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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建构

 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反思与建构

李晨阳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经历了起步(1979-1999)和快速发展(2000-2016)两个阶段,目前我国有超过10个以上的实体性东南亚研究机构及数百名学者从事东南亚政治的研究。通过对这两个阶段关于东南亚政治研究的专著、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检索和分析后发现,我国学者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视角、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在2000年以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研究数量和质量不平衡、理论和方法论水平不高,以及对东南亚各国政局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判不够准确等不足。提高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同时掌握对象国语言与英语、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是提升我国东南亚政治研究水平的路径。

关键词地区与国别政治东南亚研究比较政治学政治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世界主要地区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就比较关注,尤其是1964年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一批区域研究基地标志着我国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不断深化,教育部在部分高校又布局了一批区域/国别研究基地,这些研究机构和基地的中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和方法论意识明显增强,因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拓展。本文试图从笔者长期跟踪的东南亚政治研究作为范例,①分析中国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在中国学术界实现区域/国别政治研究规范化的方式和路径。②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代东南亚政治研究

    中国对当代东南亚政治的研究,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全而开展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除了部分论述东南亚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文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党章党代会的文件之外,严格学术意义上的东南亚政治研究尚不多见。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在起步阶段,国内专业性的东南亚研究机构虽然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96年升格为研究院)、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广西社科院印度支那研究所(1989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所),①但这些机构都没有把东南亚政治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当时主攻当代东南亚政治的学者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贺圣达研究员、③北京大学的张锡镇教授、①暨南大学的曹云华教授、②山西大学的李路曲教授等。与其他区域研究不同的是,国内公开发行、专注东南亚问题的学术刊物比较多。③此外,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还曾公开出版过四期《南亚东南亚评论》。

    从著作成果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撰写并出版的有关东南亚政治的专著比较少,①研究主题比较分散,对新加坡政治的研究比较深入,这与当时国内强大的改革与学习需求有关。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与东南亚有关的工具书和国别介绍的书籍中,部分内容涉及东南亚政治。为了加强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这一时期部分大陆学者引进和翻译出版了多部国外著名学者撰写的专著,③并被广泛作为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参考书目,对促进国内的东南亚政治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大陆有部分著作从东亚或亚太视角审视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政治发展。⑥

    从论文来看,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地区及各国政治的论文比较少(参见表1)。在20年间,只发表了398篇相关的论文,表明研究者比较少、研究范围较窄。此外,可能由于数据没有录入的原因,在中国知网上未搜索到1979-1999年期间关于东南亚地区与各国政治的博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从事东南亚政治的机构、学者像雨后春笋般增加,成果也大量涌现,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长足进步,东南亚政治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从研究机构来看,云南大学于2002年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后来又相继成立了大媚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最近更名为澜媚合作研究中心)、泰国研究中心和缅甸研究中心(201512月调整为研究院);广西大学1995年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 2005年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包括10个东南亚国别研究所的中国一东盟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2010年成立了东盟学院,与2004年成立的中国一东盟研究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贵州大学2009年成立了东盟研究中心,2013年调整为东盟研究院;浙江工业大学2012年成立了越南研究中心。2015年,在保留原来机构基础上,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新成立了越南研究所、缅甸研究所和泰国研究所。除上述实体性研究机构外,国内部分高校还成立了虚体性的东南亚研究机构,如北京大学2002年成立的东南亚学研究中心、1999年成立的华人华侨研究中心,四川大学2014年成立的缅甸研究中心等。①

    从研究者来看,队伍明显壮大。除张锡镇、贺圣达等资深学者之外,还涌现了李文、李路曲、许利平、庄礼伟、王子昌、范若兰、赵海立、潘一宁、黄云静、李晨阳,以及邢和平、周方冶、宋清润等一批东南亚地区或国别政治的专家,还有一批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博士也加入到研究东南亚政治的团队。

    从研究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了东南亚地区与国别政治的所有方而,尤其是相当多的学者能从政治学的视角研究,这与起步阶段的研究差别较大。研究领域包括东南亚地区或具体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利益集团(包括军队、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等)、媒体、政治认同、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转型与民主的巩固、政治参与、政治稳定、政治文化、政治行为以及女性政治、宗教政治、民族政治、街头政治、经济与政治的互动等等。

    从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来看,也比起步阶段有明显进步。从研究内容就可以看出,相当多的学者已在运用政体、国家结构、政治统治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方法来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就事论事和拘泥于定性研究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社会调查及大数据来开展更加科学准确的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除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或东盟10国的政治进行全而的综合研究或某个及几个特定领域的研究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东亚、亚太等视角或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政治的维度来考察东南亚政治。

    从研究成果来看,这一阶段有关当代东南亚政治的著作和论文呈几何数的增长。①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我国公开出版的相关专著超过了100部,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约1855篇。下而从专著、论文及博硕士论文等三个层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做一简单分析。

    第一类专著是从亚太或东亚的视角研究东南亚政治。②这类著作数量较多,既有对亚太或东亚地区整体政治发展的综合研究,也有对部分东南亚国家政治转型的个案研究,并将东南亚国家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

    第二类专著是对东南亚地区或东盟10国的政治进行综合研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关于这方而的专著不多,①台湾学者成果丰硕,既有关于东南亚政治的专论,也翻译了诸多的西方学者著述。②不过,这些著作虽然冠以东南亚的名称,但论述时多数还是按国别来展开,只有贺圣达研究员主撰的《世纪之交的东盟与中国》从整体上对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转型与民主化进行了分析。③

第三类专著成果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某个政治现象进行专门化研究,这是过去16年来东南亚政治研究发展最快、成果最丰富的领域。其中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发展与转型是国内学者关注度比较高的,李文、潘一宁、吴辉等学者的著作①试图从本地区的自身因素(经济、社会、政党)及区域外因素等多角度阐释东南亚地区政治转型的动力和路径,揭示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的关系。

东南亚的宗教与政治是近年来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③这些成果一方而努力全而反映佛教、伊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在当代东南亚的变化、转型及与社会的融合,另一方而试图阐述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对整个地区,以及相关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当代东南亚的民族政治也是学者们着墨较多的领域,①相关成果讨论的主题包括从族际整合及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角度研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尽管部分东南亚国家不承认华人是合法的少数民族,但华人华侨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以及华人华侨的参政是东南亚各国不能回避的重要政治问题,大陆学者庄国土、曹云华等人对此进行研究,探究了东南亚华人华侨社会的变迁以及参与政治的变化。②进入21世纪后,国内有多位学者从比较政治角度研究东南亚国家法律,重点关注东南亚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宪政制度。③此外,还有一些专著涉及东南亚女性的政治参与、东南亚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东盟人权、东盟媒体等问题,尽管数量不多,但其开创性和学术价值不容忽视。①另外,一些译著如迈克尔·利弗的《当代东南亚政治研究指南》对我国从事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年轻学者具有指导性作用;美国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在中国研究东南亚政治和人类学的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③

    第四类专著是关于东南亚的国别政治,这方而的专著数量最多。其中,关于新加坡政治的著作主要研究新加坡的威权政治、政府管理与良治、政党政治与人民行动党的一党独大、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与亚洲价值观、族群政治等重大课题。①有关越南政治的专著重点讨论越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越南的革新开放中的政治革新、越南的国家结构与政治制度等。②有关印尼政治的专著主要围绕着政府的华人华侨政策和华人华侨的政治参与、苏哈托下台之后印尼的政治民主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著名政治人物等话题展开。③

关于泰国政治的著作讨论的主题包括威权政治、民主政治、军人政治、政治体制与君主立宪、国家认同、宗教徒的政治参与等。①有关缅甸政治的专著集中探讨了缅甸的军人统治、政治转型及民族问题。③关于菲律宾政治的几本专著集中对菲律宾的威权统治和政治转型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进行了研究。①关于马来西亚政治的专著关注领域集中在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威权统治与族群政治。U 2000年以来,关于柬埔寨政治的著作只有张锡镇的《呻吟的吴哥窑一西哈努克家族》,而关于老挝、文莱和东帝坟的国别政治研究专著,在国内基本上是空白,其中柴尚金的《老挝:在革新中腾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著作。③

    2000年以来,国内比较流行的蓝皮书系列和年鉴系列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东南亚地区及相关国家的政局变化,这些工具书主要有广西社科院编辑的《中国一东盟年鉴》和《越南国情报告》、云南大学的《大媚公河次区域合作发展报告》和《缅甸国情报告》、广西大学的《中国一东盟合作发展报告》、广西民族大学的《东盟黄皮书:东盟发展报告》、云南省社科院的《东南亚报告》、华人华侨大学的《泰国研究报告》等。

    与专著相比,这一时期有关东南亚地区与国别政治的论文数量更多(参见表2),但国别之间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不均衡。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增多还催生了数量十分庞大的关于东南亚政治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参见表3),这些学位涉及的领域很广泛,而且选题重复率较高,文莱、东帝坟等国家则被忽略。

二、中国的东南亚政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与美国、日本及新加坡等国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相比,还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甚至在某些方而还落后于港澳台地区。

    1.多数研究人员总体上缺乏运用政治学尤其是发展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东南亚政治的意识。①有些东南亚政治研究成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深度。比如,有学者研究越南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既没有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来进行分析,也没有采用中国或越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表述来解构,而是独创了一套分析框架,把很多与民主政治无关的内容也全部放进来,也没有定量标准,文章成了一个毫无内在逻辑关系的大杂烩。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学习和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能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行。事实上,没有规范的政治学概念和研究范式的指导,又怎么能清晰地解释清楚政治现象。

    2.部分研究人员缺乏政治学尤其是发展政治学的基本知识,或者说没有运用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能力。在已有的成果中,一部分学者是根据自己的感性认识笼统地分析东南亚各国政局,用“政局稳定与动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等词汇来形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没有用政治学理论指导;一部分学者则是用某些过时的概念进行分析,比如,对东南亚国家的政体分类还是采用共和政体、君主政体来分析,不了解或者排斥民主政体、威权政体和极权政体的分类。有学者甚至不了解“极权”与“集权”、“强国家”与“弱国家”的差别,把军人政权与“强国家”划等号等等。也有部分学者奉西方民主政治理论为圭泉,以至于出现食洋不化、研究结果与现实完全背离的问题。如被称为“美式民主橱窗”的菲律宾实际上是美国在东南亚乃至全球推广其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的失败案例,菲律宾只徒具民主的空壳,不仅政府管理能力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东盟国家中属于倒数行列。因此,不能简单用菲律宾的政治体制作为参照物去衡量缅甸、越南、老挝等国的政治发展水平。

    3.比较视野和历史底蕴不足。国内学术界东南亚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多,综合研究或专题性研究少。很多学者只研究东南亚单一的国家,对其他东南亚邻国或者国际学术界政治研究发展的动态则很少关注,因而不能从全球或地区政治发展的大趋势来把握东南亚某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趋势。例如,一些研究泰国政治的学者,对缅甸、老挝等共同信仰上座部佛教国家政治的异同就很少关注,或者把研究泰国政治的结论简单套用到缅甸、柬埔寨;研究印尼政治的学者,不关注以信仰佛教为主的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的政治,甚至对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政治也不够重视。由于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局限,一些学者不能从历史角度及不同国家的国民性去思考问题,对影响政治和外交背后的、更深层的历史心理、民族精神、社会结构、经济脉动、宗教认知等,缺乏足够的关注。①

    4.对部分国家和特定问题的研究不深入。一是从国别来看,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缅甸,对老挝、柬埔寨尤其是文莱、东帝坟的研究非常薄弱;二是有关东南亚地区的军政关系、宗教与政治关系、经济与政治关系、民族关系及民族问题与政治关系、外部势力与政治转型和政治稳定的关系等等,这些年国内虽然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也有不少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但总体上对影响东南亚政治的重点变量很少关注。比如,军人干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但不仅研究缅甸、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军人政治的专著极少,进行综合比较的著作几乎没有;三是对东南亚的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甚多,但迄今没有有关天主教与战后菲律宾、东帝坟政治关系的专题研究。

    5.语言与理论、方法论的脱节。国内对东南亚政治的研究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学英语、日语等大语种或者学习政治学理论的专家总体上理论素养相对要好一些,但很少直接对东南亚某个特定国家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也不能阅读用小语种撰写的文献,需要借助翻译;‘懂东南亚某国语言的专家则往往英语比较差,既不能与国际学术界同行进行很好的沟通与交流,也缺少运用发展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与范式进行研究的自觉性。比如,对当代东南亚政治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沿袭以往的宗教社会学的套路,没有从政治学角度深入分析宗教对东南亚各国的政体、国家结构、政党制度、政治参与、政治转型、政治稳定、公民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等重大问题的影响。②

    6.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不够,国际影响小。国际学术界关于东南亚政治研究的刊物不少,比如《东南亚研究杂志》( Journal o 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亚洲观察》(Asian Survey ) ,《当代亚洲研究》(Modern Asian Studies ) ,《当代东南亚事务》( Journal o f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irs)等。但这些刊物上极少能看到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章,中国大陆学者撰写或主编并在国外出版的关于东南亚政治的英文著作或论文集同样屈指可数。

    7.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情况严重。除专著外,不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复率很高。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至今,讨论新加坡思想教育的期刊论文多达60多篇,学位论文多达10多篇,很多文章的篇名完全雷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泰国的政局动荡、泰国的军人政变、马来西亚的华人与马来人关系也是重复率极高的选题。这些重复研究的成果在文献资料、研究理论和方法上鲜有创新。

    8.对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趋势的研判不能满足周边外交和对外开放的需要。这既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前而七个已存在问题的结果。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几十年间,学者们对越南、缅甸、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重要国家的领导人更迭及选举的走向,鲜有判断准确的时候。即便是缅甸与中国关系十分友好的时期,也未能准确预见到缅甸总理钦钮200410月被清洗、200511月迁都,以及20119月搁置密松电站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更不用说对201511月缅甸大选结果预判出现方向性错误。很多官员和学者选前普遍认为,缅甸巩发党为了保住执政地位,一定会在201511月大选中舞弊,因而做出了巩发党将能通过联合军人议员,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政党的当选议员继续执政的结论,实际上缅甸军政府在1990大选、2012年补选中就没有做过弊,2010年大选结果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军人的惧怕所致,并非军政府有组织的系统作弊。遗憾的是,极少有人注意到缅甸的这种政治文化与政治传统。

三、对于加强东南亚政治研究规范化的思考

    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①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因此,对东南亚地区以及11国政治的研究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家战略实施的效果和周边安全环境的质量,有必要加强研究的规范化,提升质量。

()明确学科定位和理论方法

    区域国别政治研究作为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学理论从实践中来、再去指导实践的过程。当然,这并不反对通过对一个或几个或一组国家政治的研究,从中提炼出新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尽管世界各国政治千差万别,总体上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国家进行政治上的分类,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学者常用的民主国家、威权国家、极权(全能)国家、政治转型等概念,中国学者可以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创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新理论、新概念。

    区域国别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共同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整体,非洲政治研究、俄罗斯政治研究、日本政治研究、东南亚政治研究等不同区域国别政治研究之间既有共性,也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把研究美国政治、日本政治、欧盟政治的方法和经验简单移植来研究东南亚政治,因为不同区域、不同国家政治也有明显的特殊性,即便同样信仰上座部佛教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其国民性及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不能用区域研究取代国别研究。

()改进东南亚政治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中国的东南亚政治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从以下几个方而加以改进。

    1.研究队伍要专业化。长期专门从事东南亚地区或国别政治的专职研究人员数量不多,尤其是真正的国别政治专家很少,平时在国内各种场合的活跃分子大多是兼顾东南亚地区或某个国家的。还有一些学者本来是研究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域外国家的,一看缅甸等国家得到重视,就转过来做缅甸研究。总之,要造就一批长期跟踪研究东南亚国别政治的专家。

    2.研究人员要提高理论素养。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研究人员的理论素养和研究规范化的水平。一方而,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及国内主要的东南亚研究机构,要通过举办暑期培训班等方式对现有研究人员进行培训,邀请国内外比较政治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来授课;另一方而,研究人员要主动自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并提升运用的自觉性。要学习国外有关比较政治学的前沿理论、方法和范式,翻译出版国外学者关于东南亚政治研究的最新著作,要跟踪比较政治学的国际前沿,关注一些新的议题,如选举权威主义、选举腐败、恐怖主义、比较区域整合与地区主义、转型正义等。①

    3.提高语言能力,掌握多种语言。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东南亚国家大多经历了被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有很多文献资料是这些西方国家语言写就的,所以能够通晓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英语及东南亚某个国家的语言是最好的,至少是英语和对象国语言能力都要很强,可以用英语和对象国语言进行写作、翻译与交流。虽然国外多数的研究成果是用英文文献,但很多东南亚国家文化的差异是英语无法全部表达出来的,如果能懂得对象国的语言,可以体会到很多细微之处,真正了解某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特点。并且,要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并且要经常去。

    4.借鉴新的研究方法。在不放弃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适度融入定量研究,因为复杂的统计学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迎合了政治科学量化的大趋势,尤其是在对东南亚各国大选结果的预测,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评估方而,可学习和引入唐世平等国内学者开发的软件,以提高研判的准确率。此外,要充分发挥数据库的功能,在引进和使用欧美既有数据库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要重视在东南亚国家采集原始数据,构建自己的数据库。

    5.研究内容要多管齐下。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的整体研究与国别研究、专门领域的研究要紧密结合。既要加强东南亚11国政治的研究,也要加强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的整体研究,提炼其总体特征,还要加强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外来因素等特定变量对东南亚政治发展的影响研究。东南亚是一个民族、语言、宗教、政体、社会结构等方而的多样性非常凸显的地区,与西欧有很大差别,如果没有对东南亚11国的国别政治研究作为基础,就很难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发展做出整体的判断。但只注重国别,不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的总体态势进行提炼,又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6.人才的培养要与国际接轨。培养新一代的复合型人才是提高东南亚政治研究水平的关键。清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项目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即博士生既要有良好的外语基础,还要学习包括发展政治学在内的各种基本理论、方法和范式。学完规定课程之后,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研修半年以上,随后到研究对象国进行两年左右的田野调查。希望更多的高校学习和借鉴这种人才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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