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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逃避期间中国银行与批信局关系之探讨( 1946—1949)

 侨汇逃避期间中国银行与批信局关系之探讨( 1946—1949)

———以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为例

焦建华(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1946年国内战争爆发后,侨汇逃避日益普遍,批信局被指责为“罪魁祸首”,但闽行还是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处理好与国内外批信局的关系,闽行与批信局形成一种依赖与竞争的关系。当批信局被取缔时,闽行主张只取缔从事侨汇逃避的汇兑局,而保留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批信局。由于侨批跨国网络和侨汇市场特殊性等因素,与南京中央政府的取缔政策相比,闽行对批信局的合作政策更现实可行。

关键词:侨汇逃避;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批信局;关系

    抗战前,东南亚华侨汇款寄递多由批信局承担,中国银行(以下均简称“中行”)在其中作用甚微。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爱国热情高涨,愿意将侨汇从中行等国营机构寄回,以支持国家抗战事业。中行实力雄厚,信用卓著,逐渐在侨汇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福建省侨汇则由中行福建省分行(习惯简称“闽行”)主导。抗战结束后,侨汇官价汇率与黑市价差逐渐变大,尤其是19466月内战爆发后,全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侨汇官价与黑市价差急剧扩大,侨汇大量流经批信局,中行及所属在侨汇市场中的地位日趋衰落,中行与批信局的关系日趋复杂。学界对私营侨汇业的关注比较多,而对银行的侨汇业务很少关注与重视。本文将详细讨论战后闽行与批信局的关系,以期把握战后闽行与批信局的复杂关系,并以此透视中行的侨汇业务,希冀对近代中行及金融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桥汇逃避”概况

    所谓“侨汇逃避”是从官方角度而言,指海外侨汇不经过中行、邮政储金汇业局等官方侨汇经营机构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外汇收入,而是通过批信局、外商银行或其他渠道,进入中国境内或逃入香港。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外汇垄断,所有经营外汇必须经过国家指定金融机关。然而,该年年初就出现侨汇逃避,内战爆发后日益严重,成为当时侨汇业的普遍现象。

    侨汇逃避以香港为基地,据香港《金融日报》估计,约90%以上侨汇集中于香港,然后由香港汇入闽粤内地。香港成为批信局进行侨汇逃避的中转地有其客观原因。首先,香港处于东南亚与闽粤地区之间,毗邻广东,与厦门等闽南地区也相距不太远,而香港政府又允许外币和中国货币自由买卖,资金进出自由,因而从事侨汇走私较为方便。其次,香港是华南地区的贸易进出港,进出货物皆以港币结帐,港汇需求大。最后,由于法币贬值,内地民众多以购买外汇外币保值,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南逃”运动,以致港汇供不应求。

    侨汇逃避数额非常庞大,中行等国家银行所能经营与控制的侨汇数量大幅减少。1947年政府银行经收侨汇总数不过千余万美元,亦仅及黑市1 /7左右,1948年国家银行经收侨汇不到500万美元,不及黑市侨汇1/l00就福建而言,根据香港“金融日报”估计:1945福建侨汇约美元1500万,19464480万,1947年约3360万,19482800万,19492800万。其中大部分都通过黑市转带省内或逃入香港。据侨界人士估计,侨汇逃避者约有80-90%,经由国家银行的侨汇仅占实际汇回总额的十分之一二。闽行给总行信中也证实,闽南侨汇1947年每月约有810万美元,闽行经营的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大部分经批信局或商业银行流入黑市。1949年前九个月闽行经收侨汇仅巧万美元,以此可知福建省侨汇逃避之严重程度。

    应指出的是,侨汇逃避仅是当时资本外逃的一部分。随着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和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江浙、华北和华中等各地官僚资本及市场游资在1947年开始大量南流,试图转移到香港和海外比较“安全”的地方。

仅在1947111016日,东北、华北逃亡上海的法币己超过五万亿元,一周内将增至八九万亿元,上海逃港资金每日平均至少二百亿元,一周内将达千亿元以上。战后短短几年内,单是经银行、钱庄和地下钱庄的金钞投机套汇,帮助国内资金外逃至少折合港币20亿元以上。因此,逃避的侨汇资金在外逃资金中所占份额甚小。

二、‘桥汇逃避”的原因

    官定汇价与黑市价差距大是侨汇逃避的首要原因。19462月,外汇市场开放,其后三、四月汇价比较稳定。因内战扩大,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外汇需求量大增,外汇官价与黑市差价差距日益增尤‘祛币一天天贬值,然而银行的牌价似乎乌龟爬墙似的爬不上去”。1947年时,法币时刻在贬值。以下是厦门外汇官价率与黑市价的比较表:

    从表可以看出,官价与黑市汇率相差很大,官价最低时只有黑市的24.1 %,最高时也也能接近黑市汇率,但时间非常短暂,平时一般为60%左右。这是整体情况,但厦门和汕头、广州及上海各地汇价常有差别。如1948112,央行美元对国币牌价为12万元,厦门为14万元,上海黑市却为17万元,可见二者差价之大。由于官价与黑市价差距大,由指定银行汇款损失太大,侨民自然要绕开官方渠道,中行经手的都是小额汇款,百元以上的汇款都辗转到香港换成港币流入黑市,或者直接以美元带回,多费手续也在所不惜。

    其次,走私贸易盛行,外汇需求量极大,黑市价因而日益高涨,刺激了侨汇逃避。战后以香港为基地的走私贸易盛行,香港是自由港,各种服务设施比较完善,有大仓库储藏,有大洋行、大银行、大轮船公司定货运货押汇等种种便利,同时香港距离大陆最近,交通便利。香港有专门“包走私”的运输行,正式开设的估计高达二百余家。由此可见走私贸易之猖撅由于外币黑市价越高,侨汇逃避利益越大,逃避数量自然越多,形成恶性循环。

    再次,由于长期战乱,中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战后并未完全恢复,缩减不少,不足以应付需要。为了及时汇款回国,侨民不得不与外商或外国银行联络,迅速汇款,因而导致部分侨汇经过外国银行,国家行局经营的侨汇自然减少。

    最后,抗战时期,中行扣押侨汇让侨胞感到普遍不满,这种情绪一直延续至战后。1942年,闽粤等部分侨乡发生饥荒,侨眷生活窘迫,甚至卖女为娟,情形惨不忍睹。此时,中行却扣押数百万美元侨汇不发放给侨眷,甚至政府银行职员收到侨汇之后,还以无法解付为藉口,把侨汇用作私人生意,中饱私囊,损害华侨利益,至少许无法谋生的侨属因此而饿死,侨民对此深为不满。而且,国家银行手续繁杂,费用较高,效率较低,服务不好;批信局速度快,服务好,具有传统优势。

    凡此种种,皆导致了侨汇逃避。不过,官价与黑市汇率差大是侨汇逃避的主要原因,部分学者与业界人士因而认为只要调整差价即可解决侨汇逃避问题。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汇率差只是表面现象,深层原因则是当时的不断恶化的财政经济状况。只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财政赤字、经济衰败等根本问题无法解决,汇率官价与黑市价的差距就会拉开。19488月金圆券改革后,二者差价有所缩小,但当时汇率稳定是依靠蒋经国在上海“用重典”取得的短期效应,一旦政策松动差价就迅速拉开。事实上,官价不可能跟上黑市汇率的变化,如果官价调整过频,则等于向民众承认中国通货对外价值的贬值,使更多人由于心怀恐惧而将其资金外逃。南京国民政府处此尴尬境地颇为无奈,汇率调整只是治标之法,当时政府根本无法彻底改变侨汇逃避的窘境。

三、批信局与福建省侨汇逃避

    批信局从事侨汇逃避方式多种多样,福建批信局侨汇逃避主要方式如下:

    1.批信局带外币到国内,以原币解付侨汇。如菲律宾一地而言,每月有两三个邮船到厦门,每一班带回侨汇总有三千到五千亿元之多,大部分由批信局经手,其代理人或卖港汇,美钞市价好就带美钞上岸。1947年,侨汇多以黄金私带进口。海关查出一案就有四百余两被没收,可见平常私运数额之大。除菲律宾外,荷印、英属马来亚等地侨汇也不少,一部分侨汇也直接用荷盾、叻币(新加坡元)、港币等运回厦门。由于大量走私,厦门地区的外币来源非常充裕,种类繁多,以美元居多,闽南因而商业交易普遍以美金为准。

    2.黑市调拨。批信局经常把外币或黄金转寄到美国或香港,然后在上海或香港出售兑换成国币,将国币汇回省内支付侨汇。如菲律宾批信局,有的将菲币换成美汇存于纽约,在上海黑市卖出,再将国币头寸由银行调至厦门、泉州以应付汇款。过去的新华银行揽做批信局业务,受其委托在上海收款,再从上海往厦门汇款,数额巨大。也有侨民将外币汇到或托人带到香港换成港币,然后通过黑市调拨到国内。以致每次菲岛轮到,批信涌至,各汇兑局即竞抛申汇,吸收头寸,各驻厦的商业行庄藉此接做申汇,套取汇水,最后只有依赖空运过来的钞票应付,如此轮回。

    从中可以看出,批信局在侨汇逃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国家侨汇经营体系之外的最大漏洞,绝大多数侨汇逃避都与批信局有关。批信局与国家银行的侨汇业务呈互相消长的关系,刘佐人指出:“去年(1946)一月到三月,侨汇数额下跌。四月改牌价为2020,突增至86亿,但五月到七月又下跌。八月改牌价为3350,突增到83亿。九月到十二月又下跌,至去年年底只36亿。到今年一月仅16亿,为侨汇史中最黑暗的一页。但相反的,五月到七月与九月到十二月,却为批信局的‘旺月’,尤为今年的一月,为最光明的一月。今年二月,中国银行的侨汇只140亿,批信局有500亿;三月份中国银行有170亿,批信局有800亿。汇率调整愈慢,国币的币值下跌愈大,走向批信局的侨汇愈多。”由于国家银行在汇款保值、寄递速度、人性服务等方面根本无法与其竞争,批信局是侨汇在国家经营体系之外的最大漏洞,绝大多数侨汇逃避都与批信局有关,因此被指责为“罪魁祸首”。

    实际上,批信局从事侨汇逃避,不仅与中行竞争,也与同业竞争,甚至不惜收取低价佣金。如洋属(新马、印尼等地区)批信局一般收取佣金2-3%,有时降价到百分之零点几,极不正常。招揽手段上,批信局在海内外相互牵制和破坏。如泉州批信局激烈竞争甚至侵害到有正常业务的同行,最后由晋江县银信业同业公会与海外侨批业公会联系,协商制定海外收佣标准:宋属(菲律宾地区)部分收批佣16%,票汇收佣5%,电汇收佣2%(或者是5%);洋属(新加坡、马来亚地区) 部分收批佣1820%0另外,部分私营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大量从事侨汇逃避,如新华银行常将新加坡、爪哇和槟榔屿收取的侨汇换成港汇或购运货物到香港,然后兑换成港币与黄金,再购买适宜物品运入厦门出售,获取国币后再支付侨汇。

因此,中行等国家银行片面指责批信局并非完全正确。不过,国家银行所能控制的侨汇数量大幅减少,批信局又是“罪魁祸首”,因此中行总行及闽行等均与批信局的关系极为紧张。

四、侨汇逃避期间闽行争取批信局合作的举措

    尽管闽行与批信局的关系极其紧张,但批信局在闽行的侨汇业务中的极其重要,闽行又不得不与经营侨汇的其他中行分支行一起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国外批信局的业务合作,争取侨汇。

    ()闽行与中行广东省分行(简称“粤行”)一起向总行力陈争取批信局合作

    19476月,闽行经理吕越祥与粤行经理王振芳一起趁总行领导人南下视察之机,联名陈述侨汇状况,提出加强侨汇业务的七个具体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联络批信局,利用其机构接近华侨”。闽粤行经理也充分认识到批信局的优势,对批信局有颇多褒奖之处:“南洋批信局历史悠久,情形特殊,,‘其组织简单,服务便利,与顾客直接往来,无营业时间之限制,有旧式商店之便利,汇款人多属同乡或亲戚,易受侨胞信托,时势所趋”。因此,批信局具有很大的优势,中行为了发展侨汇业务“只有设法与之联络,使其逐渐就范,,范围小者,仅在国外经营汇兑,在国内并无联号,须托人代理,如能利用此类范围较小之批信局取得联系,在可能以内予以便利及通融,必要时或允许其短期内之透支,籍资廉羁笼络,并可诱导其将外汇售与我行,使其有助于国策,对于吸收侨汇当大有禅益”。但是‘不能用高压手段取缔,致激起华侨及侨眷之反感”。

    由上可见,闽行试图争取与利用批信局,以争取吸收侨汇。但是,中行汇兑业务要受中央银行约束,如建议中提到的提高汇率、原币汇款、售给侨胞出国旅费和增加贴补等内容,没有央行许可,中行也无能为力。如果汇率提高和推行原币汇款,中行和批信局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至于头寸问题,中行总处本来就和央行有矛盾,积怨很深。由于各国家银行必须将外汇全部移存央行,而通货膨胀速度又快,央行根本不能保证各行必需的头寸,并非仅有闽粤二支行缺乏足够头寸。中行只能中间吃亏,遭至侨胞置疑和愤恨。总之,闽粤两行争取批信局的提议并不能由中行总行做出决定,只能由其与央行交涉。1947年,央行实行浮动汇率制,侨汇有所提高,但是官价始终和黑市价有距离,因而中行的侨汇业务并未彻底改观。中行虽然无法制定汇率,但在权限内还是批准闽粤两行的部分措施和办法,加强侨汇业务。

    ()闽行积极游说总行,大力展开与批信局的合作

    为了争取批信局的合作,闽行采取了很多措施,吸引批信局,试图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为了获取中行总处的支持,闽行极力游说总处,晓之以“利”和理,动之以情。

    闽行指出,“民信局与我行有相当之历史关系”,因办理侨汇便利,“民信局因之愿与我行往来,委托代办,闽行因此尚能维系相当存款”。但是同期业务量较小“菲岛民信局与我行有存款往来者,厦门、泉州约四十余家,每家经常存款数目平均约在三四亿元”。然而,业务潜力非常大,加入菲律宾侨批业公会的批信局有163家“自本年(1947)一月至十月二十五日止”,短短数十月时间,经汇侨汇合国币七千四百八十余亿元,,“与我行有往来者仅约占四分之一而己”。如果闽行与批信局加强合作,‘切取联络,以期增加家数,,“庶存款业务得藉以推进,其数量当在不少”。战后闽行与批信局的业务关系己‘旧趋衰落”,侨汇情势己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果不加强与其业务往来“长此以往,恐将每况愈下”,将来“本行固有之往来户亦将被人兜揽殆尽,昔日优越之地位,必至丧失”。闽行指出,批信局存在和发展壮大与其特点和优势分不开:    首先,“组织简单,服务勤奋,与顾客直接往来,无营业时间之限制,有旧式商号之便利”;其次冷[款人多属同乡或有亲族关系,由情感上之作用,易受侨胞信托,每笔汇款必附带家信一连同送交收款人,索取回信作为收据,藉此互通消息”,而且“寄信而兼理侨汇亦趋势所必然”,批信局具有信款兼营的优势;最后,由于“城乡交通不便,领款困难”,而批信局“直接将信款送达侨胞家中,迅捷方便,侨眷自乐于接受”。简言之,批信局具有组织、情感和寄递快捷等业务优势,必须争取与批信局的合作。闽行“过去狙于成见,以民信局为逃避黑市侨汇之经营机构,拒之准恐不及。殊不知民信局为侨胞服务,递寄信款,侨眷苦无民信局必将断绝接济”,侨眷的生活将更加困苦。不管于“利,,、“理”,还是“情”,闽行应该加强与批信局的合作。

    为了消除总行的顾虑,闽行极力区分批信局与汇兑局,在给总行呈文中处处强调二者差异,并一再表示“本行往来委托办理解款者为民信局”,经营黑市外汇的批信局“不过数家”,如加入当地信业公会的菲律宾批信局共有163家“其中仅有9家兼做汇兑,,‘应受禁止淘汰者为经营黑市之汇兑局”。对并不经营黑市汇兑的批信局应该“尽力联络争取,,“为将来拓展侨汇之唯一助力,我行为维系既往之联络,留备将来发展侨汇之地步”。恢复、维持与批信局己有的合作关系莫如“信用透支,,“每一民信局(非经营黑市之汇兑局)就其己往往来之资历,分别信用等级,量予一亿至三亿以下之信用透支,以便于侨信寄到青黄不接之时,量为垫款周转之需”。透支国币“由本行直接送达侨眷,免被利用于他途”,“随用随还,不得长久,并须于每月月底结清”,透支对象只限于“在当地主管机关登记加入同业公会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对闽行存款业务的帮助自不用说,也“为日后发展侨汇亦奠定稳固始基”。正是极力游说,闽行才得到总行支持,才能给予批信局各种优惠与便利。

    1.继续联络国内外批信局,扩大业务往来。国内方面,闽行及分支机构积极委托批信局代解侨汇,加快汇款解递速度。如泉州支行就取得不少成效,1947年又委托了4家批信局(7)负责泉州全境的侨汇解递。

    海外一些历史久远且信誉较好的批信局在国内没有联号,必须托人代理解款,其中一些与闽行曾有委托关系,因此闽行“设法与此类信局取得联系,在可能范围内予以便利及通融”,并直接给海外批信局去函,介绍侨汇经办情况,宣传招揽代理业务。下面是闽行在194747给小吕宋万众信局的函件:“敝行近为加强内部组织,并专诚服务侨胞起见,特设立侨汇股负责办理代解侨信事务。虽逢星期例假亦照常工作,对华侨汇来款项,不论金额多少及侨眷信址之远近,敝行均可派差带款送达。至福州、泉州、漳州、永春、仙游、甫田一带均设有行处,解款尤为便利。”由此可见,闽行急欲与海外批信局广泛合作‘不论金额多少及侨眷信址之远近”。

    另外,闽行19478月向总行提出一系列宣传办法,在新加坡、巴达维亚等中行设有分支机构之处,由中行机构“就地广为联络介绍,使能与敝处(指闽行)直接通信取得联系”;在菲律宾等没有分支机构之处,由闽行“进派熟悉侨情之职员数人赴菲岛调查宣传,进行联络工作”。尽管总行并不信任批信局,认为其“经营黑市外汇”,而且“所收外汇并不转售政府”,但只要“信局愿意将外汇解缴”中行,可以让海外分支机构代闽行宣传,但不允许闽行派人到菲律宾宣传。同年11月,闽行分别给新加坡、雪兰羲、仰光、槟榔屿、巴达维亚和曼谷等处中行去函,详细介绍闽行经办侨汇的具体事宜,包括收发地址、解付地区、代办侨汇具体手续及费用,请其“随时协助兜揽,以广招徕’,。

    经过努力,闽行取得一定成效。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冬至1948年底,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共有90多家批信局和特约商号直接委托闽行解付侨汇。

    2.说服总行给予批信局透支便利,支持其发展,争取侨汇业务

    19478月,闽行向总行申请设立侨汇股以专门负责侨汇交付,其筹备工作之一便是争取批信局的业务。为了争取批信局的合作,闽行向总行申请通融办理批信局透支,“择信用较著之信局,每户予以五千万元之透支(前曾陈请未蒙总处核准)旧下币值更行低落,通融数目须在一亿元左右”。透支款项“由本行直接送达侨眷,免被利用于他途”,以“引导海外信局长期往来”。总行认为“信局办理黑市侨汇”,如果中行给予协助,‘有助长其吸收黑市侨汇之嫌,,“如需透支,只能以代解侨款为限,将来并仍以外汇结还为原则”,实际上拒绝了闽行的申请。

    19481月,闽行趁总行缉核林凤苞到厦门视察时,再次提出批信局透支之事“择信用较著之信局,每户予以五千万元之透支(前曾陈请未蒙总处核准),日下币值更行低落,通融数目须在一亿元左右”,并将其与筹设侨汇股相联系。19484月,泉州支行也向闽行申请对菲律宾批信局透支。由于侨汇业务持续恶化,中行总处在19485月准予闽行及支行对批信局透支,“每户透支最多五千万元,随用随还,不得长久,并须于每月月底结清”,为避免风险,透支对象只限于“在当地主管机关登记加入同业公会者”,而且泉支行要“觅具妥保”,向闽行“逐户列单陈报备案”。由于巨额通货膨胀,总处19487月又批准闽行提高透支额的申请,增为一亿元。

    3.建议总行和南京国民政府制定措施,打击批信局非法经营侨汇

    除了积极争取批信局的合作外,对于继续从事侨汇逃避的批信局,闽行则建议总行和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批信局的非法经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公司商号兼营银行业务和外汇业务相关规定,19463月外汇开放后,政府指定特定的银行商号准许经营外汇业务;19472月实行金融紧急措施,禁止外国币券流通。19471229,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金管局,负责查禁所有非法金融活动。1948819币制改革后,政府禁止人民持有外汇,此禁令维持两个月后被取消,但私营银行业务和外汇业务仍遭禁止。因此,批信局受到打击的主要是从事外汇黑市交易和私营银行业务领域。

    1947年,闽行提出防止批信局侨汇逃避的五项具体办法:彻底消灭黑市、把握批信局国币头寸来源、加强经办侨汇银行内地机构与简化解款手续、国外当地政府之汇款限制应设法纠正和诱导批信局经办侨汇通过本国外汇银行。这些措施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取缔外汇黑市直接打击批信局的非法经营;银行简化汇款手续、送款上门以及通过外交途径取消国外对汇款的限制则是要求银行改进经营方式,与批信局竞争。对批信局方面,国内要“把握信局国币头寸来源,,“由政府明令信局外汇必须售与指定银行,而随时派员查核其帐目,如违则严罚或停止其营业,;“加强海关缉私工作,自不敢私运外货以抵侨汇,并严格取缔钱庄买卖外钞,;‘决行在厦照牌价收兑外钞,如系巨款,应查究其来源,自可减少携带大量外币回国,;“出国侨胞需用小额外钞,亦可按牌价售与,以免出国侨胞不便”;对国外批信局,‘诱导信局经办侨汇通过本国外汇银行”,如果托付本国外汇银行经办侨aG  "}h予优惠,以示奖励”,并以“贷以小额短期信用放款”吸引侨胞从国行寄递汇款。由此可以看出,闽行针对国内外批信局的不同特点,试图从侨汇源头和流通途径上控制侨汇逃避,设法控制批信局的业务,防止侨汇逃避。

    19488月,金圆券改革后,侨汇逃避有所减少。然而,由于官价汇率急剧变化,金圆券黑市死灰复燃,流入国行的侨汇一时又告短细,南京国民政府对侨汇黑市的打击更为强硬,因各方面原因,国民政府试图打击批信局的非法金融活动的收效并不大。

五、从取缔批信局事件看闽行与批信局的关系

    随着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官价与黑市价差距不断增大,侨汇逃避也日益普遍,由于批信局是侨汇逃避的“罪魁祸首”,如何处理批信局与侨汇逃避,政府内部有不同主张。部分政府官员建议与东南亚各地政府交涉,以限制批信局侨汇业务。19485月,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委会官员简贯三赴美国考察回国后,便建议改善侨汇经营,其中一个措施便是“中央政府似应与南洋及各地政府交涉限制侨批局业务,以免大量侨汇经由民信局逃避走私”。银行等官营侨汇机构或政府部门纷纷发表意见,请求政府取缔批信局。中行总处一直认为“民信局为逃避黑市侨汇之经营机构”,应予取缔。早在1946年,财政部就主张取缔民信局:“民信局非法经营侨汇,并将汇款经商图利,实属不合,应即予取缔”。粤行部分支行等支持取缔,如粤行赤坎处19477月致粤行经理王振公的公函中认为:“潮汕各地侨汇均落于侨批局之手,如能在各该地设立机构,并请政府协助伤令批局停业,严禁其经营业务,似此南洋一带侨汇当能归银行。”由于“国库外汇收入减少,,“论者每归咎于侨汇之走私,而批信局之大量揽收侨汇尤为各方之攻击目标,每来函请予取缔”。另外,广大侨民也纷纷向政府申诉批信局的违法行为,要求严格管制批信局,以免侨眷遭受损失。

    由于侨汇逃避,批信局又是沟通侨汇的主要机构,“关系重大”,福建省政府因而在19484月通令闽南各县市详细登记各批信局情况并具报,认为批信局“哑须管制”,“其信用不佳、压积侨款者尤须取缔”。194810月,行政院广州区经济管制委员会设立在厦门设立厦门区侨汇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侨管会”),指定吴本景(央行经理)为主任委员,吕越祥(中行经理)、陈龙田(交通银行经理)为常务委员,吴隽泽等八人为委员(各银行经理、办理侨汇著有成绩者),央行承担委员会的一切经c“侨管会”负责管理侨汇的一切事宜“必要时派员检查各民信局之业务帐务”。鉴于泛滥的侨汇逃避,19481025,厦门市侨管会决定从111起禁止批信局营业,厦门华侨银信业公会马上通知海外各地侨批业公会及华侨商人团体,侨管会的行动一时激起轩然大波。

    首先,国内外华侨团体及侨批业者强烈反对与抗议。厦门华侨团体联谊会请求市政府向省府请求,暂缓实行管制措施。荷属东印度泅水中华总会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请其命令侨管会收回成命,当地《青光日报》在114发表社论《为侨眷呼吁》,从道义和现实两方面批评政府不当行为;新马各地侨批业公会连日在新加坡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要求行政院立即撤销管制,依照物价指数改订汇率,引导侨款回流,维持侨眷生活,且以巩固地方经济”,还致电厦门等地侨管会,请其收回成命。

    其次,取缔之举在官方内部也有反对声音,一些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国家邮政和银行等均不赞成完全取缔。国民党驻万隆支部针对荷属东印度情况,立陈批信局合理性“国内侨眷生活汇款全靠民信局作桥梁”,虽然其营业方式不符合政府法令,但是“为侨胞服务之本旨及国内侨眷生活之接济,仰望殊感殷切也”;为此,党部提出“荷印民信局请设法维持,以利侨汇,;‘冷伤政府银行应接收兑换荷币以利归侨”。厦门市政府对批信局的处境也比较同情,恳请省府向中央相关机构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取缔。厦门邮局认为其“邮资收入将受锐减,现正注视各批信局动态”,显然对取缔政策存在顾虑。央行厦门分行也不支持完全取缔,早在1947年下期营业报告中就提出:‘全市民信局约百余家,……此项组织如全数勒令停止影响甚大,初步似宜予减少。”

    闽行的态度饶有意味。它虽与粤行同属中行,但意见存在差异,粤行支持取缔批信局,闽行则认为要对批信局区别对待,走“中间道路”。在闽行看来,批信局负责“搜集侨汇按户派送,,‘沥史悠久,自具经济上之价值”;汇兑局“以迎合侨胞多得汇款之旨愿,并利用香港黑市之漏洞”,“经营套汇”。批信局“所收之外汇在国外售与汇兑局,由汇兑局在国内将国币头寸交付信局所委托之代理行庄,,“逃避外汇者为汇兑局,本行往来委托办理解款者为民信局”。尽管批信局也经营黑市外汇,从事侨汇逃避,但“不过数家”。因此,闽行认为中行总处历来有“民信局为逃避黑市侨汇之经营机构”的“成见”,“应受禁止淘汰者为经营黑市之汇兑局”,对并不经营黑市汇兑的批信局应该“尽力联络争取”。因此,闽行主张区别批信局与汇兑局,取缔“汇兑局”,保留和争取“批信局”。虽然批信局与汇兑局存在差异,但在现实中并不能截然分开。如在厦门,‘三十多家专门经营侨汇的信局也兼营兑换外币”,另外经营兑换业有店号、公开经营的四十多家,没有店号而半公开经营估计至少有二十家。由此可知,经营汇兑的批信局不在少数,并非如闽行所言“不过数家”,因而闽行所言无异于掩耳盗铃。

    为什么闽行有如此主张?实际上,尽管闽行深受批信局从事的侨汇逃避之苦,但对批信局还是深为倚重。侨汇寄递方面,闽行1947年经手的侨汇为82亿元,其中代批信局解付款项达13亿元。⑧其后,因侨汇逃避日益严重,闽行侨汇寄递业务减少甚多,但闽行及分支机构来自华侨、批信局以及批信局介绍的客户的存款储蓄业务并未减少。1947年,闽行存款总额为87. 67亿元,其中华侨存款64亿元,占存款总额73 % o1948年初,闽行的批信局存款计96户,存款余额常保持17亿元左右;泉支行的批信局存款达4,50亿元,约占该行存款总额50%;同期,仅菲律宾批信局与厦、泉两行有存款往来者达40多家,每家平均存款3,4亿元。正因为有批信局方面的大客户,闽行全辖的储蓄业务才能在全国中行储蓄业务中名列一二。⑨闽行因实际利益,对批信局的态度与其他国家行局有明显差别,并不赞同完全取缔批信局,这正是前文所叙闽行态度矛盾之处的深层原因。

六、结语

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闽行一直试图发展与国内外批信局的关系,发展侨汇业务。为了加强侨汇业务,闽行极力加强与批信局关系的意愿更主动、更强烈,这与二者的地位和经营特点有关。批信局为私营机构,主要负责侨汇的收揽、寄递和派送,并具有传统优势,银行只是业务流程中的一环,因而福建省内和海外批信局对闽行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寄递、转汇即可。闽行为“国家银行”,具有国家赋予的优势地位,存贷款是其主要业务,而批信局又是大客户,因而对其有更多倚重,必须主动争取业务往来,争取存款,否则侨汇只会“逃避”。但是,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官价汇率与黑市价存在巨大差距,批信局受丰厚利润诱惑更愿意选择侨汇逃避,闽行的侨汇寄递业务每况愈下,批信局与闽行的矛盾不断增多。闽行对批信局既“爱”又呀良”:一方面依赖其收揽、寄递侨汇和存款,另一方面极力要求管制批信局的侨汇逃避,但反对完全取缔批信局。

从长远而言,取缔批信局对闽行的侨汇业务有利,但短期内有害。因此,闽行与批信局形成了一种依赖与竞争的关系,因而主张保留批信局,这种主张也更符合实际。相反,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部门对批信局深恶痛绝,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彻底取缔批信局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政策上并不可行。

    首先,批信局本身特殊性及其构建的跨国经营网络,决定了它短期内无法取代。批信局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上凭民间传统信用制经营的组织,并形成了一套跨闽粤与东南亚各国的跨国经营网络。而且,这种以批信局为基础构建的侨批网络深深植根于海外跨国华人社会与闽粤侨属地区。一旦取缔,必将激起海外华人社会与国内侨属地区的强烈反对,从而可能激起激烈的社会动荡。同时,批信局分布的跨国性,决定了单独一国很难根除。批信局不仅闽粤地区广泛分布,而且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区也为数众多。即使南京国民政府可以控制与取缔闽粤地区的批信局,但对海外批信局则鞭长莫及,无权过问。邮政局香港分局的张继锡案的报告中己充分说明这种窘境:

“国内批信局照章应向邮局声请登记,受有相当限制,遇必要时我政府方面尚可予以制裁。惟外洋及香港之批信局,我国无权处置,纵可由我政府与各当地商洽取缔,但亦绝其无法肃清。”②如果批信局所在国政府不愿配合,那么取缔海外批信局更是无从说起。因此,取缔批信局需“国际协作”才能实现,单独一国很难如愿。

    其次,批信局是侨批市场的特殊经营组织,这种市场的特殊性,决定了批信局短期内难以根绝。侨批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进而形成了跨国市场。批信局是这个市场的最主要经营组织,通过侨批寄递,既满足了海外侨民与国内眷属通信与汇款的需求,又满足了他们特殊的感情与心需求,因而长期在东南亚侨胞与其家乡亲属之间担任经济纽带的角色,在侨汇业务上的地位根深蒂固。只要有市场需求,这种经营组织就会存在,政府禁止反而会刺激行业利润的高涨,因而将刺激地下“非法”组织的产生。1948年安南批信局被禁止营业,一般水客及地下批信局应运而生。他们设法通过极为秘密方式逃避政府的监督,其寄批方式是“由侨胞以破碎废弃纸屑,书写收款人姓名住地及银项数额交水客带运至汕,再由地下批局扣佣代发,侨眷收到银项由地下批局备就之极薄纸片写明收到银项或附述数字,仍由水客带回安南,该帮水客及地下批局行迹诡秘,缉获为难”。由此可知彻底取缔批信局的困难程度,也说明了侨批市场的特殊性。

    再次,批信局服务的便捷性与文化特征,是现代金融机构无法彻底取代的根本原因。批信局经营网络具有跨国特征,覆盖范围广,服务以“迅速、简便、可靠”著称。而且,批信局针对特殊人群提供了人性化和专门化的服务,其特有的文化与感情属性是现代金融机构始终无法比拟。然而,现代金融机构虽然也有很多优点,但其服务首重普遍性与一般性,缺乏针对侨胞侨民的特殊服务,即使有,也因为成本和专门服务人员(通晓方言)因素而受影响。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银行的侨汇寄递“手续太繁”,“时间不速”,服务质量差,屡遭侨胞与眷属投诉,垢病不己。因此,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现代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了这项侨汇业务,但因便利程度和服务质量无法与批信局相比,除战争等特殊时期外,国家银行在侨汇业务上始终无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官方侨汇行局始终无法取代批信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一些国家经营部门与批信局形成利益共同体,他们对取缔批信局并不积极。批信局从事侨汇与侨信寄递,业务跨金融与邮政领域,因而与银行与邮局成为了利益共同体。对银行而言,批信局部分弥补了银行汇款招揽与分发能力的不足,因而在部分地区与银行业务形成互补关系。而且,其经收的侨汇是银行存款业务与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点在闽南地区尤其明显。如前所述,闽行与批信局显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因此它主张取缔汇兑局、保留批信局并不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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