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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郭辉

    摘要中国学界于20世纪末开始进行历史记忆研究,拓展了学术界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值得借鉴。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产生出不少颇具价值的成果。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不断探索出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几个固定领域,而历史记忆理论研究除译传域外理论外,本土理论研究也有一些成果。

关键词历史记忆;记忆理论;本土研究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界兴起被称为“新文化史”的史学研究思潮,在中国史学界更多地被称做“社会文化史”。随着这股新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衍,一些史学研究者于20世纪末开始进行历史记忆研究,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一股“清新”风气。历史记忆研究拓展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并且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也值得借鉴。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记忆的研究经过二十余年发展,己形成一定规模,产生了不少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上不断探索出几个固定领域,包括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而在历史记忆理论的探讨上,除了域外理论的译传外,本土理论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但尚在起步阶段。为了促进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回顾此前的研究,让后继研究者全面了解前人的成果。如果学界没有进行适当的学术回顾,则不利于中国历史记忆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开展,且难免会造成某种程度上学术研究的重复。鉴于此,笔者拟在学界己有相关认识的基础上,①结合国内历史记忆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历史记忆实证和理论研究进行介绍和思考,反思中国学界对历史记忆研究的学习和实践,试图观察历史记忆研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

一、新文化史与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兴起

新文化史作为一股新的史学潮流,最先兴起于法国,然后逐渐地传播到德、美等国家,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出现了全面的繁盛,对世界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英国新文化史研究大家彼得·伯克将新文化史分为七大类,社会记忆史研究即其中之一。①当然,法国史学界在促使记忆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方面有着突出贡献。法国学界对记忆问题的关注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造成的痛苦记忆,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学者率先关注到记忆问题。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出版的((i己忆的社会框架》一书首创“集体记忆”概念,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为此书撰有评论,但“记}hz}”并未能就此引起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国内,从学术意义上展开“记忆”研究的文章于清末民初即己出现,1911年的《教育杂志》对“记忆与遗忘之心理”进行了认识,概述记忆与遗忘的本质及相关问题。②此时主要从心理学、教育学角度研究“记忆”,此亦记忆研究原本所属的学科,此后虽然相关文章逐渐增多,但依然局限于心理学、教育学领域。就中国本土知识演变而言,记忆研究并没有延伸到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更没有受到历史学研究的关注,无所谓“历史记忆”研究。

    法国在将记忆问题与历史学结合方面,起到了先锋作用。20世纪70年代,随着法国社会的变迁与历史学本身的重大转向,集体记忆成为了历史学研究的新对象,法国记忆史逐渐兴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法国著名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发起组织编写的((i己忆场所》,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③((i己忆场所》推动了法国记忆史研究的全面发展,在记忆史理论的形成、方法的运用、史料的选取等方面皆具有开创性指导作用。用沈坚的话说《记忆场所》与“记忆史共同成长的学术历程、它的理论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范式都值得我们近距离观察”。④不过,该书篇幅之巨,至今未见中译本。二战后西方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到80年代则出现“记忆的转向”,⑤此后皆成为热点。

    欧美学界历史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史学界带来很大的影响。面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的“记忆的转向”,中国台湾学者最早付诸实际行动。台湾新兴的一代学者多有欧美学习的知识背景,能够紧跟学术潮流,学习最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杭己忆的社会框架》后,于1950年用法文出版著作《集体记忆》专门论述“集体记忆”,后美国学者道格拉斯于1980年将之翻译成英文,在纽约出版。不过,此时尚未引起台湾“史学界”的注意。反倒是其他学科的学者最先使用“历史记忆”一词,1990年,有学者使用“历史记忆”以讨论“电影艺术”的相关问题,⑥该文论述的重点在电影,而非“历史记忆”。大陆学者在此方面与台湾学者颇为类似,几乎同时间出现“历史记忆”一词的使用,也非历史学者。⑦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学界在将记忆理论运用于史学研究上走在大陆前面。1992年,台湾学者朱元鸿将“集体记忆”概念正式运用于史学研究,此显然与他的欧美学习经历以及学科背景有芜“集体记忆”被具体运用于社会史研究。不过,他虽然使用了“集体记忆”以说明某些与记忆相关的问题,但并未明确界定“集体记忆”概念。文中主要介绍“集体记忆”的外在“现象”,其“集体记忆”实际上成为政治权力运作的工具之一。①

    1993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发展的关键年份。该年,台湾《当代》杂志刊载“集体记忆专辑”,共发表三篇文章。其中有邱澎生翻译美国社会学者科塞(Lewis Coser)的《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与集体记忆》一文,该文为阿伯瓦克(Halbwach今《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导论,阿伯瓦克即前述所称莫里斯·哈布瓦赫。 1992年,科塞在芝加哥出版哈布瓦赫英文编译本《论集体记忆》( On Collective Memory)“重新发现”哈布瓦赫的观点,该编译本在中国的声誉远超过其著作《集体记忆》(The Collective Memo-ry) 00《论集体记忆》并非哈布瓦赫的原著作,乃是科塞将哈布瓦赫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以及《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论部分翻译成英文“编辑”而成。邱澎生对该文的翻译表明台湾学界对欧美最新学术动向的及时关注,由此掀起了中国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科塞编译成的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引起台湾学界对“集体记忆”的兴趣和心驰神往,在尽可能减小与欧美记忆史研究的距离《当代》记忆专辑还有王沉森、王明坷撰写的两篇重要的关于历史记忆的文章,理论皆源自哈布瓦赫,但论述各有侧重。

王沉森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一文,开篇即称集体历史记忆课题的研究由哈布瓦赫开启,并追述他的老师涂尔干对其集体记忆理论的影响。王沉森还认为哈布瓦赫的两部关于集体历史记忆的书,即((i己忆的社会框架》和《集体记忆》对西方学界影响巨大,由此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相关著作,集中阐述的重要观点是“人的历史记忆是被建构的,而且是依照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或政治社会现实去建构”。值得注意的是,王沉森借用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以“明清和近代的一些史实为例,说明历史记忆与历史发展的问题”,讨论集体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证明人们为了现实的需要,可以不断添写、修改、擦试历史记忆,而这些擦拭、修改或许受到自然的限制,或许受到社会政治情境的左右。③王明坷((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文,同样也认为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与王沉森不同的是,王明坷指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如家庭、家族、国家、民族,或一个公司、机关)都有其对应的集体记忆。我们的许多社会活动,经常是为了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强化每一人群组合的凝聚”。显然,王明坷强调集体记忆的凝聚、认同功能。

当然,王明坷并非丝毫没有论及记忆的选择性、增添、修正等王沉森文章中被重点论述的内容,他也专设“集体记忆与历史”小节,阐述集体记忆与历史关系,但这些并非其文章要点。在此基础上讨论集体记忆与族群认同间的各种可能才是其目的。④王沉森强调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本身的问题,具体而言是在与历史的关系上,探索记忆是什么。王明坷则强调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的功能,具体而言在构建“族群认同”上,探索记忆怎么样。两篇文章最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将“集体记忆”理论转化为“历史记忆”研究,成为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标杆性成果。王沉森后来回忆:《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为例》“发表在《当代》91(1993)我所编辑的‘历史记忆’专辑,这应该是台湾学术界最早讨论‘历史记忆’的一篇文字”。①王沉森、王明坷在发表文章之前,都曾有过欧美学习经历,此并非偶然,他们受益于欧美学术传统,成为最早进行历史记忆研究的一批台湾学者。

    不可否认,台湾学界早期历史记忆研究的主要力量也是王明坷、王沉森等人。王明坷继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史记忆研究的文章,延续和深化他在《当代》文章中的思路和方向,主要将历史记忆用于探讨台湾区域、族群认同等问题,以揭示族群与历史记忆的关系。②1996年《思与言》杂志第3期推出黄克武主持的“文化想象与族国建构”专号,关于“历史记忆”的文章即有王明坷的((i}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认为自传、传记和口述历史皆属于社会记忆活动。还有王沉森自称《历史记忆与历史》‘姐妹作”的((a青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探讨了晚清“汉族历史记忆”的复活对“国家建构”的影响,使“晚清知识分子不接纳在清朝皇帝之下从事政治变革的论题”。③

    中国大陆历史记忆研究的兴起显然受到台湾学者的影响。1996年,熊月之虽没有明确使用“历史记J忆”一词,但通过将黄炎培《八十年来》对“新场党狱”的回忆与1903年《国民日日报》上的《南汇县党狱始末记》对比,发现“回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差异,当事人对历史的回忆是有过滤性的。回忆的表述是有选择性的。回忆的内容会受回忆者所处时代、环境的影响。回忆的内容会随回忆者年龄变化而变化”。④

文章结论涉及到记忆的某些面向,但其立意在“史料考证”,而非历史记忆研究。1997年,李放春、李猛发表文章简单地介绍了西方与台湾对于“记忆问题”的一些最新讨论。该文特别介绍了王明坷19%年发表在《思与言》杂志上的《准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主要目的在通过“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认识“口述史和传记在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运用”。⑤同年,罗志田引用王沉森发表在《当代》上的文章,以证明记历史记忆“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他认为罗尔纲回忆胡适生平事迹以修正“胡适形象”,这些历史记忆的“涂抹与修正”反有意无意间更远离“历史真相”。该年,还有杨念群在介绍景军英文著作拼申堂记忆》时,阐述了“历史记忆”的相关概念。⑥显然,此时大陆史学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海外,不管是介绍性还是研究性文章,都有明显烙印,本身通过认识、学习海外历史记忆研究的最新成果,力图开辟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研究,他们也成为了最早的一批接力者。

    此时中国历史记忆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研究者尚比较少,研究内容也比较单一。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真正的发展始自世纪之交前后,历史记忆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蔚然成风,当然也有不少理论研究。为了能够更加明晰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情况,以下试图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分别视之。

二、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

    学界在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上不断探索,且形成了几个固定的研究领域。笔者从研究对象上将之归纳为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当然,各方面并非绝对,有时互相牵连,此只能做大致划分。

    ()族群认同的历史记忆研究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王明坷应属最早,他在《当代》杂志上的文章即立意于“集体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强调集体历史记忆在形成族群上具有的凝聚、认同功能。族群认同和族群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但是关于族群认同是“如何产生,如何维系,以及如何变迁,一直缺乏有力的解释”。王明坷将“历史记忆”引入族群认同的研究中,解释台湾族群认同的产生、维系、变迁。后来他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整个“华夏”,进而探讨历史记忆在华夏族群边缘,即华夏族群认同形成、扩张、维持、变迁上起到的作用。①他出版专著,也从人类生态、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等面相重新解读“华夏边缘”,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②他还从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的角度对羌族“历史”进行了思考。③总体而言,王明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处于华夏边缘的边疆民族,如何通过记忆的重新塑造与失忆这两种手段凝聚民族的认同感。并从边缘研究的角度出发,探索华夏民族与边疆民族认同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翁佳音对“荷兰歌”的研究即回应了王明坷的观点,本身也落实到历史记忆与族群关系的探讨。④

    此后从历史记忆角度解读族群认同、社群关系的成果大量出现。比如,《评皇券碟》作为瑶族研究课题一直是热点,并且民族史学者认为“它反映出一部分历史的真实”。钟年将《评皇券碟》视作深深刻印在各地瑶族民众脑海中“社会记忆”,凝聚起瑶民的族群认同。⑤视角的转换能够对某些问题得出新认识。朱小田指出:‘在拥有‘田野工作’传统的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或者方言研究中,解读‘民间记忆’己经是相当流行的诊释社群文化的基本方式”,由此他希望将这种经验引入到历史学中,认为“民间记}hz}'“与历史学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历史’的转换,是建构乡村史的一条可能途径。”他试图从“芝村龙蚕会”所蕴藏的记忆中看到“近世以来社群关系的成长历程”。⑥该文采用了包括王明坷提出的诸多历史记忆理论。鄂崇荣直接采纳王明坷的观点,认为对土族族源的研究需要用新的态度对待文字文本和口述资料,将它们视作“静态和动态的社会记忆遗存,而且还要考量其隐含的社会情景、文化认同、情感立场”,特别是要探索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由此,祖源记忆是某一具有血缘关系的社会群体对自身来源的追忆,也是对先祖事迹的追诉,具有群体认同的社会意义。①王孟通过研究山东回族族谱谱序,得出结论:山东回回穆斯林的族群认同问题,特别是他们在追溯自己的共同祖源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在于伊斯兰教或者与西域人有关上不变。②罗彩娟、贾毅、陆文东、曹大明等通过考察不同对象,阐述了历史记忆在维系、增强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上起到的作用。③不难看出“记忆”概念引入到族群研究后带来的冲击,诸多成果强调“记忆”对族群认同的塑造与凝聚。

    ()传说故事的历史记忆研究

    传说故事一直是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家关注的话题,历史学者将之视为一种历史记忆的研究应该开始于赵世瑜、杜正贞。他们从记忆史的角度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太阳生日传说及其信仰习俗,发现其中“隐含着当地明遗民对灭亡的明王朝的怀念,通过民俗的形式寄托着他们对鼎革的历史记忆”。最后得出结论:‘委曲求全地把特别的历史记忆寄寓在新制造出来的民间故事和习俗之中,虽然有导致失传的危险,但却可以通过这一似非而是的习俗逃过毁灭的命运。当历史的车轮将清帝国推向穷途末路的时候,这种特俗的、沉淀在士人心里、传诵在民间妇女口中的记忆又在新的形势下浮出水面。”④以往的讨论者并未注意到该传说和习俗背后隐藏的关于明清交替的历史记忆。赵世瑜还研究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此也非新话题,多年来一直为学界关注。他引入历史记忆概念,追寻关于此事的传说和历史,并将“其中所反映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共同心态、移民有关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大槐树或老鹊窝被塑造成为一种神圣象征的过程”,通过福柯式“知识考古学”探究,发现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氛围。⑤“历史记忆”为研究提供新视角和解释工具,以此重新观察“传说故事”,这些貌似“虚构”出来的话语,实际却隐含着具体的历史事实,能够得出不少新认识和看法。

    传说故事作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⑥受到历史记忆研究较为广泛的关注。有些研究者也是将传说故事的历史记忆研究落脚于“史”,希望通过记忆探究史实。比如,翁安雄通过论述澎湖七美的故事,以说明传说、历史、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⑦孙江也通过“太阳诞辰话语”对“太阳的记忆”进行了“知识考古”,认为其中蕴含着崇祯帝之死的意味,此外反清排满的革命者还将太阳诞辰置于“民族一国家”语境中加以叙述,民国后则“透显出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背影”。①该文始终关注着“太阳诞辰”故事的流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陈春声、陈树良从民间故事承载的记忆出发研究村落历史,认为“在传统乡村社会研究中,关于如何理解和解析乡村中世代口耳相传的具有明显‘地方性’的民间故事”是一直都面临的问题。

文章另辟蹊径,将广东潮州地区东凤村与宗族组织和民间信仰有关的若干民间故事视作“历史记忆”,说明“这个在周围地域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姓村落的历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②户华为对民间流行的“沈万三传说”进行了研究,③充分肯定了民间传说在恢复某些历史事件记忆上具有的价值。

    有些研究者则将重点落到了“记忆”的形成问题。比如,胡克诚、罗冬阳考察了嘉兴王店镇流传至今的“李家放生河”的传说,认为是基层民众对李维钧与梅会李氏家族兴衰沉浮的记忆片段,而“传说语境中蕴涵着几百年来江南地方社会官、绅、民之间在权力、信仰、利益等关系上的矛盾与纠结”。④该文对传说形成中各方势力的博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答。石坚平通过研究广府地区族谱叙事中的“罗贵传奇”,认为该传奇故事是用于诊释地方宗族祖先来源记忆的典型性叙事模式,受到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族群主义等的影响,罗贵传奇遭到不断的增添和删改,变成“各取所需”的叙事文本,⑤同样着力于作为“记忆”的故事的形成。游欢孙考察了江西“瓦屑坝”的移民传说,认为湖北、江西两地文化精英对“瓦屑坝”的求证,产生出这一移民传说的精英文本,规范了“地方宗族关于始迁祖的历史记忆”。⑥该方面研究重在阐述传说故事作为记忆载体的形成,但同时并非完全不涉及历史,毕竟传说故事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生成,侧重于社会因素对传说故事的影响。虽说具体研究中有不同侧重,但传说故事的历史记忆研究并非简单针对传说故事,而是通过解析传说故事,对某些历史作出新的诊释,观察历史与记忆的博弈。

    ()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忆研究

    历史事件尤其是重要事件比较容易进行历史记忆研究,因为保留的相关史料相对丰富。1999年,罗志田运用“历史记忆”概念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出今人对“五四”己经认定的诸多史实,在“当时的当事人或者便不这么看”。甚而认为“我们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断裂意味,这一运动与后之历史发展的关联,除了一些特别选择而得到反复强调的面相,仍然模糊”。即今人对五四的记忆并非完整甚至带着错误,真实的五四尚有不少内容被遗忘,值得唤醒和关注。⑦该文延续了他关于“记忆”的认识,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不少新认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表达了类似想法,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所以,“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①他的观点对此后逐渐兴起的五四记忆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郭若平、胡国胜等五四纪念的研究,②以及张艳以“各方政治势力对五四运动的阐释”作为博士论文选题,③即属于五四记忆史的范畴。

    学界还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张连红从南京大屠杀被害者的角度研究了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的建成,成为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间的记忆通道。而南京市民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缠绕而共存共生。并指出: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己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理应置换为人类追求和平的宝贵财富。④该文讨论现实社会中的南京大屠杀记忆对南京市民造成的创伤,强调其现实性。相比之下,刘燕军更注重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性,认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在战时“被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象征,战后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民众的这一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其象征地位继续延续,在东西方冷战的政治格局下,又与‘反对美帝国主义’、‘揭露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中日友好’等现实政治相连接,在此过程中,因被误用而扭曲变形”。⑤该文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政治环境相结合,进行了较长时段的研究。其他还有程铂舜、何扬鸣等人的研究,⑥从不同角度探析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此外,翟志成从“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探讨平型关大捷的相关问题。⑦作者试图揭露出集体记忆与历史真实间的差距,说明政治是如何影响到记忆的形成。吴乃德探讨“二·二八事件”形成的不同历史记忆,认为“同一国家不同的阶级、族群,或党派对同一历史事件或民族创伤,经常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记忆”。文章还分析:‘狂何社会对其历史记忆的书写都难免受到当代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的影响,也难免受到未来愿景的影响。”⑧由此道出不同记忆形成的原因。王先明、李尹蒂通过研究“义和团的历史记忆”,认为该记忆“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承载义和团历史记忆的文本历史地传递着这一变迁的轨迹与深植其中的意义、价值”。⑨历史记忆与时代变迁间存在种种关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福惠与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诊释》作为四卷本的著作,即通过分析各种辛亥革命记忆“文本”,系统地呈现出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记忆与诊释。政府、党派会采取多种手段留下有利于自身的历史记忆,留下众多的政治文本、纪念空间等,建构其统治或政治上的合法性。民间社会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诊释也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连本着求真精神的史学界,政治仍然是影响学术的重要力量。其中还阐述了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记忆的关系。①虽然有不同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忆研究,包括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南京大屠杀等,但有一个总的趋势,即落实到分析记忆形成背景,回答影响记忆的各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出于利益诉求利用记忆的过程。

    ()历史人物的历史记忆研究

    历史人物特别是精英人物一直为史学重要研究对象,以往多侧重人物思想、行迹等,而“历史记忆”的引入丰富了人物的研究。王沉森最早以傅斯年般精英人物为例阐明历史记忆作为象征资本,如何为现实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不久后,他又以章太炎的汉族记忆为例,说明历史记忆在国家建构中起到的作用。②黄俊杰通过宋儒对圣贤人物的历史叙述考察“宋儒集体记忆中的圣王典范”,并进一步解读了“儒家以历史叙述作为提出哲学命题的途径”。③此侧重于“文本”记忆。刘志伟也通过明代著名学者黄佐的《自叙先世形状》所“反映出地方历史演变之真实趋势,成为明代以后士大夫对地方历史的一种集体记忆”,揭示出“其文化意义’,‘了解明代中期以后社会转型”以及“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④黄东兰将杭州岳飞庙视作创造公共记忆的象征空间,通过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考察,了解不同历史时代对岳飞公共记忆的创造,将岳飞代表的“尽忠报国”精神融入到国家意识形态。此正是将个人或家族的记忆上升到国家公共记忆的过程。⑤孙江、黄东兰还讨论了元明清王朝国家和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国家建构多民族统治的目标和岳飞叙述的关系,并说明岳飞记忆的背后隐含着某种中国特有的凝聚民族—国家的要素。⑥该类历史人物的历史记忆研究,并没有停留于人物历史记忆的简单论述,而是试图由小见大,由个体“记忆”观察国家或社会。

    此外,还有研究注重政治社会环境对人物历史记忆的影响。比如,卢元伟通过教科书对林则徐形象的书写,认识到林则徐英雄形象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该过程体现出历史记忆与现实语境的相互联系,关于林则徐的历史记忆受到政治环境和个人立场的制约。⑦历史记忆在不断地建构与重构之中,但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谢亮也明确指出‘服纸记载、时人回忆以及学界论述对史实的描述,建构了国人有关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言行及其‘虚君共和’主张的历史记忆”。⑧黄克武着力于近代中国关于史可法的历史记忆,从而观察人们关于史可法记忆的变迁,描写史可法“如何从一个明代的忠臣,变为清代的忠臣,又如何在革命志士的操弄下成为抗清的象征”。⑨汪荣祖认为记忆与历史有所不同,每一个人的记忆“除了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制约外,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以关于叶赫那拉氏(慈禧)的各种记忆为研究对象,观察这些记忆出现的原因,甚至于慈禧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陈蕴茜着力于从纪念与记忆的角度,对“孙中山崇拜”的建构与传播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国民党有意进行的一场“造神运动”。②刘晓东对明清“楼寇”进行记忆史的研究。他指出在南明士人关于乞师日本的历史叙事中,对“楼寇”问题几乎表现出集体性的失忆状态,失忆的原因在“为缓解乞师日本所带来的道德尴尬与紧张感”。③关于人物记忆的形成显然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此正建构了人物的形象,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之变化致使人物形象之流变。

    历史人物记忆文本的制作、流衍也受到史学界的关注。罗久蓉依据《东史郎日记》这一文本,讨论“东史郎一个人的战争记忆如何冲击有关侵华日军暴行的集体记忆”。不过,以往对该日记的焦点多集中在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历史见证,事实上“这不是一部单纯回到过去的史料”,而是东史郎“将战地见闻逐步转化成为记忆战争、反省战争的作品”,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日本士兵的内心世界以及他的战争记忆”。该文研究《东史郎日记》,不仅将之当作记载信息的文本,还将日记本身的生产过程当做研究对象,观察东史郎对之进行的整理或改写,使战场见闻转换为记忆战争。④刘晓东“楼寇记忆”研究多从地方志中汲取食材,其中还专门讨论了《虔台楼纂》这一地方文献的编纂群体、成书过程、知识传播。他研究了作为“‘楼患’地区自身的历史经验”逐渐转换成某些“非楼患”地区予以认可、接受的一种共有的历史记忆的过程。这不仅丰富了楼寇的研究,也丰富了记忆生成、传衍、变换的研究。⑤记忆文本承载着历史人物的记忆,该方面是单纯人物历史记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虽然对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的对象作了划分,各方面并非铁板一块,能够感受到有不少交融之处。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己取得不少成果,但也还有挖掘空间。

三、中国历史记忆理论研究

    历史记忆理论的研究是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中也多少包含理论探索,不过在整体研究中处“从属”地位。中国历史记忆理论的研究显然受到域外记忆理论深刻影响。记忆理论并不等于历史记忆理论,在译介欧美记忆理论时,中国史学界有可能利用其进行实证研究,也有可能利用其进行历史记忆理论研究。早期中国历史记忆研究汲取的域外理论,多侧重于记忆理论。

    中国史学界对欧美记忆理论有意识的译介,还须追溯到1993年《当代》杂志上邱澎生的译文,使学界认识了“阿伯瓦克(哈布瓦赫)”,对其“集体记忆”理论也有了大概了解。该文介绍了哈布瓦赫相关著述,特别是他的记忆理论,称喋体记忆》一书“对于诸如空间时间对集体记忆之关系,以及有关介于个人、集体与历史记忆之间种种定义与实用性上差异等问题”都有独特认识和看法。如此研究在当时的欧美被归入知识社会学范畴。接着简单介绍哈布瓦赫生平。整个文章重点在阐述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此也使哈布瓦赫能“跻身卓然大家之林”。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并非是天赋的,那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概念。集体记忆也并非是某种神秘莫测的集体心态”;记忆分为历史性的和个人生命历程的,“历史性的记忆只有透过书写记录以及诸如相片等其他具体记录,才能影响社会九”“个人生命历程的记忆,则是那些属于过去个人亲身经历事件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褪色,除非能够定期地加强,等等。①哈布瓦赫记忆理论在同一期《当代》王沉森、王明坷的实证研究中皆有体现,不过此时多在利用实例证明哈布瓦赫记忆理论,尚缺少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和关怀。

    邱的译文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导论,但《论集体记忆》中译本直到2002年才由毕然、郭金华合作翻译,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出现之前,国内学者对哈布瓦赫该书及记忆理论并不陌生。台湾学者王沉森、王明坷等人对他的记忆理论多有征引,并运用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之中。大陆学者早期对哈布瓦赫该书的征引主要在社会学、艺术学领域。②哈布瓦赫记忆理论真正为大陆史学界熟知,应该是在《论集体记忆》中译本出版后,随后在中国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社会如何记忆》是另一本对中国历史记忆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记忆理论著作。此书作者为美国学者康纳顿,最早于1989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比科塞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哈布瓦赫英文编译本《论集体记忆》还要早。虽如此,因哈布瓦赫在欧美学界早己有广泛人气,《社会如何记忆》即受其影响而成,康纳顿开篇即称:‘我们一般认为记}hz}属于个体官能。不过,有些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东西,它叫做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我同意这个假设”。正是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才有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他在注解“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时详细列举哈布瓦赫的诸多相关著述,③可见其“思想家”多指“哈布瓦赫’。《社会如何记忆》中译本2000年由纳日碧力戈翻译,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丰富了国内史学界对欧美社会记忆理论的认识,并开始有意区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历史记忆等概念。

    正是这些记忆理论的作用,中国历史记忆实证研究得到较大发展,域外记忆理论在中国“旅行”的同时,史学界开始有意识地译介和研究欧美历史记忆理论。2003年李宏图编的《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中收入美国学者沃尔夫·坎斯特纳关于“集体记忆”的文章,该文对“集体记忆”概念提出反思。④2007年吴英翻译的英国学者约翰·托什的《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一书,该书被列入“同文馆·历史学经典教材译丛”,其中第一章“历史意识”即专门“考察在普通人的记忆(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与对过去的专业研究(它总结了一种历史意识的特征)之间的不同”o . 2007年季斌等翻译出版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编辑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作者们虽由历史学、文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领域的学者组成,但他们在该书中集中阐述了史与记忆的复杂关系,认为社会记忆通过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传承历史,在社会应用中构成过去。⑥此书被列入“历史的观念译丛”出版,显然是有意引介的理论著述。有人评论此书为“作为史料的‘社会记忆’研究”,明确指出其价值之一在“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将传统史学所利用的史料延伸到了社会记忆这一全新的领域”。①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的记忆史理论著作《历史与记忆》也被翻译成中文,此书收入杨史》《记-hz})>《古代/现锄《过去/现在》四篇专题论文,从历史记忆角度反思历史学,深入讨论“人类经历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曰人类创造的或曰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②该书最早用意大利语于1986年出版,2010年出版中译本,显然与中国历史记忆研究不断发展的国内学术大环境有关。

    2012年第3、第4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用整整两期的篇幅,以“社会记忆与超现代性”为专题,发表了欧美学者十余篇记忆方面的文章,其中不少涉及历史记忆理论。同年《史学理论研究》开设的“历史与记忆笔谈”,翻译发表有美国学者阿兰·梅吉尔的《记忆与历史理解》、阿龙·康菲诺的《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两篇文章。梅吉尔在文章中揭示出历史与记忆之间存在的“一种紧张关系”:“‘历史’是作为一种凌驾于特殊记忆之上的伪客观性话语而出现的,它宣称具有一种经验上的实在和历史所缺乏的真实}h}' ,‘记忆是作为一种不可度量的话语而出现的,它服务于欲望,要求拥有自己的不能被证实的合法性”。并对“这种关系的某些显著特征进行考察”,但他特别强调,“并不意欲解决问题,而是指出捷径之所在”。③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记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却一直见仁见智,未来肯定依然会有不同意见出现。康菲诺的文章则主要寄情于记忆研究的方法,如其所言,此也是“老生常谈”,但他仍试图在几个能确定的问题内展开讨论:‘从记忆材料中抽取意义;把记忆当作历史实在的一个基础;记忆的多重层次”。不过,他也“并不期望最终解答”记忆研究的方法问题。④他们的“谦虚”恰恰表明历史记忆理论研究尚为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

    中国学界译介欧美记忆、历史记忆理论的同时,在历史记忆理论的某些方面也进行了“本土”研究。归纳如下。

    ()历史记忆的定义

    王明坷不仅在历史记忆实证研究上贡献突出,在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上也有不少成果。他在区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基础上界定“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集体记忆是“指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此即“历史记忆”。三者之中历史记忆的范围最小。⑤赵世瑜对“历史记忆”概念作出相关界定,强调几点原则:第一,历史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的性质,不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环境而完全是个人的活动,某个群体当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这个词既规定了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也指记忆本身的历史,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记忆、遗忘、重构以及重新占用的历程。第三,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是由于过于让人难堪而不被公开纪念。但人们强迫自己遗忘或不去思考某事的企图总是失败的,当人们被告知避免谈论或思考一件重要的事情时,这件事情往往在记忆中扎下了根。在经历了一段深受创伤和被抑制的时期以后,人们总是倾向于寻求一种方法来表达(或宣泄)感情。①他其实是对“历史记忆”的“说明”,而非严格意义的概念界定。

不久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将同样的“三点”称作“历史记忆的特征”。②张荣明将历史记忆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历史记忆是指“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或目击者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回忆”,广义历史记忆还包括“历史学家对第一手资料加以整理和编纂形成的历史著作”。③如此定义显然过于狭隘,即便是“广义上的历史记忆”,也忽视了除历史著作之外还有其他多样的“记忆”流传形态。

    ()历史记忆的传承

    历史记忆如何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得以承续,此即开展实证研究的史料来源,对历史记忆研究有“本源”之作用。赵世瑜发现传说是民众记忆历史的工具。他认为“对于那些没有通过文字记忆历史的能力和权力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但由于传说往往经历了许多世代,因此不断叠加了不同时代的讲述者记}hz}的历史,它也就成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文本。”④户华为同样也认为民间传说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民间传说表面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于社会史新范式下,正史、野史、文献与口头传说都具有同等含义。民间传说作为“历史记忆的另一种呈现和表达方式,透过史料考古的分光镜,可以从这些承载民众历史记忆的文本和符号中获取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其“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⑤传说作为历史记忆载体之一,并不排斥传统文能够传承记忆,只是以往传说未能受到研究者重视,才特别强调。王明坷即认为文献与口述历史都能视为“历史记忆”。

不过,文献史料不能简单地当做“客观史实”之载体,它们是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口述历史也牵涉到相似问题。⑥显然,王明坷不仅指出历史记忆的载体,还强调对载体的处置和研究。黄克武也曾论述口述历史与记忆的问题。⑦王沉森觉得历史教科书是形塑一代人历史记忆最重要的读物,其中所承担的历史记忆值得深入分析。⑧章清则讨论了晚清中国特殊的媒介形式“策问”,认为其是“历史记忆”在晚清延续的文本“呈现”。⑨如果此类载体尚属“传统”的话,那么陈蕴茜的认识则比较“现代”。她认为近代民族国家出现后,共同的社会记忆是国家与社会运作的重要合法}h}来源。因此,作为人们对过去事件、人物表达崇敬、景仰和怀念行为的纪念空间日益受到重视,因为纪念空间具有调动情感、引发思考、唤起并塑造记忆的功能,与社会记忆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但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之间不是不证自明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纪念空间得以存在并发挥塑造社会记忆功能的基础,而且在近代中国,纪念空间的转换与社会记忆的塑造更具有现代性与本土性,是研究中国记忆不可忽略的关键。⑩实际上陈蕴茜讨论的是在何种意义上纪念空间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余霞认为大众传媒用‘服道历史,以见证人的身份进行历史记忆;再现历史,以复述者的视野建构历史记忆;重塑历史,以艺术家的想象丰富历史记忆”三种方式表达历史记忆。①概言之,笔者认为历史记忆传承的载体可分为文本的和非文本的,文本的包括史书、地方志、族谱家谱、日记、小说等文字记录;非文本的包括口头传说、纪念馆场、仪式观览、遗址遗迹等“表征”物。

    ()历史记忆的意义

    历史记忆本身应该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历史记忆的存在性,即历史记忆与生产场域之间的关系;历史记忆的历史性,即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历史”;历史记忆的当代性,即历史记忆与现实理解之间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能为现实服务。三个层次的解答涉及到历史记忆研究的指向性问题。卢元伟认为历史的记忆并非一成不变地保留下来,而是在语境中被不断重新建构。而这种建构的过程离不开历史记忆所在的场域,历史记忆是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所以,‘通过对不同时期历史记忆文本的分析和诊释,可以揭示出这些文献是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认同体系下被制作出来。”②彭刚也指出历史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诊释的特性,但同时也有通向真实过去的可能。③由此指出了记忆与事实的联系。张荣明就历史记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说明。历史记忆表现为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两类的历史记忆。自然事件中,不同的亲历者处在不完全相同的时空,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记忆。即使处在相同时空,由于不同的亲历者的认知差异,历史记忆也会有别。历史学家通过对这些有关自然事件的记忆的分析研究,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复原相关的事件真相。社会事件中,历史记忆可分为和谐性历史记忆和冲突性历史记忆两类。和谐性历史记忆中事件中双方留下的历史记忆在内容上可能基本一致。而冲突性历史记忆中,至少应该存在着两种以上相互竞争或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这样,历史学家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对比,有可能找到事件的内核,即在什么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什么,进而接近历史真相。④陈春声等人则将历史记忆的研究指向了当下。他根据康纳顿的社会记忆理论,指出:历史记忆和现实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互动关系。我们对当代生活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即历史记忆。而人们的历史记忆,受到对“当代”理解的影响,而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历史的记忆。⑤胡恒认为“集体遗忘”并非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它还是其开端和动机。

“集体遗忘”的几种形态都与空间相关,涉及事件、地点。尤其是记忆介质在场的“遗忘”,它直接将历史拉入现实。此使记忆研究成为探讨历史与当下之间关系的通道。⑥王晓葵认为,记忆研究己逐渐从分析近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扩展到了近代社会文化的整个领域,并为解释当下文化问题提供了可能方法。为避免记忆研究的平板化和定型化,需要综合多学科视角,开拓新的方法。⑦理想的历史记忆研究理应考虑这三个层次,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历史记忆”,分析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异,揭示其现实意义。

    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记忆理论的相关问题作出了研究,追寻了历史记忆的定义、传承与意义等,这些成果是中国历史记忆理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起点和铺垫。

四、问题与思考

    “新文化史”在中国二十余年的传衍,促使中国历史记忆研究日益发展,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不过,相比于某些传统领域和主题的历史研究,关于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尚有广泛探索空间。通过回溯颇为丰富的中国历史记忆研究成果,引发笔者在若干问题上的J思考。

    ()拓展研究主题和内容

    研究者本身的学识和研究领域,极大地影响到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中国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几个方面,此几个方面的开创和固化反过来也影响到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中国历史记忆资源的丰富性决定了现在的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记忆研究需要进一步发掘。罗福惠和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诊释》对辛亥革命这一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历史记忆研究,而中国历史上类似事件和人物尚有很多。虽然并非所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能开展如辛亥革命般的大型历史记忆研究,但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遗民对前朝的记忆,重大事件如“安史之乱”的记忆等,皆值得研究。笔者一位朋友试图对明清笔记中的“梦”进行历史记忆的解读,寻找笔记作者利用“梦”作为载体表达出的现实诉求。古代中国历史记忆的研究值得大力发掘,这也是以往研究较多忽视的部分,古代中国正史、野史、地方志、碑刻等资料自然不少,如何发掘其中的记忆内涵值得好好探讨。近现代中国是历史记忆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如五四记忆史、北伐战争记忆史、抗战记忆史、新中国建设记忆史、文革记忆史等都应如辛亥革命般得到同样的重视,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大人物的历史记忆也应该受到关注。此类事件和人物“本事”的研究己比较成熟,正因如此,则能够将眼光延伸到事件或人物发生之后的时空,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事件或人物本身。因为这些事件和人物为各方各派所共同关注,对其进行的记忆和诊释能够反映出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也将彻底改变史学研究中成熟话题难以为继的困境,成熟正是进行历史记忆研究的起点。

    历史记忆研究不仅要加强大事件大人物的研究,也要增强小事件小人物的研究,即要发掘底层社会记忆,将乡村故事、民间传说、族群历史等区域性历史记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中国大地上传说故事相当丰富,不仅有己经为学界重视的,也有一些地方性传说,比如,湖南洞庭湖一带有“湘妃竹”传说,浙江一带有“曹娥”传说,江苏一带有“梁祝”故事,①这些传说皆有一定历史事实,然后通过各种艺术的加工,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值得关注和研究。这些传说故事本身即承载着底层社会的记忆。许多地名的由来即包含历史记忆,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的中山路、中正路,背后有着时人流行孙中山崇拜、蒋介石崇拜的历史事实。中山路之名至今在某些城市尚有保留,但中正路皆己改名,通过对这些路名的考察和研究,能够追寻历史记忆的变迁。这些空间成为记忆的载体,被赋予很强的政治性,随着政治环境变化,社会记忆也被扭曲、修改、添补,发生变化。此类研究的开展,能够反映出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如四川南部、浙江龙泉档案,使对某些地方历史记忆的深入了解有了可能。历史记忆研究要加强小事件小人物研究,必须充分利用田野调查这一重要手段,搜寻隐藏在民间的记忆“文本”。如此,才能实现真

正的关于底层社会历史记忆的研究。

    历史记忆实证研究的内在取向可以具体化为几个方面,即记忆主体、客体、载体的研究,此三方面皆可成为历史记忆研究内容,当然也可以对此进行综合研究。记忆的主体即谁的记忆?不同社会群体的记忆有不同特征,有不同表现方式,需要对此进行细化考察。比如,研究辛亥革命记忆,可能涉及到的群体有政府、党派。政府则有中华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正式政权,期间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广东国民政府等临时性、过渡性的政权。此后还有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国民政府”。具体到每个时期,则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别。党派则更多,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民初还有统一党、共和党、民社、进步党等。1949年后的台湾则有民进党、建国党、亲民党、新党等。除此之外,民间社会有工商界、知识界、宗教界、华人华侨等。历史研究者也可以作为特殊的群体,记忆和记载历史。这些皆可以作为记忆的主体进行研究,呈现出记忆主体的多样性。记忆的客体,即记忆什么?显然是关于某事某人某物的记忆,但记忆流传过程中,记忆的具体内容很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不同地区也可能出于种种原因而有不同的记忆侧重点。换言之,虽然记忆的客体固定,但记忆的具体方面则显得变动不居。此对历史记忆研究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丰富了历史记忆研究,呈现出复杂性。记忆的载体即如何记忆的问题,亦即“记忆之场”。记忆需要载体才能呈现,最为常见的记忆之场是文本,文本传承着人们的观点和想法。另外,口述、行为仪式、形象化物体等也都是重要的记忆载体。罗福惠指出,‘并非仅仅体现为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而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员文宣,社会各界的相关记忆和纪念,无言的历史遗迹及在相关场所进行的仪式和观览,还有各种文学和艺术制作,以及今天的音像制品乃至网络空间等”,①都包含有“记忆”传播的可能性。诸如此类,不同研究对象的记忆载体可能有所差别,但也会相当丰富。

    历史记忆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能够大大拓展历史记忆的研究内容,将以往一些不受重视者纳入到研究对象之中。当然,实际研究过程中肯定有所偏重,如法国诺拉主编的多卷本((i己忆场所》侧重于研究记忆载体,但并不局限于此,而是通过记忆载体对记忆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探讨。

    历史记忆实证研究的外在取向中,历史记忆的认同功能成为了研究重点,此包括族群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此确实为历史记忆功能的重要方面,理应受到学者们重视。但历史记忆的文化传承、史实重建等方面功能也应该受到同等的重视。这些功能在己有成果中略有揭示,但远远不够。历史记忆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不同地方区域文化能够在历史记忆中留下非常深刻的烙印。由此,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研究,能够看出文化的传承。如民间传说、地方故事的历史记忆即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此种意义上,历史记忆即文化记忆。而在史事重建上,历史记忆一直有着非常微妙的作用,因为记忆有时候会有某些误差,要想达到重建史事的目的,则应该综合多方面的记忆,并征诸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

历史记忆研究的外在取向还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变迁、政治的转型等。当然,学界对诸多问题己有揭示,但远远不够。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流衍和变迁,记忆内涵的变化等,能够反映出社会和时代、国家和政党多重面相。反过来,社会变迁、政治转型也影响到记忆的形成,记忆内容的选择等。历史记忆与社会变迁、政治转型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历史记忆本身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隐码”及其影响需要通过各种研究方法才能揭露,要深化历史记忆的研究,扩大研究内容和主题,还应探寻这些“隐码”所包含的信息。

    ()加强理论和方法研究

    中国史学界原创的历史记忆理论研究己有不少成果,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历史记忆理论是体现历史记忆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纵观中国的历史记忆理论研究尚停留在比较宽泛的层次,未见对历史记忆内涵、特征、意义、功能等的系统考察。中国史学理论工作者一般不会专门从事历史记忆理论研究,从事历史记忆实证研究者,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有所贡献,但仅有补缺之效。专门进行历史记忆理论研究者往往是某方面深化。

    面临如此境况,中国史学界需要打造自己的历史记忆理论。此要求更加广泛的译介西方记忆、历史记忆理论,只有在充分了解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此方面除少数几本著作和几篇文章外,相关的诸多西方著述均未见译介,不利于理论成长。当然,西方理论的形成有其语境,需要对此进行细致解析,剥离出真正的核心理论原理,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能够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同时,还要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和知识社会,消化和吸收这些理论,能够为历史记忆研究贡献力量。中国要有原创的历史记忆理论,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国外相关知识,同时还需要进行扎实的本土实证研究,如此才有可能产生符合中国语境的历史记忆理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的不断积累和贡献,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体系化的历史记忆理论。历史记忆理论是综合性理论,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学科理论均应涉及和关照,只有在理论综合之下才能创新,此也给研究者提出多学科知识的挑战。历史记忆理论作为历史记忆研究的重要部分,应得到更多研究者关注,尤其是希望更多史学理论研究者能积极参与其中,对某些重大、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如此才能繁荣历史记忆研究。

    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某个领域的研究乃至整个学科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使历史记忆实证研究在己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在改进研究方法上作出更多有成效的努力。

    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皆很不平衡,此也影响着记忆的形成和流衍。通过不同社会、地区对同一事物记忆差别的比较,能够发现背后的历史及各种诉求。该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中外历史记忆的比较研究,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传说故事,不仅在中国有着浓厚的记忆,在韩国、日本等儒家文化圈内也有着记忆,但因政治、社会等环境不同,导致记忆也存有差别。同样,关于一些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的记忆,不仅关涉中国,还有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人士与之皆有往来,这些皆为值得珍藏的宝贵记忆,能够进行比较。抗日战争也是世界性事件,可以进行跨国历史记忆研究和比较。因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知识储备以及民族心理等各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所以,对同样事情的记忆上也存在着种种差异。这样的跨国比较研究在历史记忆研究中尚付之闲如。

    分层研究方法的运用。分层主要指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次上对历史记忆进行研究。换言之,宏观上可以从整体上对历史记忆进行概述性的研究,论述历史记忆的时代性特征等,中观研究则是对区域性历史记忆、某个时间段的历史记忆等的分析,微观研究则是对某个事件、人物等的历史记忆进行深入细致的探寻。比较理想的微观研究应该能够成为中观研究的基础,而中观研究又能够成为宏观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充分的微观、中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较成功的宏观研究。反之,则会使宏观研究缺乏基础和条件。此也是历史记忆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充分进行历史记忆的微观、中观、宏观研究,才能改进中国的历史记忆研究。

综合研究方法的运用。笔者有意区分的族群认同、传说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历史记忆研究,并非绝对分野,几者在某些时候甚或相当模糊。如,赵世瑜关于大槐树传说的研究,明确指出该传说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了关于族群认同的话语霸权”。①张勇的研究也是将巴蜀祖源传说视作集体历史记忆,认为此“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族群认同”。②传说故事与族群认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而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本身也是一个统一体,事件牵涉到人物,人物关涉到事件。罗福惠对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即是事件、人物的交织,脱离了相关人物,辛亥革命历史记忆也只会显得泛而空。

整体而观,应该将几个方面的研究进行融合,汲取各方面研究的专长,形成对“记忆”的立体全面的研究。③诸多研究实践也表明,几者综合研究取向为历史记忆研究别开一面,提供不少新课题和视角,让人耳目一新,将成为未来历史记忆研究新的生长点。

    动态研究方法的运用。历史记忆在社会中是一个传衍的存在,不断的变化,不仅有时间上的演化,也有空间上的蔓延,此皆要求历史记忆的研究需根据实际情形进行和展开,才能够对历史记忆有客观的观察。

所以,历史记忆的研究必须遵循动态视角,以此观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历史记忆,才能更加符合历史记忆本身的特征和实质,才能作出真正的有质量的历史记忆研究。

    ()重视史料发掘和整理

    历史研究中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一直都非常重要。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历史记忆研究亦是如此,必须要有丰富的史料。专题历史记忆研究相关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不多。记忆史料多附带于其他史料之中,查阅起来费时费力,大量的报刊、正史、野史等,文本与非文本史料都可为记忆载体。比如,应该进一步加强辛亥革命记忆史、五四记忆史、北伐战争记忆史、抗战记忆史、解放战争记忆史等专题历史记忆资料的整理。另外,也要对某些民间传说、地方故事在不同年代的各种版本进行整理。这些都能够深化某个主题的历史记忆研究,如此才能对历史记忆进行细致微观研究。

    笔者所见较严格意义上的专题历史记忆资料整理是关于五四的《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④五四记忆史受到诸多学人关注,相关资料的整理有待进一步发掘,史料浩如烟海,一本史料集还远远不够。笔者参与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诊释”项目,出了四卷本专著后,原本还想整理出一套“辛亥革命记忆”史料集,因经费限制而搁浅。

    虽缺少专题历史记忆资料的整理,但相关史料的出版,特别是一些回忆录、口述资料的问世,作为历史记忆研究史料的重要来源,为历史记忆研究创造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比如出版的八卷本《辛亥革命回忆录》,对辛亥革命记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湖南省图书馆主持的《湖南抗战老兵口述录》,对湖南抗战记忆史研究有着显著价低《红旗飘瓢唠《星火燎原》《革命回忆录》等,对中共记忆史研究则相当重要。其他各式各样的回忆录、口述资料的大量出版,为历史记忆研究助益良多。虽如此,对于某些事件的回忆、口述的开展依旧显得非常急迫。比如,抗战口述的进行、回忆录的撰写,抗战老兵日渐老去,不少己去世,必须加紧时间。而其他的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段和重要事件的口述、回忆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除了回忆录、口述之外,日记也是重要的记忆史料,该方面的整理出版也越来越多。但据笔者所知,全国许多地区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都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时人日记等史料,因尚未编篡出版,研究者利用起来甚为不便,且使用成本还比较高。比如,湖南档案馆即藏有《何健日记》,虽然该馆愿意开放使用,但因尚未整理出版,在相关研究方面对之的利用率往往不高,且对多数研究者而言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对外地的研究者而言查阅不便。湖南博物馆从民间搜集的《余肇康日记》,也因为出版经费和人手限制,只整理出版了其中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的日记。①其实,余肇康日记多达70余本18000多页,400余万字。记述时间从清同治11(d 872)至民国19(1930,前后绵延近60年,其文史价值相当珍贵。诸如此类时人日记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如果能够各方面加快历史记忆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相信将大大发展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将研究推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学术共同体建设

    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发展和成长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没有自觉的学术共同体方面的建设,显然不利于历史记忆研究的长期发展。

    首先要有专门刊物及时发表相关科研成果。国外有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编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历史记忆研究专业学术杂志《史学与记忆》( History and Memory) 0 20089月由中国的文革史学家编写的电子杂志((i己忆》创刊,宗旨在“汇聚研究成果、提供学术资讯、建立交流平台、推动文革研究”,后将题材扩大到文革前十七年‘推动文革研究”也改成“推动文史研究”。另由原来的编辑之一创刊《昨天》,只限于文革的回忆与研究。不过,此并非如《史学与记忆》般专业学术杂志,而主要发表“回忆录”。可喜的是,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己出现历史记忆专栏。比如,《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有“历史与记忆笔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上有“记忆·历史·空间”的专题讨论;《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上有“多重视野中的历史与记忆”专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2年第3、第4期以“社会记忆与超现代性”专题发表欧美学者的十余篇记忆方面的文章。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出版了三辑‘记忆”是主要论题。不过,中国史学界尚无发表历史记忆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集中的大批量的成果,这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在团队建设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场所》,有103位法国历史学工作者参与编写,包括诸多法国史学界的重量级人物。此也开创了法国史学著作集体编写的新纪元,并且此书的写成历经十年时间,全书出齐总共有七卷,分为三个部分:《共和国》《民族》腹数的法兰西》,共有六千多页。该书在出版后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值得中国史学界学习的是,这本书的参与学者之多,在历史记忆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学术共同体,众多学者有意识地从事历史记忆研究。中国历史记忆的研究对象相当丰富,只要学界能够共同努力,完全有可能撰写出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历史记忆方面的宏篇巨著。并且学界己经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诊释》即为四卷本,总字数为二百二十余万字,参与写作的人数近四十位。不过,该著作研究对象仅限于“辛亥革命”,使书中某些部分显得略有重复,且“诊释”多于“记忆”。2013年孙江担任首席专家的“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研究”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此项目团队的形成,将推动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向前发展,必将取得诸多成绩。虽然中国历史记忆研究在团队建设上己经有了一些成效,但尚没有历史记忆专门研究机构,并且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没有专门的历史记忆研究团队和固定的科研队伍,这将大大地限制中国历史记忆研究的发展。

    中国历史记忆研究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和沟通。历史记忆研究在中国学界己逐渐形成一股风气,除各种成果层出不穷,有专著,也有高质量论文外,学界还召开不少以“历史记忆”为主题的会议。比如,200512月澳门利氏学社“历史与记忆:反思过往,建设未来”国际研讨会;2007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学术讨论会;200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旧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探讨会;2009年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历史记忆与失忆:价值选择与史学功能—第三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多篇会议文章以专题形式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上刊发。

2010年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联合主办“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主办“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近现代战争记忆与东亚和平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会议不仅繁荣了中国学界历史记忆研究,同时也促进了中外学术界交流,便于中国学界了解国外最新研究动向。但不少学术会议仅借“历史记忆”之名,而未能真正将之作为会议的核心论题。并且,这些会议的举办呈分散状态,未形成持续性,这与没有相应的学术组织机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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