大规模,并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明朝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有不少穆斯林上层人士在朝廷做官。

    国外环境方面,郑和下西洋出使的地区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区,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因素”表现程度不一阿拉伯半岛地区作为伊斯兰教的创始地,经过穆斯林的对外征服,建立了横跨亚、非、欧的楼玛亚王朝、阿拔斯王朝等,伊斯兰教成为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的重要支柱,伊斯兰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郑和下西洋时期,西亚、北非等地区作为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伊斯兰教在各领域影响力巨大。在南亚,伊斯兰教自8世纪就开始传入印度西北部地区,也有许多穆斯林商人自海路进入印度次大陆。从10世纪至13世纪,在印度次大陆北部建立了一些地方伊斯兰王朝,①"13世纪来自突厥、阿富汗、伊朗等各族穆斯林居住在南亚次大陆,在当地繁衍生息,传承发展了伊斯兰教。”②可见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己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东南亚,由于与印度有较为密切的贸易往来,佛教和印度教在东南亚较早传播并获得优势地位。随着海上而来的穆斯林商人逐渐在东南亚沿海地区聚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东南亚。到郑和下西洋时期,伊斯兰教己在东南亚地区传播,在苏门答腊、马六甲、爪哇等沿海地区己有一定影响力。

    ()目标:郑和下西洋出使的伊斯兰国家

    外交政策的实施首先需要确定其目标,郑和下西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有建立与维护大一统的“天下体系”的政治动因,也有与海外进行朝贡贸易的经济动因等等。在郑和外交行动的目标中,其“伊斯兰因素”主要体现在其出使的伊斯兰国家/地区中。郑和七次下西洋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其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地区。

    根据表1,可将郑和出访的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伊斯兰核心区国家,如佐法儿、阿丹、忽鲁漠斯、天方等位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核心区国家,这里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伊斯兰教氛围浓郁,全国信奉伊斯兰教。另一类是伊斯兰边缘区国家如满刺加、阿鲁、苏门答刺、那姑儿、黎代、南渤里、溜山、阿齐、榜葛刺等,这些国家位于南亚、东南亚沿海地区,最早受到伊斯兰教传播影响,在当地己有相当的伊斯兰教势力。此外,爪哇、旧港、古里等国,当时己受到伊斯兰教传播的影响,正处于向伊斯兰信仰转换的进程中,兼奉佛教和伊斯兰教。再次,由于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渤泥、柯枝等国在“后郑和时代”的伊斯兰化进程中,也成为了伊斯兰国家。外交目标的不同会致外交政策具体执行的差异,郑和下西洋沿线的伊斯兰国家/地区“伊斯兰因素”的差异性直接影响郑和在具体外交政策实施的针对性。例如现存于斯里兰卡的怖施锡兰山佛寺碑》,分别用中文、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记录郑和的外交活动,而三种文字各有侧重,分别记录了郑和对佛教、婆罗门教和伊斯兰教的外交活动和崇敬之情。这不仅是郑和包容性宗教外交的具体明证,更突出郑和充分利用宗教资源属性和工具属性的实用主义外交原则。

    ()决策者:郑和及其外交团队的穆斯林成员

    外交行动是由具体的人进行决策和执行的,决策者及其团队成员对外交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决策团队的成员选择与最高领导人的偏好有着直接的关系”①。郑和下西洋的外交团队十分庞大,一次达两万多人,如此庞大的外交团队人员内部宗教信仰十分多样,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儒教等‘宗教作为重要的观念性要素之一,参与观念结构的形成,并对行为体行为造成影响,同时,塑造行为体身份”。①郑和外交团队的“伊斯兰因素”表现在:首先,郑和自身穆斯林家庭出身的背景,自幼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其次,诸多穆斯林担任外交团队的核心职务(见表2),并凭借其专业知识成为郑和外交的特殊人才。

    “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①外交使者作为具体外交政策的执行人,其个体身份对外交政策与外交活动也有一定程度影响,郑和外交团队的穆斯林群体在七下西洋的航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到郑和具体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外交活动的实施。首先,郑和的外交领导地位。高层领导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决定性作用,郑和在执行国家外交任务的前提下,其个人的穆斯林身份则一定程度上在决策制定、人员选择、活动实施等方面对下西洋活动造成影响。作为穆斯林的郑和较为了解沿线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宗教风俗,使其外交决策更具针对性、外交活动更具实用性,有助于加深与沿线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亲切感与认可度,提升外交政策的效应。其次,穆斯林成员的特殊作用。郑和外交团队有诸多穆斯林成员,他们懂阿拉伯语、宗教知识丰富,穆斯林成员凭借其专业技术能力在语言翻译、信息搜集、扩展外交渠道、丰富外交形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助力郑和在伊斯兰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如郑和遣使赴天方国朝勤就是一次成功的宗教外交实践。与此同时,穆斯林成员也在外交活动中成为中国形象的最佳载体,在柔化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加深沿线群众对中国富饶、多元、包容的感性认识。郑和团队还吸纳了外国穆斯林,如来自古里的沙班,还担任了副千户的官职。再次,加深中外相互了解。穆斯林成员在海外宣传中国形象,同时也帮助古老中国了解世界。马欢、费信、巩珍等撰写的((l},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藩国志》等详细记录了郑和下西洋的具体航程及沿线风土人情,为古代中国了解世界提供了珍贵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古代中外关系的基础史料。

    ()内容: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中的“伊斯兰因素”

    “宗教对增加人类社会的信任半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②郑和下西洋途经国家众多、信仰宗教各异,加之郑和外交团队人员众多、内部成员的宗教信仰也十分丰富。无论出于对外国家交往的政治需求还是对内团队管理的实用需要,宗教都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源,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中呈现宗教多元性与包容性特征,对加强与沿途亚非国家关系和巩固团队起到重要作用。郑和在下西洋中参与过佛教、妈祖、伊斯兰教等宗教活动,①如郑和自称奉佛并有法名,并施财建佛寺和印刷佛经;郑和还参与过信奉妈祖的活动,祈求妈祖庇佑航行安全。郑和作为穆斯林且团队中有大量穆斯林成员,因此郑和下西洋外交活动中的“伊斯兰因素”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一、郑和参与的伊斯兰宗教活动。如郑和在下西洋前即发愿心(念贴),在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后,在斋月期间回乡扫墓并做足伊斯兰教功课。在泉州做准备时郑和还到清真寺做祷告,“郑和等上九日山(在泉州南安)祈风,至清真寺祈祷”。②在永乐十五年(1417),郑和到泉州东郊灵山伊斯兰圣墓朝拜,被泉州镇抚穆斯林蒲和日刻石碑记录下来‘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③郑和参与的伊斯兰宗教活动对内能起到安抚内部穆斯林成员、稳定团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国家对外政策宣示行动,有助于构塑中国多元包容的国家形象。二、郑和参与清真寺修复与建设。郑和在永乐十一年(1413)重修西安清净寺“郑和之所以重修该寺,与其到该寺得掌教哈三同下西洋、哈三在海上遇险时吁教宗保佑而平安往返等有关。”④郑和还重建南京净觉寺‘救太监郑和重建礼拜寺……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敬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臣,既己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监官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故救。”⑤“郑和之奏请重建被焚的礼拜寺,并赶在最后一次远航前完工,更是他对伊斯兰教联系密切、感情深厚的有力佐证。”⑥此外,郑和在下西洋期间,也到所到国家的清真寺进行礼拜并在当地修建清真寺,至今在东南亚地区还建有郑和清真寺。⑦清真寺在伊斯兰教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伊斯兰核心文化场域的清真寺,以其独特的话语系统、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等动员了特定的社会人力、动用了事实上的社会资源,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等公共产品或社会资本。”①郑和选择清真寺为中介开展外交活动,充分利用清真寺在伊斯兰世界的崇高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有利于迅速在当地打开局面和扩大影响力,更好地为国家外交服务。三、赴麦加朝瓢《明史·郑和》中,记载郑和去过天方(麦加,“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天方、黎代、那孤儿,凡三十余国”。②此外在《l},涯胜览》、《西洋藩国志》中都有介绍天方国的记载。郑和派随从前往麦加朝勤时,带回了麦加大清真寺的摹本—天方图,“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③朝勤作为伊斯兰教的基本功课,对穆斯林来说是一件荣耀且基本的义务。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勤者涌向麦加,使朝勤成为一个特定的外交平台,对加强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意义。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通过朝勤开展对外交流,是一次成功的宗教外交实践。

    三、内化:郑和下西洋政策的‘争斯兰因素”

    ()机制:海外基地的“伊斯兰因素”

    郑和下西洋时间长、航程远,必须要在沿途相关重要地区设立海外基地(见表3)进行物资补给、船舰维修、人员体整、海外贸易、候风避航等任务。郑和设置海外基地在考虑地理位置、航程需要等基本因素外,“伊斯兰因素”在海外基地也有所表现。

在郑和下西洋设置的海外基地中,有诸多地区有伊斯兰属性,如占城是一个回回重镇,有众多穆斯林商人。而满刺加、苏门答腊、忽鲁漠斯则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旧港、古里等地有大量穆斯林商人,境内有相当的伊斯兰势力。

这些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港口条件与后勤补给是郑和设置海外基地的最重要原因。此外,当时东南亚伊斯兰教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穆斯林商人是当时海上丝路贸易中的主力,利用穆斯林商人在海上航行上丰富的信息与资源,也是郑和设置海外基地的一大考量。郑和设置海外基地会给当地带去大量资源,并建设相应基础设施,能迅速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该地区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综合实力的提升增强了伊斯兰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的伊斯兰化"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华人回教社区,接着1411年……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纷纷建立起来……

1430年三宝太监己经成功地在爪哇奠下宣扬回教的基础。”①这些海外基地的政治、经济实力大增,一跃超过其他信仰佛教和印度教的国家和地区,此后成为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阵地。因此,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间接带动了伊斯兰地区的发展壮大。

    ()手段:选派官员的穆斯林偏向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和习俗,同一宗教的信徒们因有着共同信仰而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所以有着极大的亲和力与号召力。“行为体的自我认同决定其利益判断和行为取向”,②郑和在设置海外基地的同时也设立了相应管理团队,在领导任命和资源分配上,郑和有一定程度的穆斯林倾向性。如设在占城的侨务部,"1419年,郑和委派其云南同乡回回长老哈只黄达京(Haji BongTak Keng)为侨务部总监,坐镇占城,管辖全南洋的华回。侨务部设一分部于菲律宾马里拉,管理菲律宾的华回,黄达京委任哈只颜英祖(Haji Gan EngChu)为该分部卞仟。”③又如郑和在1407年打败海'rte陈祖义后,在旧港设宣慰司,郑和任命施进卿为宣慰使,施进卿本身也是穆斯林‘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通过伊斯兰教,穆斯林部分国别都成了贸易的主人;另一方面,海上贸易的成功又大大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换句话说,伊斯兰教是伴随着贸易的开展和沿着国际贸易的路线而传播开来的。”①此后在旧港就形成了一个以华人哈乃斐派的穆斯林社区。郑和在任命官员时的穆斯林倾向性,一方面是考虑到当时东南亚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己有一定势力,任命穆斯林官员也有利于海外基地的后续管理;另一方面也与郑和自身穆斯林身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人类群体的成员在与他群体成员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偏向自群体成员的。”②但“伊斯兰因素”仅仅只是郑和为方便管理在人事任命上的某种表现,并非其主要动因,扶持穆斯林势力不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方式:地缘政治的“伊斯兰因素”

    当时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各小国矛盾、冲突不断,作为“万邦共主”明朝的代表,郑和船队的到来必然给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某种程度影响。郑和外交政策中的“伊斯兰因素”不仅影响当地地缘政治格局,也一定程度上间接加速了东南亚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当时在东南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是印度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己传入东南亚并在沿海地区有一定势力。郑和通过支持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新兴势力,牵制传统印度教和佛教势力,希望达到地缘政治平衡。例如郑和支持满刺加政权、在满刺加设立贸易基地,不仅使其摆脱逞罗和满者伯夷的威肋、,还在明朝政治庇护下成为东南亚强大的国家。

“明朝政府双管齐下,以实际行动给以政治庇护,协助满刺加崛起为马来群岛的新兴势力,来牵制满者伯夷和逞罗印度化旧势力。”③又如,郑和选择有相当伊斯兰势力的占城作为下西洋的首个补给站,并设侨务部,就是希望在政治上牵制中南半岛强大的安南。如‘`1406年,占婆向明朝政府求救。同年,明成祖朱棣下令出兵安南,稳定了中南半岛局势。”

    伊斯兰教自七世纪初在中东创立后不断向外传播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伊斯兰教己在东南亚的部分沿海地区占有相当势力,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穆斯林所组成的商业集团。作为强大中央王朝代表的郑和船队到来,给东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一定影响。由穆斯林宦官统领的郑和船队在执行其外交政策时不经意带有的“伊斯兰偏向”,不仅加强了当地穆斯林群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还扶持了满刺加等伊斯兰国家一跃成为地区强国,后期满刺加等国成为伊斯兰教在马来半岛传播的重镇,促成“后郑和时代”马来半岛的加速伊斯兰化。因此郑和下西洋一定程度上间接加速了东南亚的伊斯兰化进程,改变了东南亚地缘政治、地缘宗教格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缘政治中的“伊斯兰因素”仅是郑和外交政策的借力要素,扶持伊斯兰势力并不是郑和下西洋的使命。

四、借鉴:‘粉斯兰因素”与“一带一路”建设

    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周边亚非国家的和平交往,是古代丝路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外交实践。回顾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宗教因素”特别是“伊斯兰因素”有其独到特点。“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历史符号的郑和下西洋,对当今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伊斯兰因素”的借鉴意义

    “伊斯兰因素”是郑和下西洋的一大特点,郑和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中充分利用“伊斯兰因素”,一定程度上助力下西洋活动的成功实践。总体上,宗教因素对郑和外交的影响呈现间接性和潜在性特征。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对当今时代仍有诸多借鉴意义:1.坚持“伊斯兰因素”的资源属性,服务国家外交。回顾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伊斯兰因素”不仅外化表现在外交活动中,更内化作用于外交政策中,但郑和始终坚持“伊斯兰因素”作为外交资源服务于国家外交的核心原则。虽然郑和作为穆斯林在具体外交政策中有一定程度上的伊斯兰偏向性,但根本还是为了服务外交大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郑和的宗教外交始终坚持利用宗教手段服务国家外交使命的原则。2.“伊斯兰因素”丰富了国家的外交手段和方式。郑和充分利用“伊斯兰因素”作为外交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外交,通过遣使朝勤、修建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等多种方式开展外交活动,增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密切了与沿线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促进了丝路“民心相通”,取得了良好成效。3.“伊斯兰因素”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郑和的宗教外交活动不仅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大国形象,更将中国协和万邦、包容互鉴、和平发展的理念传递出去。

郑和及其外交团队作为中国的“国家代言人”,无形中柔化并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对构建良好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力‘七带一路”建设中“伊斯兰因素”的主要表现

    “一带一路”地理空间辐射范围广、涉及国家多、沿线情况各异,宗教对沿线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了解沿线区域的宗教信仰情况对“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一带一路”中的“伊斯兰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伊斯兰因素”影响力大。目前世界上57个伊斯兰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亚、西亚、北非、南亚和东南亚,而这些地区正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其中哈萨克斯坦、印尼、沙特、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尼这两个伊斯兰国家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足见其背后深意。此外,丝路沿线分布有庞大且增长迅速的穆斯林人口,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2015的报告显示,伊斯兰教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宗教,全球穆斯林人口将从201016亿增长到2050年的27. 6亿,并将在2070年以后成为全球信徒最多的宗教。而丝路沿线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也呈快速增加的趋势,印度将取代印尼成为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也将占到总人口的 10%以上。①可以说,从历史、现实及未来的维度考量‘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力都十分巨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2.多元复杂。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人口是“伊斯兰因素”最为直接的表现,但其内部差异明显,呈现多元复杂的特征。丝路沿线的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都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板块,但各板块的宗教文化、族群属性、政教关系、世俗化程度和对华关系等都各不相同,例如中东地区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但域内的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则是阿拉伯伊斯兰、突厥伊斯兰和波斯伊斯兰的代表,其思想文化、政教关系和世俗化程度都不尽相同。而中亚国家由于受到苏联时期影响,世俗化程度较高。位于东南亚的印尼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一直秉持多元和谐的建国理念,致力于建立世俗国家,并未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而穆斯林人口及比重都少于印尼的马来西亚则将伊斯兰教正式定为国教。因此正视并重视“伊斯兰因素”多元复杂性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的落地实施,更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各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3.宗教极端主义风I}0o‘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②“一带一路”沿线宗教信仰多元复杂,宗教成为评估沿线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现实背景,使沿线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加剧,尤其是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灾区。“自‘九·一一’事件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在民间、精英、组织等层面呈现‘中心、边缘’的扩张态势”①,而“东突”分子更积极与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合流,给国家安全和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因此,正确认识并深入评估沿线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对推进“一带一路”落地实施与风险防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曰斯兰因素”应助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

    郑和下西洋作为古代丝路上友好交往的历史符号,其“多元包容,、“协和万丰fS' ,“互惠发展”等理念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丝路公共产品”,下西洋过程中“宗教因素,、‘伊斯兰因素”的独到使用对当前“一带一路”的实施具有重要现实借鉴意义。

    首先,善用“伊斯兰因素”,服务中国外交大局。“宗教外交是利用宗教手段服务于外交使命的行为,比如借助宗教组织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传教,并动员教众对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宗教外交是利用外交手段为宗教扩展服务的行为。”②外交政策的制定首先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善用宗教资源则有利于丰富外交渠道、推动政策实施和完善国家形象。综合前文分析,郑和下西洋是善用“伊斯兰因素”于国家外交的成功实践,对促进我国与丝路伊斯兰国家友好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其要旨是“伊斯兰因素”的资源属性与桥梁纽带功能,核心始终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外交。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多次善用“伊斯兰因素”助力中国外交。例如万隆会议中特意安排伊协达浦生阿旬和北大刘麟瑞教授两位穆斯林团员,加强与埃及、沙特等伊斯兰国家的接触与交流,同时宣传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为后来中埃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助力后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正式建交。而新中国定期组织朝勤代表团赴沙特,则成为中沙两国在未建交时期的重要沟通渠道,为1990年中国与沙特正式建交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如不重视“伊斯兰因素”也会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外交总体大局。例如“七·五事件”后,某些西方国家借机攻击我国民族宗教政策,造成部分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对我国存在误解,影响到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不应回避“伊斯兰因素”而要正视并善用“伊斯兰因素”,服务中国外交大局,更多发挥其助力作用而不是阻力作用。

    其次,盘活“伊斯兰因素”,助力丝路“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宗教具有强大认同功能,影响行为体身份和行为建橡‘宗教认同帮助人们决定谁是自己的朋友、谁又是自己的敌人。共有认同会导致心理上的亲近,而相异认同则造成心理上的远离,宗教信仰体系总是在为其追随者提供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来源。”①郑和善于盘活各种宗教资源,采取实用主义方法,既塑造了古代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又拉近与沿线民众的心灵距离。儒伊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伊斯兰因素”始终助力我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历史互动与现实交往,成为丝路“民心相通”的重要支撑。但目前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发展仍显单一,我国民众与沿线穆斯林民众的相互了解仍不充分,仍有部分沿线国家和民众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有所误解,这都需要在增信释疑与民心相通层面多做工作。历史上儒伊文明交往为我们留下诸多历史与现实资源,但目前有诸多资源尚待盘活,应借鉴郑和的实用主义方法,盘活“伊斯兰因素”,坚持“为我所用、服务国家”的原则,助力民间交往。例如2010年和2012年中国分别在印尼和土耳其举行“伊斯兰文化展演”,通过中国伊斯兰文化展、《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情况交流会和文艺演出等活动,主动展示我国伊斯兰教的真实情况,消除“七.五事件”后部分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群众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的误解。因此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应盘活“伊斯兰因素”,充分发挥其在伊斯兰世界与穆斯林民众中的强大认同功能,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助力丝路“民心相通”。

    第三,重视“伊斯兰因素”,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诸多伊斯兰地区、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伊斯兰因素”成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和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目前中东地区持续动荡、欧洲穆斯林难民问题、全球宗教极端主义蔓延、全球暴恐活动频发、伊斯兰恐惧症等“涉伊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治理难题,如何发挥“伊斯兰因素”在治理“涉伊难题”的独特作用,成为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重视并利用“伊斯兰因素”解决地缘政治争端,维护国家利益。当前我们应发挥“伊斯兰因素”在治理“涉伊难题”的独特优势,例如针对当前伊斯兰核心概念被误读、教义被扭曲的现状,应充分发挥宗教界精英人士在解经、释经的独特优势,积极宣传伊斯兰教中正、和平的思想理念,掌握宗教话语权,根除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土壤。此外,还应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的“去极端化”合作和国际反恐合作;重视并充分发挥“伊斯兰因素”的积极作用,提升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力,助力“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强调:“中国和伊斯兰国家应该用更加宽广的眼光来看待双方合作,加强政策沟通,促进对各自关切的了解和相互信任…要扩大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对话,扬正抑邪,正本清源。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公平正义…中方愿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余论

    本文综合利用外交政策相关理论,从外交政策的环境、目标、决策者、内容、机制、方式等角度梳理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伊斯兰因素”外化表现在出访国家、团队成员和外交活动等方面。与此同时,“伊斯兰因素”也内化作用于郑和的外交政策中,表现在海外基地选择、选派委任官员和地缘政治博弈中。

    需要指出的是,宗教只是影响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且并非决定因素。宗教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的特征,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动因、行动和影响应从多维度进行分析,从“伊斯兰因素”视角分析郑和下西洋只是为郑和下西洋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伊斯兰因素”并不能替代其他因素的作用。“伊斯兰因素”有助于郑和外交工作的开展,但郑和下西洋的使命绝不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在外交工作中,应始终坚持“伊斯兰因素”的资源属性及宗教对外交政策影响的间接性与潜在性,坚持利用宗教手段服务国家外交的原则。

    作为古代丝路和平交往典范的郑和下西洋,其外交实践中“伊斯兰因素”的独特运用对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重视、盘活并善用“伊斯兰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全球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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