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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海洋史与南海合作以中国与越南的比较为例

于向东

    海洋是历史上人类活动和交往不应忽视的途径与场所,海洋史研究是历史研究颇受重视的领域之一。地中海堪称“伟大的海”,地中海、大西洋曾是人类文明史上海洋活动的重要区域。欧洲人所进行的海洋活动对于顺应世界历史变革曾产生了重大影响;亚洲人在印度洋、太平洋西岸特别是南海的海洋活动也丰富多彩,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以南海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的“水疆”( Water Frontier)贸易网络,沟通了东西方和东亚地区人员交往和物资交流。

    从海洋史比较视角考察,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较为浓厚,海洋活动出现较早、规模宏大,对沟通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贸易网的联系做出了显著贡献。古代越南海洋活动发展较晚,规模有限,但在海洋史上也有其不应忽视的一席之地。

一海洋史研究的内容

    海洋史特别是古代海洋史内容丰富,涉及很多方而。古代的海洋著述,海洋神话与海神信仰,沿海农业、海洋渔业、海洋盐业开发活动,海外贸易活动,沿海市镇、海港兴衰,海船建造,海洋航行及其技术,海道交通,等等,都是海洋史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同时,海洋史研究也还包括人们在接触海洋、参与海洋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这诸多方而的内容,共同构成了古代与陆地文明并存的海洋文明。

    海洋观念、海洋意识一方而来源于海洋活动,另一方而又引导海洋活动的开展和实施。关于海洋的文献著述、神话传说、海神信仰是古代海洋观念、海洋意识得以表现出来的文化与宗教形态载体。

官方和民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海洋开发、海洋航行等活动则是海洋观念、海洋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客观社会背景和行为基础,这些活动同时也促进了海洋观念、海洋意识的发展。海洋意识形成后,构成海洋文化、海洋文明的重要内容,也会作用于古代的海洋活动。

    古代中国和越南在接触和认识海洋的过程中,封建帝王、士大夫和民间人士形成了多层次、多方而的海洋观念和意识。就古代中国而言,从汉代到清代,关于海洋的记载和著述非常宏富,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三国吴万震的《南洲异物志》,到清代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严如k的《洋防辑要》,海洋记载和海洋著述多达上百种。特别是,继宋元时期海洋活动大发展和海洋著述增多,出现《诸蕃志》(赵如适)、《岛夷志略》(汪大渊)等著名典籍后,明清时期中国海洋活动继续发展,海洋著述更是大量涌现,不可胜数,如明代的《东西洋考》(张燮),《筹海图编》(郑若曾),《星搓胜览》(费信),《西洋番国志》(巩珍),《赢涯胜览》(马欢),《海道针经》(佚名);清代的《海国图志》(魏源),《厦门志》(周凯),《粤海关志》(梁廷柑),《舟车所至》(郑光祖),《东西洋针路》、《南洋氢测》(颜斯踪),《海岛逸志》(王大海)

    从文献史料考察,古代中国的海洋意识具有内涵丰富,视野宽广,既关注和记载近海活动,也关注远海航行;既宏观多样,又具体细致等一系列特征。无论是中国海洋著述的记载,还是航海活动所到达的范围;无论是中国人对南海贸易的经营,还是对南海岛屿的发现命名、渔民的南海更路记载;无论是远洋航海与造船技术的发展,还是对周边海洋的认知和筹划经略,都反映出这些特征。

    古代越南的海洋著述、海洋活动和海洋意识没有古代中国出现得早,也没有中国的内容丰富。越南在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自己的海洋活动,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海洋记载、海洋著述和海洋意识,但无论是数量的丰富,还是内涵的深刻,都无法与中国相比拟。越南成文的历史记载和著述出现较晚,《大越史记全书》和后来19世纪阮朝编修的《大南实录》《大南一统志》有一些关于海洋的零星记载。

1819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海洋著述,如黎贵停的《抚边杂录》、潘辉注的《海程志略》、何宗权的《洋梦集》、李文馥的《西行纪略》、佚名的《通国沿海诸》、佚名的《海程合采》、民间流传的《海门歌》等。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其沿海农业开发、沿海海口海港、近海岛屿与沙洲、沿海航行海门道里等的细微记载,也包括对海洋、海洋形状、海潮大小的具体或抽象的认识,以及海洋神抵、海洋方位、海洋财富与灾害、海疆防守的认识等方而的内容。

二古代越南海洋意识、海洋活动的基本内容及特征

    越南在中国宋代初年独立,建立自主的封建王朝。丁朝和前黎朝时期,几乎还没有成文的海洋记载,更逞论成规模的航海活动,很难见到有成系统的海洋观念与海洋意识。而唐宋时代中国的海洋著述、海洋活动和海洋意识己经相当发达了。北宋时期,中国人己知道使用罗盘,懂得“牵星过洋”术,成为南海和西太平洋航海活动的主角,主导了广阔“水疆”即南海区域的海上贸易网络和东亚、东南亚的贸易时代,推动了南海区域的海上经济交流与合作。

    元明时期,中国的海洋活动和海洋意识进一步丰富发展。明代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海壮举,越南人既羡慕又佩服。越南后黎朝后期、阮朝前期较为重视官方的造船和航海活动,但民间的海外贸易一直被严格禁比。直到19世纪前期,越南的海外贸易基本上都是单向的,即允许外商来越南进行有限的贸易活动,开放一些港口进行交易,但不允许民间自由前往海外贸易。

    古代越南的海洋意识总体上表现出直观多于抽象,近海活动的记载多于远海活动的记载,自然现象的如实罗列多于有思想深度的论证分析,有关海洋的思辨性的思想观念几无所见。15世纪的大儒阮鹿,18世纪的“博学家”黎贵停,特别是19世纪前期明命帝的海洋意识内容较为丰富,影响较大,在越南古代海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以后黎朝末期的黎贵停为例,他较为关注海洋,所著《抚边杂录》对于越南中部和南部沿海岸地区、近海岛屿沙洲和近海航海活动有较多的记载。现代越南官方和不少学者把黎贵停的记载作为越南对中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重要典据”之一。实际上,黎贵停所谓的“黄沙诸”“大长沙岛”,只是越南中部广义省一带近海海域的一些不确定的岛屿、沙洲和沙带,与远离越南海岸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毫无关涉。

    越南古代的海洋活动,主要集中于沿岸、近海区域。最受关注的是沿海农业活动,包括江海的治理,灌溉去咸,滩涂开发,海盐开采、煮晒和贩运流通,沿海捕捞,等等。“以江治海”和御咸堤的修筑、海盐的生产与流通、夺海垦荒和利用海口海港进行有限的对外贸易以增加收入、满足消费需求,形成了古代越南海洋活动的传统。《海门歌》和19世纪阮朝南、北槽海运反映出越南近海海口、海门的航行活动。《越甸幽灵集》《岭南掂怪》中的一些海洋神话传说故事,折射出古代越南民族起源和日常生产生活的点滴史影。由于越南南北海洋活动的进行,在沿海不同地区形成了影响各不相同的海神信仰和海神祭祀活动,如北方的天后娘娘、四位圣娘、龙王,南方的天依阿娜演婆、“嘎翁”(即鲸鱼,又称“仁鱼”等)、台仔夫人,等等。除19世纪前期关于越南人前往东南亚、印度洋东岸一带的一些海洋记载涉及外国海洋情况外,越南更多的海洋著述,如前文提到的《通国沿海诸》《海程合采》《海门歌》,都是记载其近海的情况和航海路线里程,包括南北各地之间的交通、槽运等。越南古代大量的近海航行活动,距离海岸最远大约在2030公里之间。此外,越南古代的海洋记载、海洋著述还受到中国的较多影响。一些中国海洋著述、海洋翻译著作,如《筹海图编》《航海金针》等,被越南翻刻付印、抄录流传。

    19世纪早期,越南阮朝也有一些越洋海外官方航行活动,己知道运用罗盘、牵星术、“千里镜”、铅丸打水等技术和工具,其足迹到达了东南亚的江流巴(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等地和印度洋东岸一带的“小西洋”。这些航海活动规模较小,一般由一两艘船只担任,只是连年持续进行,形成一定的规模。阮朝的这些航海活动其动机比较复杂,具有多重考虑和实际意义,包括开展官方的海外贸易、训练水师、探测海道、考验臣子“戴罪效力”的忠诚度等,但主要还是打探西方殖民者的动向和东南亚、印度东海岸一带殖民地的情况。

    现代越南学者有人认为,1909年中国清朝水师将领李准率水师巡查南海,是中国“挑起”南海争端的最早举动。这种说法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越南的阮氏朝廷,还是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都未对李准巡海做出有任何异议的表示。李准多次巡查南海,其巡海是清朝政府再次申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自觉行动,是清朝政府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的标志性行动之一。

李准作为清朝水师将领,关注海洋,不仅有海洋活动,而且有海洋著述,撰有《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

三古代的漫长历史时期不存在南海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人类的古代海洋意识与现代海洋意识有着重大差别。古代历史时期,人们一般把海洋看作是天之界限,所谓天之涯、海之角,山卿海溢,是人迹罕至之处。传统的史学和史料记载,也多聚焦于人类在陆地的活动。古代封建国家政权看重的是陆地边界、陆地疆域的保有和交涉,还很少有海洋疆域的意识,最多也只是把海洋看作是冒险取得财富之地,是联系海外的舟揖交通之道,没有也不可能具备现代的海洋疆域意识。现代海洋意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权益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主导海洋的海权意识。

    从南海来考察,古代中越两国共同而对同一海洋,在各封建朝代两国之间虽然有过一些陆地边界的争端、交涉甚至战争,但是没有发生过海上“边界”的争端和交涉。相反,中越两国之间、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些海上交往和合作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利用南海季风航行之便和南海周边国家物产丰富的有利条件,中国人特别是在东南亚的华侨(包括华人)、越南人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居民,以及一些西方贸易者,共同参与营造了南海贸易网,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丝绸、瓷器、香料、大米、书籍贸易成为其主要内容。

    历史上,中越两国人民曾就海上航行经验进行交流,相互帮助。清朝后期,中国的很多航海经验对越南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人翻译出版的西方近代航海著作《航海金针》,也在越南翻刻出版,有所流传。越南的海洋意识特别是海洋方位意识、海洋神抵意识,长期受到中国海洋意识的影响。从越南人自己的一些记载来看,他们在东南亚海岛地区如江流巴(雅加达)下洲一带的航行,因不熟悉海道,还需要借助当地的华侨、华人引水导航。

    古代中越海上合作,最典型的表现是打击“海盗”和海难救助。“海盗”成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不少海盗的活动影响了中越之间正常的人员交往和贸易关系。清代中越史料中,都有一些关于两国水师打击“海匪”的记载。关于海难救助,孙宏年教授曾有大略统计,自1731年至1847年间,中国救助遭遇海难的越南漂民多达27批次;1669年至1860年的近两百年间,越南救助遭遇风难的中国漂民多达34批次。

    清道光年间,厦门道澎湖虞生蔡廷兰参加考试,从厦门搭船返回台湾时,遭遇风难,飘至越南南方思义府采芹汛(今越南广义省思义县)海口,被越南军民救助,得到阮朝明命帝优待,按照蔡廷兰本人意愿,由越南官方沿陆路送归回国。蔡廷兰从南方至北方,沿途见到不少华侨、华人和越南各阶层人士,与他们通过通事畅谈或通过笔谈交流。回国后,蔡廷兰写下《海南杂著》两卷,传之于今世,留下了中越海难救助、中越官方和民间人士共同参与、相互交往的一段佳话。

    历史上中越两国在南海的海上交往与合作,很多方而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虽然今天中越之间存在海上争端,但从历史趋势看,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海上交往与合作关系是主流;从现实成果看,两国己经妥善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上边界问题。相信两国和两国人民也会从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在推进命运共同体和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相互对接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利益,有能力、有智慧妥善解决海上争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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