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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木雕工艺源起与发展探论

 莆田木雕工艺源起与发展探论

——从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视角考察

李精明(莆田学院 工艺美术系, 福建 莆田 351100

要: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视角考察古代莆田木雕的发展历史,认为可分为三个时期:唐五代及以前的滥觞期、宋元时代的发展期、明清时代的繁荣期。指出莆田木雕具有稳定性与脆弱性的双重特点,在社会与文化变迁历程中呈现出缓慢的盛衰与流变。

关键词:莆田木雕;民俗文化;社会变迁;工艺美术

从文献记载和现存文物考察,可以证明莆田木雕从唐代开始便有建筑装饰、佛像雕刻和刻书等形式,元代又发展出现了欣赏品、家具、乐器和玩具等品类。明代,致力于佛像、装饰雕刻的艺人已经很多,清代出现了名艺人游伯环、廖明山、廖熙等。许多文章和著作讨论莆田木雕时,普遍认为莆田木雕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而很少有人从历史的角度去系统梳理莆田木雕的社会、文化历史根基,即使是试图梳理,也只做到木雕相关文物、事件的罗列。有鉴于此,本文试从木雕植根的社会与文化角度来探讨莆田木雕的源起与发展。

一、作为工艺的木雕及其考察视角

我国现代意义的美术主要指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等造型艺术。莆田木雕作为一种按照“地名+媒介材质”命名的艺术种类,属于工艺美术的概念范畴。在“木雕”前加上地名,强调了它所具有的地域特征。古代工艺美术按照用途可以分为:贵族的工艺(为王公贵族制作)、民间工艺(以民众为主导、服务于生活目的而制作)、个人的工艺(自由、闲散时表现个人审美目的而制作)三大类。原始社会,工艺美术属于集体意识的产物,由于巫术活动的需要而生产。在封建社会前期,工艺美术从民间而来,由贵族而兴起。后期,民间工艺逐渐兴盛,并逐渐形成个人的工艺。考察古代莆田木雕工艺,一方面要研究在各个时期内三种工艺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分析历史进程中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呈现出盛衰情况。

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认为现代绘画、雕塑等美术更多地与自由的、个性的、纯欣赏性的特质联系起来,古代的工艺美术则跟多地与工艺、技术、实用密切相关。工艺美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正如工艺美术理论家朱孝岳认为工艺美术活跃在普通民众生活之中,工艺美术与普通民众生活之间是鱼与水关系,因而“生活是工艺美术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因此,传统木雕手工艺活动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一部分,处于由统治集团、民众、民间艺人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口数量、战争、统治者提倡的社会风尚、社会政策、民俗文化、经济环境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某一时期影响木雕工艺传承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所有制约因素之中,民俗文化对于莆田木雕的影响是渗透性的、贯穿始终的。莆田现存的古代宗教造像、建筑构件、家具雕刻、礼仪用品主要作为风俗信仰的产物,其雕刻也深刻地反映出人们的文化观念。因而研究莆田木雕工艺的发展与演变,必然要突出文化变迁的重要作用。正如学者郑工指出的那样,“福建美术尤其是古代美术,绕不过民俗这个场”。民俗文化场是一个区域美术的原生态环境。对整体文化环境的考察,才能获得直观的感受和把握。柳宗悦也强调“社会与文化”对工艺美术的作用。他认为“传统与时代”是产生工艺的五个先决条件(用途、材料、工具、技法与技能、传统与时代)之一。只不过他从社会历史积淀(即传统)、文化潮流(即时代力量)的角度考察。他将社会与文化综合起来讨论,提出“宗教时代就是工艺时代”。可见,民俗文化与工艺美术的密切联系。而本文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便是文化的变迁及其对莆田木雕的影响。

二、唐五代及以前是莆田木雕的滥觞期

在莆田曾发现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大量的遗物。商、周时期,莆田人已制作出了自己的陶器。已发现多处商、周时期遗址,出土了一批几何形的印纹陶器。福建从秦到汉初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之后逐渐受中原文化影响。武夷山汉城出土的闽越国“云纹万岁”瓦当、福州鼓楼屏山一带出土的“龙凤呈祥万岁”瓦当,是中原汉文化移植闽北地区的结果,佐证了当时福建较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汉武帝灭闽越国之后,汉朝为瓦解闽地势力,令闽越人迁移至江淮一带。随着闽越国灭亡,汉朝廷对闽地经济文化的瓦解,莆田及其他地方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经济、文化基础,回退到封闭、落后的状态。莆田的工艺美术处于孕育之中。莆田地区的土著人、“闽越”族人贫弱的经济和文化基础,使之后外来文明的融入更加自然、顺畅。因而,也没有能够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孕育出独立的工艺美术。

西晋时期,全国出现短暂统一局面。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人为了躲避战乱,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入闽,莆田和其他南方地区受益。迁入莆田的中原氏族除了商人、文人,以及征战到福建开荒囤居的士兵之外,可能还有工匠。他们带来了中原的习俗、文化、工艺等,并与莆田当地居民逐渐融合。据晋时统计,在闽越国灭亡后,福建全境只有 5.6 万人。而外来人口的迁入为莆田工艺的发展奠定了经济、文化基础,建筑装饰的木刻、石雕、砖雕等工艺应运而生。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东晋王朝,建都建康(今南京),中央文化辐射至闽地。三国时期,佛教已传入福建地区,西晋时,福建建立多所佛寺,如太康元年(290)侯官县的药山院,太康三年(282)的绍因寺和灵塔寺。

佛教传入莆田的时间则稍晚,据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记载,莆田境内最早的佛教寺院是永和尼院,建于东晋永和元年(345)。南朝时,由于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莆田建于南朝的寺院至少有三座:灵岩广化寺、法海寺、宝胜寺。除了佛教的传入,道教可能也早在汉末传入莆田地区。由于年代久远,木质易腐朽,加上人为的破坏、水灾、火灾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莆田没有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木雕作品遗存。当时的佛寺、道观建筑构件,以及宗教造像,部分可能已出现木雕作品。这个时期的建筑以木质构架为主。且根据当时流行的风气、佛教建筑型制,一般建筑上都有附属雕刻以及木雕佛像等。与莆田临近的福州雪峰崇圣寺(建成于875年)有现存唐代木雕观音佛像、达摩祖师像各一尊。年代稍晚的福州华林寺(始建于 964 年)大殿保留了宋代木构建筑,构件上有精美雕刻。这一时期虽有工匠出现,但职业化的工匠在唐代以前还没有出现。郑工认为唐以前福建工匠的主要谋生方式仍然是依靠农业和土地,在劳动力有节余的情况下,拜师学艺,烧陶、建筑、捏塑、雕刻、绘画等是他们的第二职业。另一方面,影响一个地区工匠职业化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城镇建制及其经济情况。莆田直到南朝陈时才置县,虽然福建的城镇不发达,但建筑相关的工匠仍有出现。这一时期以建筑为主体,雕刻、绘画附属于其中。再者,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等中原民俗文化初传入,宗教建筑需要大量的建筑装饰、造像等,而这时的木结构建筑,促进木雕工艺需求的文化场萌芽,隋唐五代形成。因而木雕、绘画等活动自然多了起来。工匠虽然没有出现职业化,但佛教建筑的兴起必然带来大量的雕刻活动。唐初莆田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人口数量顺速增加。圣历二年(699),唐廷按照当时立县标准和上中下三个等级分类的要求,析莆田县西部设立清源县(后改名为仙游县),并且莆田县、仙游县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分别划入上县、中县。唐安史之乱(755763 年),福建相对稳定,吸引了一些人迁居莆田、仙游。当时在莆田县、仙游县为官的一些人也举家迁移至此。个别官员也贬谪至福建,带来中原的风俗文化。唐代状元宰相常衮(729783 年)被贬为福建观察使,使福建风俗为之一变。宋黄公度《学记》记载“莆田文化之邦,自常衮入闽之后,延礼英俊,儒风大振,僻在南隅,而习俗好尚,有东周齐鲁遗风”。

唐建中年间(780783),莆田县户数达 6 000户以上,仙游县户数达 3 000 户以上,两县人口增至6.3万人。据金文亨等研究,莆田在唐代出现了一批集镇,如城厢、黄石、庄边、白沙、百丈、濑溪和清源、枫亭、游洋等。另外当时的白湖、江口两个进出货物、旅客的港口,成为繁荣的市镇。城镇的出现促进了社会分工,手工制造业同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起来。集镇、港口的繁荣将促进工匠的职业化。元和八年(834)唐文宗下令抚恤沿海蕃商,“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从而促进了莆田、泉州等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唐后期,中原地区战乱加剧,军阀割据,北方士民再次南迁,尤其唐末五代,王审知三兄弟及其同乡 5 000 人入闽,并建立地方政权,出现了汉人入闽的又一次高潮,一些北方汉民族也在这个时期迁入莆田、仙游。唐时,闽中各类作院与私坊陆续出现,五代时,闽国也设官办的“百工院”,并蓄百工技艺,南北工匠。

朝廷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工艺的发展。再加上五代王审知崇佛,促进了佛寺在莆田的建造,从而间接促进了木雕的发展。

一般认为,唐代是福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木雕开始运用于建筑装饰、宗教造像雕刻、刻书等方面。城镇、港口的出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为社会分工准备了条件,可能出现了木雕相关的职业工匠。外来文化的传入,尤其是佛教、道教的传入,丰富了莆田的民俗文化,从而催生了反映民俗文化内容的木雕。福州的雪峰寺有现存的木雕观音坐像、达摩祖师像、龙女立像和千佛毗卢像等。莆田现存的唐五代木雕罕见,但从建于这个时期的宗教建筑数量想见出木雕的发展状况。唐五代社会佛学兴盛,依据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有年代记录的寺观记载,莆田、仙游从晋至隋唐五代新建的寺观27所,其中晋宋齐梁时期 5 所,隋唐五代 22 所,新建的宫室 3 处。位于莆田市荔城区的道教建筑三清殿始建唐代贞观二年(628),虽现存部分建筑斗栱为宋代建筑风格,但可以想见当时建筑刻装饰已大量运用。

三、宋元时代是莆田木雕的发展期

宋代为了加强莆田、仙游等地的管理,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决定设置太平军(翌年改为兴化军),管辖兴化、莆田、仙游三县,范围包括了今天的莆田市区、仙游县以及福清、永泰部分地区。兴化军的军治最初设置在游洋,太平兴国八年(983)迁到莆田县城。在此之后,莆田县逐步成为兴化的政治、文化中心。莆田县修筑城池,城内建设富丽堂皇的军衙、县衙和兵营,建造佛教、道教寺院,如天庆观、梅峰寺、东岩寺等。依据《八闽通志》所记载的信息来看,宋代莆仙地区新建的寺观、宫室数量是历代最多的(见表1、表2),可见其发展盛况。人口和户数逐渐增多,当时兴化地区人口最多时超过 14.8 万人。人口的增多,促进集镇的出现和社会分工,从而促进木雕等手工业的发展。兴化人在境内的山区、河谷地带开发梯田、沿海荒地,地方官吏鼓励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尽管耕地面积顺速扩大,农业兴旺,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因此一些人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木雕工艺得到发展。兴化人以木竹为材料,生产家具和工艺品。宋代莆田的交通在政府的重视下进一步改善,在原有的交通线路基础上,新建了由江口经涵江至莆田城的新官道,以及桥梁50多座。宋代兴化涌现了一批市镇和对外贸易港口,如迎仙、白湖、黄石、涵头、枫亭等新兴集镇,黄石、白湖、秀屿、枫亭等通商港。兴化在农业经济发展的保障下,改善了对外交流和传播的陆路交通,一批新兴集镇和港口的建立成为莆田木雕发展的孵化器。更加关键的是兴化军的军治设置在莆田县,莆田县经济、文化快速提升。宋代兴化地区,重教兴学,除了官办的军学、县学之外,民间办学成风,书院林立。两宋期间,兴化地区兴办书院 30 座以上。科举文化兴盛,考中进士人数之多,曾一度冠于闽中,被称作“文物之邦”。通过科举,兴化名人辈出,如名臣蔡襄,宰相蔡京、陈俊卿,民族英雄陈文龙,诗人、忠臣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通过科举进而发达,虽然不能等同于发财致富,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乡建设和工艺的发展,据传宰相蔡京曾召家乡木雕工匠,进京制作红木雕刻家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名画宋代《听琴图》,画中琴桌传为宰相蔡京呈献给宋徽宗的兴化木雕家具精品。经济的发展,科举文化的兴盛,一方面促进莆田地区仕宦人数的增加,另一方面促进了宋代兴化刻书业务的兴盛。虽然唐五代开始就有了雕版印刷,但宋代兴化才成为福建刻书业的中心之一。刻本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作者自刻本,蔡襄曾刻自己撰写的《荔枝谱》;二是家族刻本,作者子孙整理雕刻祖先遗著;三是郡县刻本,如1248年郡守林希逸主持刻印刘克庄的《后村居士集》;四是其他刻本,由邑人整理刻印乡贤遗著等。因而文化教育促进了宋代兴化刻书业的发展,莆田县志记载了莆田木雕艺人陈振孙刻制了《荔枝谱》《开元天宝遗事》《通考经谱》等书。

北宋“靖康之变”(1226 年)后,迁都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再次由北方转移到东南,南宋朝廷将福建作为后方的疏散地。南宋末年,在元兵攻占下,南宋朝廷南撤,途径福建赴广东时,随行部分官民安置于莆田。莆田的华亭镇,当时就有江浙避乱的一批人滞留于此,并携带南宋都城仁和城隍及小件文物在华亭镇(属莆田城厢区)建仁和庙,以此怀思故园。另外还有莆田的“浙江庙”也是由江浙移民南迁莆田时所建。有学者认为,宋元之际入闽的人中间,有宋朝宫廷画家、宫廷内的杂工匠役等,宋亡入元后,他们隐而不出,私下亦授徒传艺,在民间活动。北宋宰相李纲的后代这一时期进入仙游。文革期间,其后人还保存有李纲宰相的印章。莆仙地区从两汉至唐末五代,北方汉民陆陆续续迁入,到了北宋年间已形成聚族而居的局面。唐五代,各大家族依附于寺院建立祭祀祖宗的檀越祠。宋代家族祠堂、宗庙独立出来,单独建设。北宋中期,强宗大族已经在莆仙地区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通过修族谱、建祠堂、置祭产,凝聚族人,加强巩固社会地位。而祠堂、宗庙少不了绘画和雕刻装饰。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政策因素,寺院经济发达,可以想见当时家族祠堂、宗庙雕刻和寺院雕刻的发展程度,如始建于宋代的仙游文庙(原称孔子庙)至今还保存了宋代的石鼓。宋代民间信仰盛行,并形成了地方特色的人神信仰,如海上妈祖女神信仰形成于宋代。保留至今或有记载的宋代雕刻也多以民俗信仰为主:如原存于莆田城厢区南门外万寿庵内平雕关羽像、梅妃江采萍圆雕(传为民间艺人林恢、林奕所雕刻)、宋太师陈文龙抗金死难圆雕、木雕髹漆妈祖神像(藏于莆田市博物馆)、木雕髹漆神妃坐像(藏于莆田市博物馆)、木雕髹漆夫人像(藏于莆田市博物馆)、木雕髹漆人物像(李福贞收藏)等。这一时期的雕刻稳重、洗炼。宋末,兴化地区遭受严重战乱,经济、文化中落。景炎二年(1277),元军攻陷兴化军城,屠城 3个时辰(6 小时),死者 3 万余人。元朝统治下,民族矛盾尖锐。蒙古人以征服者自居,将被统治者分为色目人、汉人、南人,社会地位依次降低,福建被列为“南人区”,处于被统治者的最底层。在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政策下,一些文人士大夫,隐而不出,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莆田出现民间玩赏性雕刻、家具雕刻,如欣赏品、乐器和玩具。元的统治区域稳定后,莆田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稍有起色。元末,莆仙地区又遭受了十多年(13521366年)的战乱。莆仙地区受到的破坏严重,家族组织严重破坏,木雕工艺发展中落。莆田雕版刻书艺人俞良甫即在元末移居日本,据《莆田美术工艺》记载俞良甫从事雕刻艺术,不但刊刻了大量的宋元版本佛经和一些文学作品,还将雕刻艺术传授给许多刻工,对当时日本文化生活和印刷业起了一定作用,至今“俞良甫版”仍为日本人民所珍视。

四、明清时代是莆田木雕的繁荣期

明太祖朱元璋灭元后,都城设在应天(今南京),在文化、政治取向上,“致力于恢复汉家风尚,以复兴宋朝为旗帜,政治机构追仿唐宋旧制”。

明朝初年,官府对工匠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逐步废除工匠摇役制度,嘉靖八年(1529)工匠基本得到解放,注籍匠户取得自由身份,大量进入市场。建筑装饰仍然是木雕工艺需求的重要方面,大量运用于宫殿、庙宇,甚至民居装饰。宋代有严格规定“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画栋宇及黔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考工记》)。明代在文化艺术上亦受宋代影响较深,规定“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绘画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庶民庐舍“不许用斗栱,饰彩色”。因而明代木雕装饰主要用于宫观、庙宇,民居民宅虽有装饰,但工艺较为简洁。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莆田等南方市民经济独立发展,远离政治中心,使得木雕工艺更加依附于民间审美需求,表现题材民俗化凸显。有学者认为“福建美术的民俗性和职业化倾向,也是一种文化的边缘现象”。以至于“技艺问题”成为福建造型艺术最受关注的问题,直至今日同样如此。

元代以后,莆田木雕继承传统,雕刻建筑装饰、书籍之外,摆设品也有涉猎,还雕刻家具、乐器、玩具等。现存明代莆田雕刻艺人雕刻的欣赏品有刘海木像一尊,趺坐式,肩伏蟾蜍一只,衣纹按木头的天然纹理雕刻,以及天然柴头鹰一座,按木料的天然形势创作,鹰的一足抓住树枝,展翅作俯视状,神态逼真。因而,在明代莆田木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以神事、俗葬等礼仪性的产物向为现实的、观赏性的、玩耍性的娱乐性产物拓展。而这种转换的出现,与明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密切相关。尤其明代私营商业经济发展到清代,出现了一批富商。早在唐代,莆田县已出现私人商店,私营商业萌芽,宋元时期出现一批小集镇,到了明代秀屿成为商业小镇,黄石成为莆田、仙游、惠安三县的商业中心。明嘉靖后期(15221566 年),莆仙沿海遭到倭寇侵扰十余次,破坏了社会稳定,莆田文化艺术的稳定发展受到影响,黄石商业中心移至涵江,辟为商埠,到了清嘉庆时,涵江万商云集,出现十余家富商。这些都为木雕从仕宦贵族工艺向民间工艺发展、从民俗性作品拓展至玩赏性作品奠定了阶级基础。

清初,为了阻断郑成功的起义军与内陆居民的联系,清政府在沿海实施迁界政策长达 20 年。大规模强制迁徙沿海居民使莆仙已形成的家族组织部分破坏严重,沿海繁华地区成为废墟,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莆之乱也,自崇祯十六年(1643)起,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复界,前后四十年间屡为战场,沦陷者四,克复者三,海师出没,寇盗纵横”。复界后,莆仙地区耕地保持着一定的面积,但人口快速增长,1661 年,莆田县有人丁数3.7 万,人口数 6.1 万,清道光九年(1829),户数 8.4万,人口数上升至39.5万。农业经济的迟缓发展,人口增大的压力下,将促进木雕等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清代商业在明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市民阶层扩展,求神问巫习俗浓厚,祈求平安、发财、驱邪、吉祥的建筑装饰、宗教造像继续发展。

清代莆田已经形成精微透雕的艺术风格,尤其体现在寺院用品、家具雕刻、建筑装饰上,影响了民国、新中国的雕刻艺术,至今仍以精微透雕风格为人所称颂。精微透雕一般根据使用目的和人们审美的需要在平面木料上雕刻,它可以运用于装饰建筑物(宫、殿、寺庙、楼、台、亭、阁等)、室内陈列品(围屏、护栏、博古台几、烛台、纵盒、果盒、挂灯等)、乐器等,具有广泛的适用空间,加上莆田民俗内容丰富,氛围浓,促使精微透雕能够发展和传承下来。寺院道具、用品等雕件常常贴金描彩,具有金碧辉煌的效果。如梅妃庙浦口宫的清代木质髹金漆透雕护栏、现藏于莆田市博物馆的清代硬木漆金透雕果盒、硬木漆金透雕桌灯、漆金木雕龙烛、漆金透雕雕花亭式桌灯、漆金透雕妈祖神舆、樟木漆金透雕馔盒等均体现精微透雕的技艺之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佘国平认为精微透雕技艺运用于圆雕作品,使得传统人物龙袍、服饰纹样、战袍铠甲,宗教人物的身躯、服饰、底座等雕刻精细、立体感强,使莆田木雕具有很强的视觉识别特征,从而与其他地区的木雕作品区别开来。

清代前期,莆仙地区民居宅院不事奢华,从晚清起下至民国,建筑装饰走向豪华。“民居装饰的发展现律是:年代越早越简朴,年代越近越豪华”。从现存明代10多处、清代20多处莆仙老民居看,木雕装饰主要应用于藻井、梁架、斗栱、雀替、檐桁、吊筒柱以及屏风、挡板、门窗、隔扇、神龛等处。如仙游文庙现存的清乾隆十六年(1751)主体建筑构件雀替、垂莲、斗栱、驼峰和藻井均有精彩的木雕雕刻。室内家具、用具等都有精雕细刻。装饰图案以神话传说、戏文故事人物、吉祥动物、花鸟、虫鱼等为主。民居建筑雕刻建立在市民阶层的崛起的基础上,根源于莆田繁荣的民俗文化。根据20世纪90年代海内外学者对莆田、仙游两地田野考察资料统计,莆仙地区已形成的“民间信仰包括儒、释、道、仙、精、怪、鬼神以及各历史时期的人物及其陪祀者”,连同一神多名现象,共1 449 种名称,去掉其中一神多名重复出现的,民众信奉的神总数不少于四百种。明清时期,莆仙地区民间信仰已经基本形成,可见这一时期的莆仙信仰繁盛。有论者指出民俗文化是莆田木雕发展的优势,文化教育促进家族祠堂及民居民宅雕刻的发展,莆仙戏丰富莆田木雕的题材内容,佛教信仰、妈祖信仰、道教信仰促进宗教雕刻需求等。

清代莆仙雕刻兴盛的情况下,涌现出一批雕刻名家。如清代雍、乾年间,游伯环精于玩具、人物、紫檀花瓶底座等雕刻,作品精细严谨,苍劲苍古,意趣盎然。又如清代雕刻名家廖明山擅于在方寸大小的木料上雕刻出多层镂雕人物、花卉图案。其孙廖熙五兄弟也成为著名雕刻家,尤其廖熙以刻花、人物、风景山水等装饰雕刻见长,刀法挺拔,雕工精细。有作品传世,如廖熙雕刻的楠木雕关羽坐像、黄杨木雕观音立像。林蔚文认为福建民间木雕兴盛的标志之一是著名民间雕刻的出现。可见,清代莆田地区木雕雕刻高手云集的盛况。与宋元时期的稳重、洗炼的雕刻不同,明清时期雕刻精细,形成了“精微透雕”艺术风格,即综合运用浮雕、透雕、立体圆雕等技巧,使作品层次分明,栩栩如生的精湛技艺风格。尤其表现在仅在方寸之间雕刻或复杂或宏大场面,人物形象清晰、生动形象。立体圆雕作品则精致细腻,比例尺度考究。这种艺术风格成为近现代莆田民间艺人继承和发展的主要内容。

五、结语

在古代,莆田木雕随中原文明迁入而兴起,随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的发展而繁荣,受国家政策、经济环境、战争事件左右。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闽越族群社会不断更替,木雕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起起落落,没有使莆田地区发展形成本地独立的工艺美术。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因外来文明的数次迁入,带来中原民俗文化与木雕工艺,加速了文化发展的进程,莆田木雕进入滥觞期。这一时期佛教建筑、道教建筑、宫室的兴建,增加了木雕建筑装饰需求。特别是唐五代时期,人口、经济的发展,促进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对于职业化工匠的出现极其有利。这一时期,主要发展了贵族的工艺。宋元时期,莆田聚族而居的局面形成,氏族大家成为莆田的主要力量。一批参加科举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成为士绅阶层的一部分。氏族大家和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莆田的精英阶层,主导了莆田木雕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民俗文化进一步发展,民俗文化场形成。莆田木雕在精英文化的统摄、民俗文化场的渗透下发展。宋代重教兴学,刻书业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达到鼎盛,成为福建刻书业的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在贵族工艺的基础上,形成了民间工艺需求。到了明清时期,市民经济逐步发展,促进了观赏性的木雕品类的发展。个人的工艺在这一时期的得到进一步发展。民俗文化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众多民间雕刻家中涌现出雕刻名手,莆田木雕繁荣鼎盛。明清时期,有大量民间民居民宅、庙宇、宫室建筑装饰木雕和民俗题材独立圆雕存世,佐证了木雕繁荣局面。

古代莆田地理位置偏僻,长期远离中央朝廷的政治经济中心,战事较少,社会相对稳定,莆仙方言自成一系,形成了独立、稳定的民俗文化空间。而这个民俗文化空间在唐以前就形成了对木雕的需求习性,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因而,莆田木雕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稳定的传承下来。同时,木雕题材、用途、风格变化缓慢。题材以民俗题材为主,主要用于建筑装饰雕刻、宗教用品雕刻。元代出现玩赏性雕刻,明清时期逐渐增多。总体风格,从宋元时期的稳重、洗炼,发展至明清时期的生动、精细,到了清末趋于繁复。莆田木雕依附于民俗文化,没有自身独立性。因而在政治、经济因素面前,又表现出脆弱性的一面。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因战争、统治者的政治决策使木雕发展受阻。因中原文化数次传入,而获得滋养,因人口数量的增加、集镇的出现以及社会分工,而更趋专业化(职业化)。由于莆田木雕根植于人民的文化之中,外部因素的不能彻底阻碍莆田木雕延传。相反,在合适的社会氛围中终将发展繁荣。莆田木雕的稳定性与脆弱性双重特点,使其在社会与文化变迁历程中呈现缓慢的盛衰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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