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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在“塑造亚太”中的角色分析

[ 内容提要 ] 作为主管外交的职能部门,美国国务院是美国“塑造亚太”的主要实施和协调者。在所谓“塑造亚太”方面,美国国务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负责公共外交的公共事务局、负责网络外交的 e 外交办公室、提倡宗教自由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推广美式“普世价值”为己任的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等。后两个部门每年都要分别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和《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亚太国家在内的各国的宗教自由、人权等状况加以评判,以配合美国对亚太的塑造。美国亚太塑造策略的实质是以宗教和人权为借口,推销其民主价值观,以在亚太地区建立更多的亲美政权。对此,我们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 关键词 ] 塑造亚太  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国别人权报告

作为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重要一环,“塑造亚太”历来在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 5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日本、越南的访问更是彰显出其最后任期内对亚太国家的重视。为实现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层面“塑造亚太”的目标,美国不仅通过强化军事结盟、构建经济协定等举措加紧“塑造”其亚太盟友,更通过外交职能机构——国务院,以发布《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和《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等形式,对亚太各国进行宗教领域、人权领域的“塑造”。在稳步推进亚太塑造策略的同时,美国还实现了对亚太相关国家内政与外交走向的有效“引导”。作为被美国塑造重点的对象——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亚太塑造,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议题。

 一、何谓“塑造亚太”?

 “塑造”一词在中文中含有“培养人物性格、思想等”之意,是褒义词。将之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是指一国“培养他国的理念、价值观”,具有强迫他国接受己国之理念的嫌疑,与当前的国家主权原则相悖,并非褒义。亚太地区国家数量众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各具特色,如何“培养”亚太各国的价值理念及塑造其外交走向,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其中,在民主、人权、宗教自由等议题上,向亚太所谓“非民主国家”施加外交压力是其重要表现。

以“颜色革命”为例。它是近年来由美国国务院负责、针对所谓亚太“非民主国家”采用的一种新的“塑造”战略。美国以输出“美式民主”为旗帜,用发动“街头政治”的形式,策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亲美”政权。早在 2005 1 20 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就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 :“要在全球传播民主,结束世界上的暴政。”格、乌发生“颜色革命”不久,美国国务院即公开承认自己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当然,“颜色革命”的实质并非真正的“革命”,而是一种美国对目标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是一种向目标国家鼓吹美式民主的“非暴力”街头政治运动。

在上述国家的“颜色革命”得手之后,美国开始对现存亚太地区体系中的“非民主国家”施加种种外交压力,并将美式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推向整个亚太地区,以实现其“塑造”目标。在美国的推动下,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利比亚先后举行了大选,但“美式民主”能否在这些国家取得成效,尚需时间考证。2012 12 月突尼斯爆发动乱以来,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的“专制政权”。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媒体称其为“和平抵抗运动”,并乐观地认为,通过这个“阿拉伯之春”,最终将迎来一个新中东的诞生。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除了各国国内因素外,美国国务院所施加的外交压力是首要外部因素。从小布什政府到目前执政的奥巴马政府,美国在海外促进“民主”、“自由”的既定方向从未改变。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在亚洲鼓吹“战略开发同盟”,要在亚洲“扩大自由和民主主义”——利用政府开发援助,要求受援国朝着“民主化”、“自由化”方向努力。以叙利亚问题为例。2012 2 24 日,在叙利亚合法政权缺席的情况下,一个所谓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使与会者承认流亡国外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人的合法代表,并声明给予在野势力有效的支持。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又是一场在美国主导下的以拼凑国际联盟的方式,遏制“疏美政权”、支持亲美力量的政治游戏。无论是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是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其背后都有美国干预的影子。美国之所以遏制这些政权,正如前国务卿赖斯 2006 1 18 日在华盛顿乔治敦大学发表的题为“布局调整——美国的‘变革’外交”的讲演中所强调的 :“支持每个国家、每种文化中的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最终实现结束我们这个世界的暴政这一目标。”

为完成这一使命,她认为美国需要一种外交革命,既要如实地展现世界,还要寻求改变世界。改变的目的在于向全球输出和发展美国的民主制度。就目前而言,“变革外交”还表现为强调通过外交官的积极活动以扩大美国的影响,进而改善对外输出民主的成效。加强外交人员与驻在国民众的交流及调整全球外交人员分布,以最大限度地了解住在国的民情,是美国输出民主的有力举措之一。外交官的作用是“将从汇报结果转为塑造结果,从对外交往走向对外干预”。

在整个国际社会,谁是“暴政”,谁“违反人权”,谁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均由美国裁定;谁被裁定不符合上述所谓“国际准则”,谁即为“非正常国家”,美国便会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加以遏制。美国国务院则是实施“裁定”及塑造“不合格国家”的重要践行者与协调者。   

二、美国国务院在“塑造亚太”中的组织结构

根据 1788 年获得各州批准的美国宪法,负责外交事务的是美国总统。1789 7 21 日,美国众参两院批准立法,成立了第一个联邦机构——外交部,7 27 日由华盛顿总统签字批准生效。1789 9 月,美国又通过立法将该机构的名称改为国务院,并赋予其管理各种国内事务的权力。其后,国务院将大多数国内事务最终转交给在 19 世纪建立起来的联邦各部和机构。如今,美国国务院已成为联邦政府最庞大的机构之一,不仅主管外交事务,同时兼管部分国内事务,并在政府各部中居首席地位,行政负责人为国务卿。具体职责包括主管美国遍布全球的大使、领事及涉外官员工作,协助美国总统与外国签订各种条约和协定,为总统接见外国使节做出具体安排,就承认新国家或新政府向总统提供意见,掌管美国国玺等。

从组织结构上看,美国国务院由一位国务卿领导,下设辅助国务卿的常务副国务卿、负责资源管理的副国务卿,6 位专职国务次卿(分别主管 :军控与国际安全 ;平民安全与民主及人权 ;经济、能源与环境 ;行政管理 ;政治事务 ;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各位国务次卿还领导若干专门局、办等机构,同时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也归国务卿领导。其中,美国六大国务次卿之一专门主管民主与人权事务。迄今,美国已有 68 届国务卿。

按照美国法律,国务卿是仅次于正、副总统的美国第三号行政官员,其地位要高于普通的内阁部长,负责制定、修改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并担任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因此,无论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现今,国务卿作为专职外交机构的行政首脑,在实施对外战略的过程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民主之巅”自居的美国,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向其他国家尤其是“体制相异”的国家推销其民主模式。国务卿通过拟定带有个性化的外交策略、频繁出访等方式,在输出美式民主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世纪以来,从赖斯、鲍威尔、奥尔布赖特到希拉里、克里,美国国务卿的身影无处不在。他们不仅执美国民主外交之牛耳,更是通过频繁出访,大肆宣扬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其对受访国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如前国务卿希拉里,她不仅在任期内提出“巧实力外交”,更在 4 年任期内跑遍了约 110 多个国家,到处宣示美国模式和美式民主的优越性。

在具体实施“亚太塑造战略”中,整个国务院自成一体,各个机构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承担着对外输出美式民主的重要职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负责公共外交的公共事务局、负责网络外交的 e 外交办公室、提倡宗教自由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推广美式“普世价值”为己任的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等。

以公共外交为例。二战结束以来,随着普通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的日益扩大,通信技术和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运用公共外交手段向亚太国家兜售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以实现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是美国实施塑造亚太策略的重要步骤之一。2004 11 月,美国国务院在主管公共外交的国务次卿之下设立了公共外交及公共事务及政策、计划及资源办公室 , 旨在推动公共外交战略的长期规划、有效执行及评估。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国务院在公共事务局内部增设了主管新闻媒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并在各地事务局设立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以确保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外交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信息网络化时代,美国国务院在运用传统外交政策工具的同时,也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等具有创新性的新工具以实现塑造亚太的战略目标。如美国国务院在《21 世纪外交方略》中明确指出,21 世纪的外交方略就是“在运用传统外交政策工具的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等具有创新性的新工具,实现对外政策目标”。

在此理念指导下,美国国务院在 2002 年成立了e 外交小组,次年将其并入国务院信息资源管理局,更名为“e 外交办公室”(Office of e Diplomacy)。该机构的发展速度惊人 2002 年建立之初仅有 6 名工作人员,到 2011 年已发展成拥有 80 多人的庞大办公室,其中半数以上专职负责网络外交事务。就人员构成而言,主要包括职业外交官、技术领域的专家及相关官员,职能包括促进国务院内部知识共享、整合外交与信息技术等。作为一种新设立的外交机构,e 外交办公室还运营一系列虚拟驻外站点。这些站点与美国传统的驻外机构不同,仅是一种虚拟的存在,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运营成本较低,仅用来保持和发展美国与驻地城市的官方关系。主要工作形式包括 :驻该国的美国外交人员定期访问站点所在城市 ;美国官员不定期去该城市举办社会公共活动 ;美国外交人员通过该站点的网站与该地区的民众进行在线交流,加强美国与该地区的联系。

实践证明,虚拟驻外站点虽然仅是一种虚拟平台,却可使美国外交官随时通过当地语言与当地民众分享文化交流、商务投资、价值观等信息,这不仅有助于缩短驻在城市民众与美国外交的距离感,更有助于美国输出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民主观。此外,美国国务院还于 2006 年底成立了“数字外联小组”(Digital Outreach Team)。该小组承担着向中东伊斯兰世界传播和输出美国民主及价值观的职能。其成员由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或乌尔都语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关注并参与伊斯兰世界网站,包括博客、新闻网站、论坛讨论等,并有针对性地发出美国的声音,解释美国外交政策,以减少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误解,同时大力传播美国的价值理念。除上述机构外,国务院还建立了若干媒体中心和数字传播中心等,通过网络外交来实现民主输出。其他两个较具代表性的国务院机构是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与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三、《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亚太国家“宗教自由观”的“塑造”

作为国家外交职能部门,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以评估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为“己任”,每年都要就国际宗教问题发表年度报告。在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帜下,对各国的宗教信仰现状横加指责,同时大力输出其自由理念。

就实质而言,在美国的宗教自由观里,其“自由”是有限度的 :当宗教自由与国家利益相抵触时,前者要让位于后者 ;同时美国的宗教自由并非针对所有宗教,而是基督教居于优先地位。在此宗教自由观影响下的美国外交也呈现出“自由主义”和“使命论”的特点。运用各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向全世界传播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其对外输出民主一道,成为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以《1998 年国际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Act of 1998,简称 IRFA)为例。其内容主要包括:1. 确立立法依据和主要用语。

《世界人权公约》《关于民事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赫尔辛基协定》等均被视为 IRFA 的法律渊源。同时从字面上界定了“特别严重地违反宗教自由”“违反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状况有所进步”“宗教自由状况有所恶化”等。2. 设立隶属于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该办公室于每年 9 1 日,负责将上一年度世界各个国家的宗教状况汇总成年度报告提交国会。同时开通宗教自由网,并与国外非政府组织机构保持密切接触等。3. 设立独立性强、对国会负责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以督促行政部门在国际宗教自由方面采取有效行动。该委员会不仅负责政策评估和建议,而且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监督违反宗教自由的情况,并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状况的报告。4. 该法案还规定了 15种制裁“违反宗教自由”国家的方案,并将处置权赋予美国总统。

IRFA 的基本内容及多年实践来看,美国毫无疑问是在以自己的宗教观和价值观来处理国际事务,同时要求其他民族与之一致,其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尽显。它是美国政府在对外事务中推行宗教外交和实践美国价值观输出使命的有力例证 :一方面,IRFA 为美国干涉别国宗教信仰及价值理念提供了法理依据 ;另一方面,依照 IRFA 的规定,美国设立了国务院宗教自由办公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等,并针对宗教自由问题每年发布年度报告,这使得美国任意干涉别国价值信仰实现了机制化。其中,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由美国总统任命的无任所大使领导。该办公室就国际宗教问题发表年度报告,评估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并负责起草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就美国政府对违反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应采取的政策提出建议。《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以关注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长期指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相关国家,已成为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意识形态外交、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工具。

1999 年起,美国国务院已经连续 17 年发布了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总体而言,尽管这些报告都对“严重侵害宗教自由的国家”“宗教自由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国家”和“有进步且积极发展的国家”逐一点名,但无论是 IRFA 还是报告本身,都未对“宗教”及“宗教自由”有明确的标准限定。报告内容从头至尾反映的只是美国人的宗教和宗教自由观念。如美国学者肯尼思·D·沃尔德所言 :“除了崇拜自由外,美国人对宗教自由的理解主要是教会具有与政府分离的自主权……他们评价其他社会包括中国宗教自由的水准也是以宗教机构享有与政府分离的自主权为标准的。”

而这种美国式的对宗教自由的认识显然是偏颇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宗教是和相关实体或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在评判宗教是否自由时,针对不同的国家美国依据与其关系的亲疏采用的标准也是不同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旷日持久的争端中,尽管其间夹杂着深厚的宗教因素,但美国总是明显偏向于前者。就根本而言,在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大历史背景下,各国政府其实都在保护本国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但因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体制的不同,在实践宗教自由的方式和途径上也必然存在差异。而美国无视这些差异,每年发布所谓的宗教自由报告,以美国的标准来随意评判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以推进世界宗教信仰自由为口号,借以干涉别国内政,可谓是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一大举措。

以中国为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屡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妄加非议,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鼓励和规范宗教界开展公共慈善事业是为了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监督,而非为了促进宗教信仰自由。而事实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为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事业提供的政策支持,不仅使宗教慈善事业逐步走上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有利于促进全面发挥宗教作用,并得到宗教界和全社会的一致好评。在历年《报告》的涉华部分,都批评“虽然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中国政府却限制宗教活动的保护范围”,“唯有被政府认定的正常宗教活动,才会受到保护”。 追根溯源,《报告》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美国例外”论,无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国内立法的形式确立美国在宗教领域的“世界道德警察”地位,从而为美国政府以宗教自由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提供国内立法依据。显而易见,这导致《报告》在中国内容方面总是充满先入为主的偏见。事实是,中国政府为全面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实现政教分离,对各种宗教向来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报告》宣称美国将“在亚洲领导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并表示“一个承诺保护和促进人权及宗教自由的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相关人士鼓吹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理念如出一辙。

利用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显然已成为美国一些政治势力的惯用伎俩,而这种以“宗教自由”为旗号的霸权主义,无疑只会造成文明间的冲突,引发地区局势动荡。例如,2012 年驻阿富汗美军焚烧《古兰经》事件所引发的新一轮反美浪潮、伊拉克境内不断涌现的爆炸袭击事件和教派冲突,充分表明一个由美国人强加的“中东民主样板”的破产。总之,长期以来,美国一些政治势力一味将宗教自由的“美式标准”凌驾于有关国际公约和宣言之上,称其是“最基本的自由”,在宗教问题上无视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亚太相关国家进行“道德说教”,甚至不惜以宗教自由事业作为服务其塑造亚太的政治工具。毋庸置疑,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中美关系大局,更有损地区和平。

四、《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亚太各国“人权观”的“塑造”

1977 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还要发布《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利用人权问题实现亚太塑造目标是美国政府的一贯策略,承担这项职能的是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从该机构的变迁来看,其成立之初被称之为“人权和人道事务局”,由卡特政府于 1977 年负责组建,负责人是助理国务卿。里根政府时期,该机构的官员已不是普通官僚,而是级别较高的外交官,相当于驻外大使级,使机构的权威大为增加。克林顿政府时期,又增设了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并由其领导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编写《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便由该机构承担。就《报告》的编写过程来看,是相当复杂的 :首先由美国驻外大使馆根据国务院人权署的指示收集资料并负责起草其所在国家的人权报告草案。在这些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编写人员不仅依靠“美国驻外机构的情报,还要依靠政府间和非政府间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特别是依靠国际红十字会和大赦国际等组织的人权调查报告”;之后,国务院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审阅这些草案,并提出对外政策 ;最后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将这些报告草案及各部门的意见综合起来,编写成《年度国别人权报告》。该报告被提交美国国会以后,国会要邀请起草报告的国务院官员、相关 NGO 代表和有关人士出席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结果进行修改,最终以国会名义正式发表《国别人权报告》。

就本质而言,该报告不仅是美国政府极具权威的官方正式文件,更是美国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为世人瞩目。第一份《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于 1977 年由即将离任的福特政府编写,内容只涉及接受美国援助的 82 个国家,且大都是美国的盟友。《报告》内容也相对简单——只有 143 页。第二份由卡特政府于 1978 年编写,范围扩大到 11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33 个非美国援助国。到 1979 年,《人权报告》的范围扩大到联合国每一个成员国,内容长达 845 页,涉及到 154 个国家与地区,中国、古巴及非联合国成员的朝鲜和中国台湾等也都被列为报告对象。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对《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内容进行了大力扩充 :各国女权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社会精英与军方在各国政治体制运作中的作用、安全部门的作用等内容皆被列入各国的人权报告里面。冷战结束前夕,美国通过《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将苏联描述为严重侵犯人权的邪恶帝国。

1978 年至今,美国已连续发布 38 年的人权报告,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逐年增加。在美国政府 2015 4 月发表的《2015 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涉及的国家已达 190 多个。虽然《人权报告》涉及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广,但每年当它出台时,都会招至国际社会异口同声的批判与反对,其所含的双重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与反感。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上的优势,恣意曲解联合国及世界人权会议制定的人权共同标准,以其自身的人权标准去衡量、评价由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关国家的人权状况,大大加剧了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而人权标准的本质即是评价人权状况的标准。从国际人权法角度而言,主要包括“衡量各个国家的人权政策、人权立法、人权状况和人权实践的依据、原则或尺度”,因此衡量的原则、依据等也被称之为国际人权标准。国际人权标准确立的标志可追溯到《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于 1948 12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宣言》认为,发布《世界人权宣言》的目的在于“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而国际人权标准除了《宣言》之外,还包括在其基础上产生和签署的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人权文书,人权观念不再是西方的专利品,而成为全世界人民所拥有的价值理念。然而,国际人权标准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其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人权所达成的共识与判断,反映的是共同利益和愿望,是人权的理想目标。特殊性则主要表现在不同国家对人权标准的理解和解释受限于各自国家的价值观、国家与民族利益。

同时各国的人权实现过程和实践模式也是多样的,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脱贫、解决生存问题是实现人权最迫切的任务。换言之,运用国际人权标准评价人权现象时,不能将人们在现有状况下所能享有的人权与人权标准混为一谈。

就本质而言,国际社会运用国际人权标准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评价,其目的应是通过批评侵犯人权的现象,进而保障、改善国家或地区的人权状况,并最终实现推动人权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及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然而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挥舞人权大棒,对与其人权“标准”不符的“非正常国家”动辄攻击、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

但美国对其坚持的人权标准是有选择的,如对其盟友与对“非盟友国家”所采取的人权标准并不一样,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1998 年为逼迫南联盟就范,美国甚至不惜对其进行两个多月的狂轰滥炸,制造了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对于 1994 年卢旺达发生的 50 万平民被屠杀的大规模种族残杀,美国却无动于衷,不置可否。一言以蔽之,美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对“非盟友国家”施压,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借助人权问题将美国的民主推向全世界。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一直奉行双重标准。自 1977 年美国总统卡特正式打出“人权外交”旗帜后,人权问题便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向之一。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更是把积极推进西方的“民主”“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与前几任相比较,克林顿更注重将人权问题与提供贷款和经济援助联系起来,以迫使别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正如尼克松所言 :“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不符合美国或欧洲的标准”,要“强迫那些政府在人权方面达到我们自己的严格标准”。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坦言 :“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机会。”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公然声称 :“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

由此,美国长期利用人权问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就不足为怪了。美国《人权报告》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的 20 多年,正是中国人权发展最快的 20 多年。《报告》关心的并非是 13 亿中国人民的人权和福祉,而是极少数颠覆中国合法政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人的“权利”。对于《报告》而言,只要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共产党执政,只要中国没有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无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中国政治民主水平如何提高、中国人权状况如何改善,它都可以熟视无睹,都会将中国视为“集权”“专制”“侵犯人权”的国家。《报告》为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以人权问题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遏制中国的发展以“塑造中国”提供了依据。

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虽然有着国际性的一面,但在本质上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各国只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按照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促进和改善人权及实现真正的宗教自由,同时也需要学习、借鉴别国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宗教自由方面的有益经验和积极成果。但利用宗教、人权问题将自己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乃至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对别国进行施压和干涉都是有害的。美国政府利用《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及《国别人权报告》“塑造”别国的做法同样会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

结语:中国的应对针对美国的亚太塑造策略,中国急需发展与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相对等的软权力 :既有助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秩序塑造中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亚太地区得到良性发展。就软权力提升策略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展 :拓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和汉语为主的文化、语言传播 ;合理主动地让渡中国发展红利,重构地区交往秩序 ;积极参与亚太地区规则制定,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科技创新、人文环境塑造等。就中美双边关系发展前景而言,中国应以预防性外交拓展中美共同利益空间,消除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过多猜疑、塑造美国的“中国观”等路径,提升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互信。

就美国方面来说,它就经常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等问题向中国施压,甚至以之为借口来干预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以实现其在该地区的更为广泛的利益目标。因此,从加强中美合作而言,首先,美国应减轻对华进行“塑造”的压力。对于崛起中的中国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中国自己主权范围内的事情。美国的“塑造”非但是无视中国正当的利益诉求,更会遭到中国的反感和抵制。其次,美国应将人权或宗教问题与中美双边关系脱钩。随着南海等地区热点的凸显,各方立场有所差异在所难免,如果美国硬是将立场之别与所谓的中国战略“野心”结合起来,不仅不会消除双方的分歧,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摩擦升级,也不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推进。再次,美国还应加强对中国发展模式实质内容的研究。

从中国方面而言,首先,应进一步解放思想,理性看待美国的“亚太塑造”,既要看到美国谋求自身利益的一面,也要看到美国对于地区和平的维护 ;其次,中国应积极利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子,寻求双方的合作点。再次,中国应在结合自身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借鉴美国亚太塑造中的合理成分,在加快提升自身软权力运用效能的同时加强与美方的交流。最后,中国应当运用美国熟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自身状况加大宣传力度,以促进中美在体制问题及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交流和合作。加强中美间的合作,离不开双方的共同努力。同时,中美双方的媒体应客观报道对方的国内人权状况及宗教现状,理性应对双边摩擦,避免恶意歪曲或攻击对方。总之,中美只有正确看待彼此在亚太的结构性矛盾,提升战略互信以促合作,方能构建地区新秩序。通过加强对话,理性认知彼此分歧,方能有助于实现在亚太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

 

 

马方方,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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