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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

 中国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未来重点

周桂银

      嗬要」中国周边外交在2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大国关系重心和东南亚与中亚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一个重心和两个重要方向相辅相成且相得益彰,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近三四年来中国践行的“亲诚惠容”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是前一个历史时期周边外交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战略形势下,中国外交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战略重心以及相应的长远战略运筹,进一步确定周边次地区方向的轻重缓急排序,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坚持以东南亚方向作为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

      吠键词」周边外交;大国关系;东南亚;中亚;战略联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国际问题研究界关于中国周边外交和周边问题的谈论,其基调都比较悲观,特别是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①态势,造成了近期西太平洋地区形势趋向紧张,如朝核问题紧迫化和复杂化、南海问题不断升温以及相应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强化。这种指责虽然毫无道理,但悲观情绪又并未多余。一方面,正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并据此强化亚太地区军事同盟网络、调整美军前沿部署、推进“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致中国的若干周边邻国纷纷“选边站队”,并在领土主权和相关重大问题上对华实施外交挑衅,从而在多个方面造成了一种试图掣肘、围堵中国甚至在某些问题上逼迫中国就范的战略态势。另一方面,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始以一种大不同于前一个阶段的主动创新、重在塑造的态度和精神去实施和平发展大战略,在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上新举措不断,从而形成了地区乃至全球层次上的一种“对称战略”。中国的奋发有为外交政策以及相应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举措,与美国旨在长期防范中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精致布局,既相映成趣又相互交集,从而汇成了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周边外交呈现出的暂时的不容乐观状态,以及周边地区多个热点问题的升温,正是中美战略竞争近期的各种外在表现,因而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周边外交本身均具备复杂多元性质,加上中美战略竞争的毫无疑问的长期趋势,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在多个方面仍拥有战略运筹的空间和时间。本文试图论辩,鉴于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以及中美日关系在东部方向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中国除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以外,应当在外交战略上把周边外交置于头等重要地位。其中,实现大国关系与周边次地区重点方向的战略联动,应成为优先考虑事项:一是实现中俄印战略三角与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联动,二是实现周边外交上的大国关系与东南亚次地区方向的战略联动。

一近期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回顾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为起点和2012年中共十八大为分水岭,新时期的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并大致可以概括为“睦令口 ,“伴令口 ,“亲邻”,而这三个阶段之间呈现出内在连贯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睦邻”外交阶段:1992年到2002年。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既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也标志着中国“睦邻友好”周边外交进入一个新阶段①。分别以19%年台海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周边外交逐步在中俄关系以及东南亚和中亚两个次地区方向取得重大进展。1996年,中俄两国正式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还推动建立起以打击“三股势力”为中心任务的“上海五国”机制,并在20016月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开始在西北边睡方向拥有一个和平稳定的次地区安全环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承受住内外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毅然入市干预,并在急难之中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还积极推动国际和地区金融合作,因而既维护了香港的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收获了东南亚国家的友谊。此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进入快车道:19973月中国正式参与东盟地区论坛(ARF) }  199911月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愿望,2001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11月正式宣布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

    “伴邻”外交阶段:2002年到2012年。以2002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为标志,中国周边外交进入一个顺利健康、成就非凡的阶段,这也是中国周边外交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为方针,以“睦邻、安邻、富邻”为手段,以“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为目标①。在这个阶段,中国周边外交的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得以确立。在中亚,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基础,上海合作组织逐步从一个多边的区域安全机制发展成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多边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平台,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不断增加,在维护中国西部安全以及中亚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东南亚,200211月启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3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1011正式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应地,中国与东盟的全面伙伴关系深入发展,双方互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典范。

    “亲邻”外交阶段:201211月至20167月。2012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一个新标志和新起点,也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奋发有为”的新时期。201310月,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亲诚惠容”理念,标志着中国周边外交进入一个深化发展阶段:中国周边外交遵循“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本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战略目标,突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中国周边外交的方针、目标、措施并未改变,但在战略举措上进一步发展、丰富、深化了前两个阶段的具体做法,用“亲诚惠容”四个字把睦邻外交的方针、目标、措施贯穿起来,突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亲邻”立场、态度和胸襟,并把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战略布局七“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甚至更大范围的中国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命运共同体①,成为两大亮点,从而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个阶段中国周边外交的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的战略布局。

    回顾25年来的中国周边外交历程,前后三个阶段大致有两大基本主线,并形成了两大基本遗产。关于基本主线,首先是中国周边外交指导思想或政策方针的变化和发展,其重要基础,是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确立与发展。2003年前后,中国正式确立和平发展大战略,向世界郑重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②。2012年以来,中国宣布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在外交上开始彰显“奋发有为”的态势。这种变化的基础,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和大国关系的持续深入调整,在中国外交上主要表现为中国致力于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提升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维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及其他机制。在周边外交方针上,从“睦邻友好”发展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再深化到“亲诚惠容”理念。其次是周边外交政策举措及重点方向的变化与发展:在周边外交政策任务上,从强调边界安全,逐渐演变到同时重视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在次地区方向上,形成了东南亚和中亚地区两个重点,而相应地,在战略举措上,东南亚方向以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和命运共同体为重点,中亚方向则以上海合作组织为战略依托。

    实际上,在以上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关键阶段,即“大周边”的谋划和形成,即中国把从中亚、南亚到西亚或中东的广大地区纳入周边外交的考虑与筹划当中。现在回顾起来,在大约25年的时间里,中国周边外交大体上是围绕这个“大周边”展开的,并由此形成了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一是东南亚,其进程和成果即上文提及的中国一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建立和完成,以及当前阶段的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二是中亚,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海合作组织,以及2016年第一次成员国扩容和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其初衷当然是利用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大周边范围内的重要力量,去维护和推进包括中国西部边睡在内的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这是20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第一大基本遗产,即“大周边”及其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

    第二大基本遗产,是中国与周边大国之间的基本稳定的双边关系,因而甚至可以把“大国是关键”这句话作为这个基本遗产的高度概括①。首先是中俄关系的顺利发展,其起点是上文提及的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其间经过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上海合作组织的问世,再到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②。中俄关系的全面、快速、健康发展,不仅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重要起点,甚至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战略基础。其次是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尤其在前两个阶段,先是1993年“银河”号事件和1995-19%年台海危机,后又发生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海南岛撞机事件,可谓波浪不断,但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方面从大局和长远出发,妥善处理危机和热点问题,并且化危机为机遇,如1997年和1998年推动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以及美方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三不”公开承诺③,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级`9"11事件后中美开展全球反恐战略合作,2003年中国倡议发起朝鲜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等④。再次是中日、中印关系的基本稳定,尤其是中印关系在2003年达成“全面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2005年提升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⑤,又在中俄印外长级战略磋商机制、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得到叠加推进。

概言之,中国与周边主要大国之间基本稳定的双边关系,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前提,其中,上文所说的25年历史的第二阶段的中美关系大体稳定的发展进程和总体状况,起到了最关键的战略稳定器效用。这就是“大国关系重心”的意义所在。

    然而,2012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周边外交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紧张状态或热点问题,尤其在中国周边外交的东部地区即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深刻而复杂的内在紧张,以及密切相联的朝核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两大热点的不断升温,以至一度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出现了“擦枪走火”的危险局面。这种局面对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提出了重大挑战。

二周边外交的当前态势和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上述不利局面的根源,既有中国周边外交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战略措施相互作用(相互磨擦)的复杂原因,又有国际体系和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权力结构变化的深层因素。

    当前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的大框架或总布局,可在理论上分解为三个重要部分:一是新型大国关系的运筹和努力,二是“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下的周边外交谋划和举措,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战略布局和项目推进。

    新型大国关系的运筹和努力,主要表现为中美、中俄关系的双重推进。在中美关系上,以20136月中美两国元首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会晤为标志,中方为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构想,实现“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①,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虽然美方对这个概念既未表示接受也不明确拒绝②,但事实上在处理中美双边事务时大体上遵循着“避免对抗、增加合作”的思路。因此,近几年来的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合作规模和层次前所未有、竞争广度和深度亦前所未有的图景:在双边关系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增多,经贸与金融相互依存加深,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大幅而深度加强,而在多边外交上,两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气候变化应对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对于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竞争维度逐渐演变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与新兴强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对于战略军事、地区事务、海洋秩序等事态或问题的解读,日益滑入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安全困境”轨道,以致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开始讨论“修昔底德陷阱”③。

    中美战略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几年中俄两国进一步接近和双边关系的大踏步前进。以2014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为标志,中俄两国在全球战略稳定、全球重大事务磋商和相互倚重、双边经贸能源关系发展、军事安全协作和军事技术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全球战略稳定合作方面,近期的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南海仲裁案、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一系列问题上,中俄均有突出表现。在双边军事安全协作和军事技术合作方面,俄罗斯尤其给予中国大力支持,两国不仅举行常态化的双边陆海联演联训,如2012年以来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足迹从日本海、中国黄海、东海、南海扩展到地中海,还大力加强军事技术合作,如中俄在S - 400防空导弹和Su - 35战斗机军售及大型飞机和重型直升机联合研制项目上达成协议或共识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俄关系的密切程度。

    “亲诚惠容”理念下的周边外交谋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战略布局,是近三年来中国外交的两个最大亮点。“亲诚惠容”集中表现为中国方面积极倡导的命运共同体,这个新理念主张按照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的五大原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之间推动建立起一种涵盖利益、责任、命运在内的共同体;z;_o“一带一路”倡议在总体上以“互联互通”为核心,主张按照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原则,在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南亚、西亚和中东欧之间形成点面结合的区域大合作的局面③。这个愿景旨在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地理规模最大、居住人口最多、合作机制最广的欧亚命运共同体④,它与“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下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两相呼应并互为一体。

    新型大国关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均表现出中国外交战略上的主动性与创新性,不仅拓展了中国周边外交的视野,而且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的新局面。但另一方面,这三个组成部分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紧张关系,概括地说,一是在中美关系与中俄关系之间以及相应其他几对大国关系之间并未达成一种有利于中国的总体平衡局面,二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在战略目标和手段及其相互关系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主次界线的模糊性,以致既不能有效地配合中国大战略的根本目标与手段,聚焦于改革发展的国内大局,又未能有效缓解中国在东部面临的战略压力。

    在大国关系上,如果从中美俄大三角出发,中美关系与中俄关系并不是大致对称的,除欧亚大陆战略稳定性和相关合作机制以外,中俄关系在经贸、金融、文化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上,以及地区和全球影响上,均不能与中美关系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中俄军事协作和军事技术合作,虽不能说是战略权宜,但从长期来看,仍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平衡中美关系的安全、经贸与金融维度,而后一个领域,加上中日及中欧关系的相关方面,仍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外大局的最主要部分和最重要方向。此外,如果考虑到美俄、欧俄关系可能改善的前景,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平衡性可能会走向弱化。其次,中日、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或美国左右中国与日本、印度之间关系的影响力,也要重于俄罗斯或欧盟等其他力量。在相当程度上,中日关系的对峙或反复,以及中印关系的缓慢发展,既是美国影响力的结果之一,也是美国所期待的一种前景。因此,在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重心当中,中美关系仍占有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仪的战略推进上,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重要方向上,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战略模糊以及相应的战略透支的危险①。在新的周边外交理念指引下,命运共同体倡议从东盟扩大到包括周边的其他次地区,甚至出现了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呼吁。毋庸置疑,命运共同体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一种哲学意义和理想层次的国际秩序目标,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当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内准备为此作出多大贡献,还必须经过详细而精密的战略估算。近几年的历史表明,宏大设想并未能有效消弥或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战略推进己在多个方向和多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其中许多倡议和项目获得所在地区和所在国的热烈呼应与大力支持,如中国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对接”、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建设、中国与一些亚非拉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国在东南亚和东非两个地区的高铁及铁路外交,但另一方面,这种推进似乎模糊了周边外交的次地区重点方向与非重点方向之分,从而似乎失去了大周边外交的内线和外线之分,并且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到非洲和拉美的趋势,以致失去了总体外交的内线与外线之分。此外,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非常明显而且必须改正的做法或现象,即许多项目构想和规划并非经由所在地区和国家主动提出,而是主要由中国方面“心无旁鹜”的主导性向前推进①。

    所以,在战略维度上,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以下几个重要问题:(1>两者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对外延伸部分,应当有着怎样的规模?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配合或围绕改革开放的国内大局及其中心任务?(2)两者的重点方向何在?如何实现中国周边外交的连贯性与创新性的结合?如何以中国周边外交的次地区重要方向牵引其他方向的外交努力?(3)两者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实现与大国关系的互动或联动?换句话说,如何实现周边外交的两个重要部分即重心与次地区重要方向之间的战略联动?

三以中美关系为核心实现大国关系的战略联动

    综上所论,2012年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方面最大的战略压力,在于中美日关系的内在紧张,以及大体上经由美日推动的、部分东南亚邻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制造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中国在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两个方面的巨大努力,以及“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宏大倡议的各项战略举措,并未能在短期内有效缓和或化解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和各种挑战。从此出发,对中国周边外交及时作出战略调整和长远运筹,是十分必要的。

    大国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心。在总体外交与周边外交的互动或联动上,大国关系的运筹是决定性的。其中,中美日、中俄印两个三角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作用趋势,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影响甚至决定中国的战略走向和国际地位,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命运。所以,在当前,中国周边外交的急迫任务或第一要务,是以中美关系为核心实现大国关系的运筹、调整和联动。也就是说,中国周边外交必须回到大国关系的重心上来。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带来的战略压力,其缓和与化解之道,主要还必须从主动、积极、创新地经营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出发。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对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不断崛起的中国的前途命运来说,不言自明。中国领导人深谙其理,故而反复强调中国绝不称霸,更无意挑起新一轮霸权战争①。这也是中国方面主动在中美关系上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题中之义。其次,在服务于改革发展的国内大局上,美国及其为首的西方世界作为一个重要依托,在贸易、资金、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对中国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作出的经济、军事、外交的综合反应,因而主要是一项“防范、牵制、平衡”战略②,但正因为如此,它将是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预防性战略安排,而不会因为美国政府两党轮替而出现实质性的大变化(30“亚太再平衡”及其前一个阶段的战略布局表明,美国己经把中国看作是长期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对此要心中有数,保持战略清醒,主观上力戒不切实际地寄希望于美国政府更迭可能带来的战略激变。但另一方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长期性和两面性④,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又给予中国相当大的时间和空间,从而能够在双边和多边两个维度上运筹和经营中美关系。“亚太再平衡”并非一种临时起意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准备或战略部署,中国并非面临迫在眉睫的大规模战争威肋、,因而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从容,不要如临大敌般地从事军备竞赛或着手战争准备,而应在进行必要的军事能力建设、清晰表达军事力量运用的信息和意愿的基础上,把主要精力放在中美关系的经营方面,同时积极塑造和引导有利于中美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国内和国际舆论。重新回到中美关系这个大国关系的“重心之重心”,其目的,在近期是力求有效地缓解中国所面临的战略压力,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长期是形成一种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新型大国关系,破除几千年来国际政治的霸权战争魔咒。所以,围绕中美关系这个外交重心的能力建设、战略意志、外交艺术及其相互之间的能动,就显得特别重要。

    当前中日关系有可能从过去的“政冷经热”,经过当前的“政冷经冷”①,走向未来的长期战略僵持的方向。这种趋势十分危险,因而需要中日双方慎重对待,并尽一切可能作出必要的调整。尤其自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安排和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政以来,中日关系在东海岛屿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历史问题、南海问题国际化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有所发展。日本政治舆论大幅右倾、军事大国化趋势明朗、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强化等因素,引起中国对日警戒持续加剧。中国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实行对钓鱼岛和东海专属经济区海空的常态化维权执法特别是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不断强化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引起日本不断加剧对华警觉②。在中日关系分歧和矛盾表象的背后,是中日两国的“双强并立”,以及双方对于东亚事务主导权和东亚海洋秩序的远大抱负的竞争,而对日本来说,加强日美关系并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防范和遏制中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战略选项,这就是近几年来日本“地球仪外交”的题中之义,也是日本并不热衷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东亚范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计划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共和党政府有可能放弃“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际,日本方面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小规模“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从而有可能造成亚洲地缘政治经济的分裂。因此,对中日双方来说,一种对待双边关系的“新思维”或“外交革命”③,不仅实属必要,而且极为紧迫。中日关系必须有所调整和改善的最大原因,在于两国无法从地理和经济上相互分离,而长期战略僵持不仅造成自损,还可能遗患于周边四邻,因此,中日两国领导人必须在改善双边关系上表现出政治勇气和战略决断,拿出切实可行的信任措施和具体行动。就中国而言,如同经营中美关系那样,在对日关系上,战略自信、政治勇气、外交艺术至关重要,也缺一不可。同时,处理中日关系还要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大框架出发,实现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的战略联动。

    然而,国际关系史的一大重要昭示在于,战略机会主义的可能和战略冒险主义的危险始终存在,这样的挑战有可能来自大国,也有可能来自大国推动或挑动下的中小国家。鉴于中美日关系的内在紧张和战略压力,以及东亚地区的一系列不稳定、不安定、不确定的安全因素,我们有必要在更宏大的地缘政治经济视野下运筹和经营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我们不能在主观上把希望寄托在从中国出发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单向度的调整和改善努力上,而应从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出发,实现全局范围内的大国关系的战略联动,营造一种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一句话,应当刻不容缓地实现中俄印三角与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联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俄印三角对于中美日关系的平衡与牵制。

    中俄印三角或战略关系的推动,是一项预防性战略筹划,是一种着眼于欧亚大陆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外交部署和战略协作,其近期的根本目的在于缓减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如上文所及,中俄关系并不能有效地平衡中美关系,更不能有效化解中美日紧张,而且,从美俄、日俄关系有可能改善的前景出发,这种平衡可能会显得更加脆弱。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范围内,印度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和古老文明,应当成为中国运筹大国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借重对象。也就是说,除继续强化中俄关系以外,还必须引入印度这个重要的力量中心,通过中俄印战略三角实现对中美日紧张关系的平衡和抵消。首先,中俄印三国在领土、人口和经济规模上均位居世界前列,其中,中印不仅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两个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在军事上,三国均为核国家,还拥有不可忽视的大规模常规力量。在政治上,除了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金砖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及地区组织的显著地位外,三国还在各自地区发挥着巨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俄印三国还占据了欧亚大陆的地理腹心地区和重要边缘地带,三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将不仅使得三国的地区和全球作用与影响力成几何倍增之势,而且会造就欧亚大陆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战略稳定。其次,中俄印三角的战略协调和合作,并非纸上谈兵、毫无基础可言。中俄印三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战略诉求,其中,对于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追求,体现了三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远大抱负和国际责任,并具体表现为民族复兴或国家崛起的战略目标,以及各自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近年来,中俄印三国不仅在上述多个国际及地区组织的多边框架内展开了战略协作,而且形成了一个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和逐步深入的中俄印战略磋商机制。中俄印三国机制发端于1998年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的“战略三角”之议,经过近20年的历程,目前己经发展成为一个日渐重要的政府间战略合作机制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印战略三角关系的继续前行,对于中国缓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压力来说,是大有助益的。在相对意义上,尤其从各自面临的战略压力而言,中国更需要这个战略三角,因此应当积极推动和实现中俄印三国之间的进一步战略协作。从中国的主动性、创新性和战略诚意出发,首先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充分尊重俄印两国的战略利益和重大关切,以此为基础实现中俄、中印双边关系及其基础上的中俄印三角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和发展。在中俄关系上,中国至少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双边战略信任和战略合作: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上的进一步战略沟通和战略对接;二是达成以上两个战略倡议在中亚地区的相遇和交集方面的战略谅解。尤其在中亚地区事务上,中国应当充分理解和尊重俄罗斯的根本地缘政治经济关切,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上,要把中国的战略目标严格限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国际及地区合作打击“三股势力”从而稳定西部边境地区安全这两个方面。在这里,地区目标的战略审慎和战略节制,要以自古以来各大帝国在该地区的失败教训为镜鉴,并以地区事务中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为警戒,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帝国”冲动。

    在中印关系上,中国的战略主动和创新或许更迫切,也更重要。当前印度对外关系的一大显著表现,就是游走在中俄、中美、中日等几组大国关系之间,这大致符合印度不结盟外交传统和重大国家利益的政治逻辑。由此出发,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关系乃至中俄印三国机制向前发展,可谓任重道远。政治是关于可能性的艺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中印关系中的具体分歧、问题和矛盾既不代表两大古老文明及其相互交往的全部历史,也不可能阻挡两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势。但在具体战略运筹上,就中国而言,对印关系上的战略决断、政治智慧和外交艺术的起点,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小步快跑而集腋成裘。一是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展现出决心和动力,同时积极主动地塑造和引导理性而有利的国民舆论①,绝不能任由事态随波逐流而久拖不决。二是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事务上,一如中俄关系在中亚地区事务那样,可以通过一种实质性的战略保证形式,理解和尊重印度的地区利益和战略关切。换句话说,中国应将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目标严格限定在追求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海上贸易通道安全以及相应的军民舰船商业后勤补给上,而印度应当以同样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中国的周边地区关切和重要利益,尤其包括南海地区在内。三是在当前南亚地区事务的一两个重要案例上展现出中国方面的灵活性,例如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上尊重印度作为不结盟大国的概念首创地位和现实利益关切,又如在中印巴三边关系上保持适度的中立与积极的调和立场①。

    中俄关系和中印关系的创新性主动态势,将极大地推动中俄印三国机制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形成一个超级规模的战略大三角,推动欧亚大陆和全球范围的战略均势与战略稳定②。因此,以中俄印战略三角平衡和抵消中美日关系,不仅契合国际关系的规律,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国关系的创新发展,进而维护和促进地区与国际稳定,是相关大国及其国务家的重要责任,因而也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国际政治伦理义务。

四以东南亚作为次地区方向上的最优先考虑

    在当前周边外交的次地区方向上,中国要着力解决亚洲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落地向实,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规模和主要手段,从而在大战略意义上厘清我国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的重点所在和主要目标,明确周边外交努力的主要方向、层次和手段,从而既避免宏伟愿景流为“空转”的口号,又防止对外过度伸展可能导致的战略透支。在过去25年里,东南亚和中亚是中国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两个重点,但从目前现状和未来趋势春“南进”而不是“西进’,③,最有可能实现中国周边外交上的大国关系与次地区方向的战略联动,因此东南亚地区应当成为当前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最优先考虑。

    中国在东部面临的战略事态和战略压力,决定了必须把东南亚作为当前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或急务。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几对主要大国关系的矛盾焦点和各种问题,都集中在东部,其中一些矛盾有可能走向激化或形成危机,而缓和或化解这些矛盾,主要还要从东部的相关因素尤其是大国关系和邻国关系着手,而不能舍近求远。在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到南亚和中亚,只有东南亚是一个最可能的突破口。在东北亚,朝核问题愈益走向复杂化和僵持化方向,且涉及多个大国安全利益的相互交织,中国试图在近期内有所作为或顺利取得进展极为困难。在南亚和中亚,中国要实现上文所论及的有限地区目标,主要取决于中国与俄印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与战略互动,但即使能够达成战略谅解或共识,也绝非旦夕之间。在东南亚,近期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致力于推动《南海行为准则》早日达成框架协议的战略决心,为中国走出前一个阶段因南海危机而造成的困难局势,展现了难得的窗口机会。在20167月国际临时仲裁庭关于南海仲裁案最后仲裁结果出台之后,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双双采取降温做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又相继访华,东南亚形势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新因素和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主动乘势而为,聚焦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的重点,集中资源和手段,从多个方面入手推动实现东南亚外交的突破性进展。

    首先,在地缘政治上,东南亚是欧亚大陆东部对中国最为重要的边缘地带地区,而在这里,中国拥有地缘上的一定优势。在地缘战略选择的海陆两个方向上,在共和国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内,中国最高决策者和战略理论家囿于视野和能力而难以取舍,如清代末期的“塞防”与“海防”之争。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外交上的两个次地区重点方向的形成,从大局和长远看,中国地缘战略选择上的海陆两个方向并无根本对立,而且能够实现彼此调和与相互补充。但在当前形势下,鉴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方向获取战略效果的长期性或远景性,因而不大可能立即抵消中国在东部面临的战略压力,也无法化解中国在东部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急迫问题,包括朝核问题、台湾和香港问题以及南海问题。所以,应当把东南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重中之重,在大国关系和次地区方向上实现一定的战略联动。中国要突破第一岛链而走向蔚蓝海洋,东南亚拥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中国东出太平洋和西入印度洋,保证亚太最重要的海上贸易大通道安全畅通,以及进一步拓展和实现海外经济利益,都必须经过东南亚特别是南海地区。因此,南海必须首先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和平之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世代陆海相邻而居,命运体戚相关,双方要在安全上守望相助,首先要以南海安全稳定为着力点,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东盟整体之间的战略互信。南海地区的安全合作路径,可始于但不限于海上航行安全和海上搜救、打击海盗和海上跨国犯罪等,然后逐渐扩展到双边和多边的联合海上演习、联合海上安保或巡航,积极推动最终建立起一个地区性的多边安全机制或共同体。在这方面,中国己经和即将建成的南海西沙及南沙岛礁军民设施,应当成为旨在为上述一系列安全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物质和技术平台,故其开放性、公共性可成为检验中国与东盟之间安全信任的一项重要指标。

    其次,在地缘经济上,东南亚是欧亚大陆最稳定、最具活力的地区,而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超过东盟与域外其他大国或集团之间的联系。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进出口贸易的规模、速度和互补性均大幅提升,逐渐超过了日本、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201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4720亿美元,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巧%;日本和美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2375亿美元和2260亿美元,分别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11%9%①。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正逐渐缩小与日美两国的差距。中美日三国在东盟的经济竞争之势毋庸讳言,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补}h},以及贸易要素流通的地缘便利便捷特性,造就了中国相于对美日两国的优势。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应利用这些优势,升级发展中国一东盟自贸区,以此为基础创立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当前的出发点,中国可从海陆两个方向同时着手,即在南海地区和中南半岛两个方向上齐头并进,启动或加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功能合作。中国可以创新性地实施一些惠及东南亚国家的务实合作项目,如海洋方向上的南海理事会或南海共同体愿景②,以及中南半岛方向上的泛亚铁路计划的务实路线图的磋商制订和项目实施。中国在陆海两个方向上推动功能领域合作的努力,要相互配合并形成巨大“合力”,从而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一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创立,而且有助于促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议”的实现。当然,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之间以共同体为指向的双边和多边功能合作殊非易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创新和耐心去精心筹划和构建,从而完成一项造福于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的不世功业。就此而言,围绕南海理事会或南海共同体愿景的各项努力,或可成为检验中国致力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试金石和重要桥梁。

    此外,在文化传统及生活方式上,东南亚与中国之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文化联系千丝万缕,相互借鉴源远流长,生活方式相映成趣,尤其是中国南方各族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毗邻生活或跨境而居,山水相连的情谊绵延不绝且历久弥坚。这些既是双方相互交往的重要基础,更是共同相携前行的伟大动力。

    概言之,以东南亚作为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重点,不仅可以有效地牵引中国与邻国关系朝向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而且可以有效地牵制中美日关系及美日两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关系的演变发展。中美日在东南亚的战略竞争己非一日,但由于中国拥有上述地缘政治经济及文化优势,又在过去20多年期间积累了相当的相互交往经验,假以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动创新和积极进取,中国最有可能在东南亚实现大国关系与次地区方向的战略联动。

    在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周边外交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总体外交的重心或战略重点,始终应当放在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东部和东南部海洋方向上。在大国关系上,中美关系以及相应的中日关系和中欧关系,甚或整体意义上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实现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在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和升级上,在外部市场和外来投资上,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借鉴上,中国在很长时期内依然主要面向西方。其次,鉴于西太平洋地区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和两面性,西太平洋地区诸多问题与矛盾的紧张性和复杂性,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局势总体上必须走向缓和的迫切性和联动性,中国总体外交和周边外交的重点也应当聚焦于东南方向而非其他次地区。第三,在东南亚地区寻求周边外交新进展的突破口,显然能够实现中美日关系与周边外交的战略联动,从而达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因而东南亚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次地区方向。在大战略意义上,在确保最主要的战略目标经久不变和追求不懈的前提下,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目标和手段的相对集中,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此外,在中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努力上,我们还拥有一项战略自信或优势,即随着综合国力和能力建设的提升,中国相对于东南亚邻国而言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服务,尤其在南海和I}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功能领域和安全领域。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指出,以东南亚作为中国周边外交次地区方向上的最优先考虑,并不排斥另一个传统的次地区重要方向,即中亚地区。东南亚和中亚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矛盾对立的排斥关系,而是特定形势下的主次地位、急缓次序之区分,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战略需要。两个次地区重要方向之间,主次分明,海陆相济,东西互补,相得益彰。当前对东南亚的最优先考虑,并不必然意味着经久地弱化其他次地区方向。假以时日和战略需要,中亚和更远的西亚,以及其他次地区方向,亦有可能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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