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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研究

 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研究

宋强

: 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展西方体育运动的地方,也是中国近现代体育运动的重要发祥地,它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公共服务的建设先例,同时也奠定了鼓浪屿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和重要价值。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蕴育了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和人文价值,它是鼓浪屿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近代以来,鼓浪屿以山、海、岛等优美自然风光与镌刻历史记忆的建筑、人居融为一体而著称,以汇聚租界文化、侨民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而独树一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鼓浪屿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西风东渐中率先触摸到西方物质文明,这一进程中西方的思想、制度、生活方式的传入不仅促进了鼓浪屿以及福建闽南传统社会的变迁,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的代表—西方体育在鼓浪屿率先传入,它紧随着西方体育发展的步伐,历经百年造就了鼓浪屿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和历史人文遗产,并在社会、生活与教育的各个层面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厦门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1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是中国近代体育重要发祥地

1.1鼓浪屿是近代中国最早开展西方体育运动的地方

    鼓浪屿是中国开展近代体育运动最早的地方,其历史信息可以追朔到19世纪40年代初。据1983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寇特斯(Auslin " Coates)

所著的《中国赛马》一书记载,厦门是外国人在中国大陆最早举行赛马活动的地方。1841826,英国以武力强占鼓浪屿,成为踏入鼓浪屿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厦门被迫辟为对外商埠后,滞留在鼓浪屿上的英军约有500余人,他们在鼓浪屿海后滩修建了跑马场,并于1842年秋举行了首次赛马。184349,鼓浪屿举行了厦门春季赛马会。当时香港的首份报纸(G鑫伦西文纸》(The Priend of China)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均有对它的报道。此后外国人在鼓浪屿的赛马活动快速发展,每年举办一次,时间定在公历的元旦前后,时间为3天。从1843年到1868年期间,鼓浪屿成为沿海附近外国人赛马的重要基地(1868年后改在演武跑马场,今厦门大学所在地),每到赛马日,来自福州、汕头、香港的赛马和骑手都汇聚到鼓浪屿,赛马期间,外国人具柬邀请各国驻厦领事、海关税务司以及厦门文武官绅来观看。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赛马成为厦门最为风靡的外国人体育运动。2013年收藏者翁如泉发掘了一份珍贵私人书信,为今天解读170年前鼓浪屿赛马盛况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见证,这是一份当年美国旗昌洋行在厦代理人吉尔曼于18431025写给“海燕号”船长的信,信中谈到对即将到来的赛马比赛的筹备情况与憧’曝“赛事一共有五场,每场比赛都有价值不菲的奖杯,从第一等150美元奖杯递减到第五等90美元,参与赛事不仅有在厦工作的洋行代理人、出船的船长,还有中国官员与商人”。鼓浪屿赛马还刺激了近代厦门本土赛马运动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初期,厦门灌口赛马开始成为闽南地域远近闻名的群众竞技运动。

    近代鼓浪屿之所以成为西方体育运动开展最早的地方,并非偶然。由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厦门在近代开埠之前,己经是明清两朝中西文化交流与对外贸易的“总口”,更是闽南人海外经商贸易、劳务输出的集散地。厦门开埠之后,西方体育伴着西方坚船利炮快速登陆厦门。体育学界通常认为近代上海是中国近代体育运动发展较早的地方。匡淑平对上海近代体育的研究认为:1848年英国人在南京东路和河南中路兴建了一占地81.7亩的跑马场,拉开了西方体育在上海传播的序幕。1851年在跑马场举行了第一次赛马比赛。通过上述学者研究对比发现:近代鼓浪屿赛马运动比上海赛马运动至少早8年。

在鼓浪屿赛马运动的带动下,一些西方现代体育项目也陆续传入鼓浪屿,使鼓浪屿成为西方壁球运动、板球运动、网球运动、保龄球运动、台球运动、高尔夫运动等最早的传入地。邢尊明通过对比考证,断定鼓浪屿还是现代网球、板球、壁球、足球、篮球、保龄球等运动项目最早传入的地方。西方体育以鼓浪屿为据点向闽南以及福建内陆辐射,在西风东渐中对厦门乃至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2鼓浪屿开启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体育公共服务用地”建设先例

    西风东渐下的鼓浪屿搭起了近代闽南人民认识世界的桥梁。西方列强不仅舶来诸如咖啡机、滤水器、电话机、打字机等西方物质文明,他们还通过积极的市政建设彰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传播西方公共服务观念,其中包括鼓浪屿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这开启了中国近代体育公共服务用地的建设先列。

    殖民者除了早期修建的后海滩跑马场外,还在鼓浪屿上修建了专供外国人运动娱乐的游乐场(1868)、壁球馆(4868)、厦门俱乐部(1874等体育场馆设施,在这一过程中鼓浪屿还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体育公共服务用地的先例。1870年驻厦的美国领事李仙得(1866 -1872间任职驻厦领事)在鼓浪屿向中国业主租借了位于日光岩下名为“鸡毛尾”的9块山地田园,在四周筑栏围墙,地上铺设草皮,形成了面积约为1 600平的一大块绿地,这就是鼓浪屿番仔球埔的雏形(今鼓浪屿人民体育场)1872年李仙得离厦赴台湾任职,为保障番仔球埔的公共服务用途,他通过契约形式将番仔球埔的产权与管理权归属到美国领事馆,并规定“此地产任何的转让、分租、租用、建造使用,都必须获得美国领事的批准”,还规定“此地产必须作为厦门外人团体的公共设施使用,不能转入私人用途,违者,美国政府随时收回此产业及相关设施”。此后番仔球埔作为鼓浪屿的“公共服务用地”性质以法律契约的形式延续下来。番仔球埔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公共服务用地”,尽管它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产物,但它代表了西方体育精神所体现的公共服务观念,同时它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体育公共服务理念的传播与实践。

2西风东渐下鼓浪屿近代体育的发展与演进机制

2. 1西方水兵、水手、领事馆人群率先传入与示范促进了近代鼓浪屿体育的萌芽

    在鼓浪屿近代体育传入和早期萌芽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水陆舰船士兵、水手、领事馆人群起着重要作用。现代体育项目多源于欧美等国家,经常造访厦门的各国军舰士兵、商船水手以及来华的领事人员把国内以及刚流行的体育项目带到鼓浪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输入了运动技术和运动规则,带来运动器材,还在鼓浪屿兴建了一批运动场所,这不仅对鼓浪屿居民认识现代体育起着一定的启蒙作用,相关研究也印证了鼓浪屿是中国近现代西方体育运动项目的重要发祥地。1860年鼓浪屿的侨民修建了户外运动的游艺园,外国人可以在其中打网球、高尔夫等;1870年美国领事李仙得修建的“番仔球埔”或许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草地运动场了。番仔球埔最初的用途也是网球场,后来也被用作高尔夫、足球场,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占领鼓浪屿后,它又被改为棒球场。鼓浪屿博物馆保留了一张1972年的番仔球埔照片,从中可以看出网球运动此时己经传入鼓浪屿了,它同时为今天人们了解番仔球场的历史留下珍贵历史影像。紧挨着“番仔球埔”还修建“万国俱乐部”,里面有进行桌球、保龄球等运动的设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仅以坚船利炮展示国家实力,还通过舰船士兵的体育运动显示其强壮肌肉。在西方关于鼓浪屿的历史文献中,散落着许多士兵、水手以及西方侨民的民间体育比赛记录,也有许多发生在鼓浪屿关于体育的珍贵历史影像,它清晰记载着近代鼓浪屿早期体育发展的印迹,这些体育活动对当时还在烟雾缭绕中祈福身体安康的鼓浪屿以及闽南人来说,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也悄然改变着国人对生活、生命及身体的理解方式”。

2. 2传教士群体的悉心传授推动了鼓浪屿近代西方体育的传播

    传教士对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以及体育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8447月,伦敦会传教士约翰·施墩力在鼓浪屿创办福音小学,这也是福建省教会创办的第一所学校,自此拉开了西方教会在鼓浪屿以及厦门创办学校的序幕。据胖力普.威尔逊.毕所著的《厦门往事》( In And About Amoy)所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基督教会在厦门地区创办教会学校为139所,学生3 258人,其中女子小学16所,学生239人。幼儿园3所,园童140人。19世纪末的鼓浪屿成为福建近现代教育的最为发达的中心,当时教会学校非常重视和关注学生们身体教育,学校教育不仅“培养身体、心灵完善的人,希望他们真诚、坚定”,而且多数教会学校的教师具有西方大学教育的背景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他们在教育实践中直接引入了西方先进教育思想、身体教育理念,同时积极开展西方体育运动项目,为鼓浪屿近代西方体育在学校教育传播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培养了众多体育人才。

      《厦门地方志》记载表明,1904年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洪显理(Henry Anderson)被英国长老会派到鼓浪屿的英华书院任教,在教授英文的同时还组织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并兼任足球教练,教授学生们踢足球。1910年他带领英华足球队前往泉州,与培元书院进行友谊赛,之后又连续到汕头、福州等地与当地学校开展足球比赛,这应该是厦门最早的“足球外交”了。篮球运动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但是却很快传入中国。1908年在同文书院任教的美国人将篮球运动传入厦门,篮球项目也成为同文中学的体育传统。

2. 3西方侨民与近代华侨的积极参与推动促进了近代鼓浪屿体育的快速发展

    鸦片战争过后,鼓浪屿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安全的生活环境吸引了西方侨民大量涌入,贸易、航运、金融、服务业等在鼓浪屿发展迅速,西方商民在鼓浪屿上大量侨居,不仅给鼓浪屿带来了西方科技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也对鼓浪屿华人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西人好赛马”,以操舟为能事,虽富商文士,亦习之”,西方侨民开展的体育运动中逐渐吸引部分鼓浪屿以及厦门华人参与,同时西方女性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鼓浪屿女子体育的萌芽与兴起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19世纪末西方侨民与厦门居民己经有了体育运动的初步交流,水上运动成为当时中西体育交流的主要项目,收藏在鼓浪屿博物馆中的一幅铜版画揭示了当时厦鼓海域水上运动的热闹场景,也构成了一幅融洽的国际体育交流图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鼓水上运动比赛相当频繁,每年定期在厦鼓海域上举行划船、舟山板等水上运动比赛,还共同制定了厦门划船比赛规则。

    近代华人华侨对鼓浪屿以及厦门体育的快速发展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清政府晚期,由于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一些富裕华侨纷纷回国经商贸易,多数人把鼓浪屿作为安全庇护所,在鼓浪屿定居下来。部分华侨因为民族意识的觉醒,积极在鼓浪屿以及厦门办教育,兴建一批新式学堂,大力倡导体育运动。如1898年同文书院,是由华侨叶清池等出资捐建的一所西式学校,聘请美国领事当校长,学校教授篮球、足球、田径等西方现代体育,成为闽南乃至福建最早开设田径、篮球、足球的学校。20世纪初,华侨办学蔚然成风,华侨学校体育发展逐渐成为厦门体育的主角,如由著名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其体育开展卓有成效,为近代厦门体育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体育人才,运动成绩蛰声海内外。

3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的重要贡献与社会历史价值

3. 1它紧随着西方体育发展的步伐,促进了我国近现代体育的启蒙

    19世纪西方各种具有现代气息的体育运动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开始向亚、非、拉等地传播。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不久,鼓浪屿上就陆续出现了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如壁球、网球、台球、高尔夫、板球、保龄球、足球、篮球等运动,一些现代体育项目几乎紧随西方体育项目的兴起步伐,比如壁球运动,在一张宛贞照相馆标注的‘`I}ulangsu 1868的老照片中就出现了鼓浪屿壁球馆。这张照片证明了早在1868年以前鼓浪屿就开展了壁球运动,几乎紧随着西方壁球运动的兴起而发展的。19世纪的著名汉学家翟里斯·赫尔伯特在嗽浪屿简史》(1878年出版)也有关于壁球运动的记载,该书“娱乐”一章有记载:“紧挨着俱乐部的有座小剧场……与剧场并排的是一座壁球场。”而我国近代体育文史中均不见记载,学界普遍认为壁球运动较晚才进入中国。实际上鼓浪屿开展现代体育实践要远远早于我国“体育”概念的传入,早在1860年鼓浪屿就修建了专供外国人使用的游艺场,在那里可以开展网球、板球、棍球等户外活动。而鼓浪屿高尔夫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7年,己有教会文献记载了那时的高尔夫比赛。今天的“百年鼓浪屿”博物馆中还收藏者当年外国人使用的网球架、棒球、棒球棒、保龄球等历史见证。其中收藏的保龄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厦门甚至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保龄球雏形:木头制造,个头很大,重达十多斤,球上面没有指头孔(现代保龄球上有三个指孔)。这些体育物质遗产表明早期鼓浪屿体育紧随西方体育运动发展的步伐,鼓浪屿成为近代中国“西风东渐”桥头堡,西方体育项目的传入,为鼓浪屿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启蒙奠定了基础。

3.2传播西方体育教育思想,引领我国学校体育发展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传教士积极开办教育、办西式学堂、传授西方科学,试图来驾驭中国的改革,“使之具有基督教的倾向和意义”。因此传教士把教育作为传教的重要手段,同时它也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实施“文化侵略”的重要载体。教会学校在传授西方基督文化的同时,也传入了西方教育思想、男女平等观念、身体教育理念等先进思想,为近代中国近现代体育教育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受鼓浪屿上各国领事人员以及教会教士的推动,由英国牧师娘伟艾利1898年创办的“怀德幼稚园”,被誉为“中华第一园”,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正式幼儿园。受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和福禄培尔的“尊重幼儿,关注幼儿个体自由成长”的幼儿教育思想影响,怀德幼稚园一开始就体现出对儿童身体感知觉训练教育的重视,日常安排了系统的儿童体育锻炼和身体活动。这所幼稚园的所有教具是直接从英国购买运至鼓浪屿的。游戏被认为是儿童重要的课程,教师认为通过游戏可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身体活动能力,学校体育教育实践体现了西方体育教育思想的特色。受西方体育文化和现代教育思想的影响,鼓浪屿各类教会学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德智体群”的教育J思想发展模式。辛亥革命以前的鼓浪屿教会学校一般没有设置体育课,体育都是通过课外体育活动完成的。鼓浪屿的医生与牧师施和力在日记中记载“鼓浪屿的小学开始让学生们,每天做半个小时体操,这样的活动不仅促进学生保持良好的健康所需的身体锻炼,还能培养学生早期的习惯,集体活动的意识”。而当时的鼓浪屿寻源学校强制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每周参加三个小时以上的体育锻炼,学校设计了一整套的计划使每个学生有机会学习田径运动和其他大众体育项目,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曾就读于鼓浪屿福民小学,教会学校给马约翰的少年时代打下良好的体育基础,激发了他对体育的兴趣与热爱,海外留学归来教授清华大学的体育,并成为我国现代体育教育家。英华中学是鼓浪屿教会学校中体育开展较好的学校,足球是它的传统项目,民国成立后的厦门举办了三次体育运动会,英华中学在比赛中体育成绩均名列前茅。其他学校如寻源中学、同文中学体育开展都具有特色,个别队员还代表厦门市参加了全国运动会、远东运动会等,如表1所示,民国时期部分鼓浪屿教会学校运动员参加远东运动会情况。

3. 3鼓浪屿女子运动开启中国女子体育运动之先河

    西风东渐使鼓浪屿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念。在封建社会民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教育中几乎没有女子的位置。1842年初来厦门传教的雅脾理发现“尤其广大妇女,根本没有能识字阅读圣经的”,他们逐渐认识到教育对妇女教育的重要性。厦门的教会通过兴办女学向中国女性传授“人人生而平等”的教义,力图使妇女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独立自主的能力,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1847年英国伦敦会在厦门寮仔后创办了第一家女子学校。其意义对于当时的厦门社会来说,“这一崭新事物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一次波及社会最底层的震撼”。1870年,厦门女学“培德学校”开始在鼓浪屿开办女子识字班,随后鼓浪屿相继开办了乌棣女学(1877)、毓德女学(1886),自此厦门女学教育开始以鼓浪屿为中心,随后成为厦门女学办学样本,并激起华侨与地方人士的办学热潮,引领厦门以及福建女学的发展。教会女学不仅改变了很多穷苦和普通女子命运,也宣示了男女平等的真理,如林巧稚、何碧辉、黄墨谷、黄首等一批女杰,她们都是鼓浪屿教会女学培养出来的时代佼佼者。

    最初的教会女学招收的学生都是来自贫寒家庭的子女以及被遗弃的孤儿“营养不良、体质赢弱”是女学中的普遍现象,鼓浪屿教会学校传授西方卫生健康知识,并通过运动内容改善女子的身体健康,这也为女子开展现代体育提供了机会。中国女性要接受女学教育、接近体育运动还需要冲破重重障碍,在基督教会与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鼓浪屿女学掀起了反缠足运动,鼓励越来越多的女生冲破传统礼教对女子双脚的禁锢,为开始同男生一起接触体育运动创造了身体条件。据资料记载,1879年,由约翰·麦高乐夫妇在鼓浪屿发起成立全国当时第一个反缠足组织“天足会”,到1905年清政府颁布废除妇女缠足令时,鼓浪屿提倡妇女反缠足运动己经过去了整整40多年。鼓浪屿在解放妇女运动中始终走在近代中国的前列,这为鼓浪屿教会女学为女子参加体育运动创造了很多条件,促进了鼓浪屿女性体育的启蒙与发展。如毓德女学,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同鼓浪屿男校一样很早就开设现代体育项目,课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还成立了各种球队组织训练。

3.4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促进闽南近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主张“静为本位,动为例外”,知识分子烙守“业精于勤荒于嬉”的信条,以追求儒家四书五经或仕官为荣,生活以“静修”为主反对身体运动游戏;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身体运动文化自文艺复兴复兴之后,成为西方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途径,并引领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厦门开埠之初,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隔阂,西方的体育运动开展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参与者也仅限于外国人。从早期鼓浪屿人的视角看,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割裂,最初的鼓浪屿居民与华人社会只不过是西人运动的“看客”,人们充满好奇之心,然而他们没有却参与的权利。鼓浪屿居民与华人基本上是抱着“稀奇、诧异”眼光看待。也许正是这种好奇的心理,唤醒了鼓浪屿人对西方体育运动的参与兴趣和文化思考。从殖民者的视角看,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早期西方体育运动同样被打上特权与地位的标签,那时候的体育运动被称之为欧美贵族绅士“专属的游戏”,我们可以从鼓浪屿的“番仔球埔”寻得中西体育文化割裂的证据,也可以看出早期西方殖民者与华人对参与体育运动的态度。比如与番仔球埔对望的是隔着中华路的兴贤宫,马路两侧的场景形成鲜明而又有趣的映衬:西人不能理解对面庙里的中国人在烟雾缭绕中祈求身体安康,而中国人则笑话对面球埔的西人追着球乱跑,两种文明在同一地点各自演绎着对生命的理解。

    西风东渐中近代西方体育以其独有的超身体文化力量冲破国界、语言以及意识的藩篱,积极引导鼓浪屿的中国人参与到西方体育中来,鼓浪屿近代体育由最初的个人体验逐渐向规模化和社群化方向发展,并向外拓展。在这一过程中,鼓浪屿华人社会逐渐认识到西方体育运动对人的改造价值,进而引起对身体、运动与生活方式的思考。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厦门本土运动选手开始在西人主导的比赛中出现,并与鼓浪屿西人开始了一定的比赛交流。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外忧内患,促使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觉醒,武术、龙舟以及水上运动也开始在鼓厦两岛之间开展,近代鼓浪屿体育以此开启了“华洋并举”的发展新局面,并逐渐引起鼓浪屿人对体育的心理模式的改变。鼓浪屿近代体育发展不仅促进了鼓浪屿近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积极变迁,还在鼓浪屿社会中形成了新的社会文明,引领厦门近代体育的快速发展,推动厦门成为近现代史上体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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