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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文化网络中的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

【摘 要】: 当跨国主义逐渐成为国际移民的生存方式时,有必要重新认识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之间的关系。作为经典之作的《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为我们了解海外华人跨国实践提供了新视角。该著作以两个不同地域宗族分支间所发生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新加坡华人跨国实践所具有的道义经济色彩。华人宗族不仅是华人文化再造过程中的独特连接点,还是华人社会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因此,将宗族视为文化网络来探究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日趋紧密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海外华人; 中国侨乡; 跨国主义实践; 道义经济; 跨国文化网络

一、从单向到多元: 聚焦跨国主义实践

以往关于人口跨国流动的原因及对祖籍国的影响的研究已形成共识,即人口流动是祖籍国经济落后的表现,也将带来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社会不稳定等负面效应。在此共识下,有关迁移动机、迁移过程中所运用的资源以及在移居国的融入状况备受关注。

随着国际移民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移民汇款增多,原有关于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共识受到挑战,也重新激发了学界对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研究热情。

如今,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二者的联系已不再局限于汇款,而是扩展到金融、文化、贸易等多方面的投资与合作,一种与祖籍国、与移居国多重互动的生活方式———“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 得以形成,原有的民族国家研究框架已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种双边甚至多边参与、多层次联系的跨国实践。

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大系统之内,方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影响,评价其未来走向。

中国人口的跨国流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20 世纪之前,中国人口移居海外主要是由于国内生存困难以及西方殖民扩展对劳动力的需求,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则是因应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源全球性流动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迫切要求。

截至 2008 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超过 4 500 万人,其中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73%,可以说华侨华人的聚居区几乎遍及各个国家。

海外华人已成为国际移民大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的联系也日趋紧密。例如,浙江温州和湖北、湖南等地的移民开始回到侨乡,帮助建设村镇。越来越多的第四代、第五代美洲华人在中国开启寻根之旅。当前,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的形式多样,有以汇款为主的各种馈赠,也有直接或间接参与侨乡建设,还有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发展等。可以说,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已成为中国侨乡发展,尤其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侨乡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对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度剖析,全面把握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间的关系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柯群英教授的著作———《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 以下简称《重建祖乡》) 为我们了解海外华人跨国实践打开了一扇窗,该著作已成为散居人群、海外华人和侨乡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和标准文本,不断被其他研究者模仿和借鉴。虽然该著作的英文版在 2000 年就已出版发行,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对当前海外华人跨国 价值。在《重建祖乡》中,围绕改革开放前后身处不同国度的柯氏宗亲间的文化与经济往来、宗族重聚与身份认同重塑,说明集体记忆、道德责任感、文化妥协与道德评判在具有道义经济色彩的跨国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将华人宗族视为文化网络”———来重新理解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的关系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方式。

在此,笔者尝试对《重建祖乡》中的突出特征进行总结并加以详述。第一,通过跨越时间、空间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及“局内人”的切身感受,《重建祖乡》为读者全面展现了不同阶段新加坡华人跨国实践的表现形式及成因。其中,指向侨乡的跨国实践具有强烈的道义经济色彩,而道德资本与社会资本则是道义经济得以运作的重要推动力。第二,华人宗族不仅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组织,还是华人文化再造过程中的独特连接点,更是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因此,由宗族聚合而成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可视为更加庞大的文化网络。

二、指向侨乡的跨国实践: 道义经济

1.道义经济何以形成

为什么新加坡华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会参与他们并不熟悉的祖籍地重建与传统文化复兴呢? 《重建祖乡》通过这样的疑问引发人们对新加坡华人指向侨乡的跨国实践的思考,并进一步将这种实践放入斯科特( Scott) 的“道义经济”( moral economy) 框架内予以解释。斯科特以“道义经济”来凸显前资本主义农村中的集体认同感以及保障机制中规避风险的互惠原则和庇护关系。

具体来讲,一旦发生集体性灾难,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难以为其成员提供生计,但它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交换体系,确实能够应付“正常”的农业风险。然而,新加坡华人的背井离乡,打破了这种保障机制中的交换关系,致使互惠原则无法运作,庇护关系也不复存在,留守的侨乡亲属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就大幅度下降。因此,虽已在异国落地生根,新加坡华人还是会将帮助留守的直系亲属、宗族乃至整个侨乡摆脱贫困视为自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尤其在自身社会经济状况均优越于侨乡亲属时,不断给家乡馈赠被视为一种“还债”。

将新加坡华人与侨乡联系起来的道义经济,既包括各种形式的资金支持,如早期的定期汇款、祖屋的翻新重建、祖先土地的回收; 也包括技术支持,如修路造桥、发展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商品零售业的建立。《重建祖乡》认为,无论是形式多样的馈赠,还是侨乡社会经济建设的直接参与,不仅体现出新加坡华人与中国侨乡的密切联系,还说明正是这种充满道义经济色彩的跨国实践使得经济落后、文化凋零的中国侨乡进入经济蓬勃、文化繁荣的发展阶段,海外华人的跨国实践成为中国侨乡发展的重要力量。

那么,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这种充满道义经济色彩的跨国实践如何得以形成并发展的。《重建祖乡》认为,这依赖于两方面影响: 一是与新加坡华人对祖籍地的态度、理解、认同息息相关,二是取决于“老家”的领导、干部以及村民们的努力———社会资本。

2.集体记忆、道德责任感萌生道德资本

保存集体记忆是重要的道德责任,正是这种保存记 使 出现。受儒家思想中“仁、义、礼、忠、孝”的道德观和佛教中因果报应与积德等观念的影响,老一代新加坡华人认为有责任让后代了解自己的祖先与文化。于是,通过口口相传过往经历、携家眷回乡寻根、鼓励子女与侨乡亲属加强联系等方式来保存集体记忆。

历史和社会的记忆帮助人们建立与过去有关的自我,在过去和现在日益脱节的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寻找身份认同的港湾。

集体记忆虽然在一定的社会或群体中得以生存,但集体记忆来源于个人记忆,个体才是记忆的主体,因此记忆也就有了选择性。新加坡华人的集体记忆中主要强调的是早期侨乡生活的贫苦和初到新加坡的艰辛历程,《重建祖乡》将这种有选择的集体记忆称之为“难民心态”。承载贫苦经历的集体记忆也成为新加坡华人定义自身与侨乡亲属关系的重要参照,激发他们具有强烈的回国寻根愿望,指引他们主动参与到帮助直系亲属、宗族乃至侨乡脱离贫困的实践中去。

然而,道德责任感与集体记忆所激发的跨国实践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就成为道义经济运作的“暗礁”。在改革开放前,书信与回国探亲是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亲属的主要联系方式,主要以侨乡亲属表达需求、新加坡华人给予帮助的方式来维系,负面印象与消极情感也因此产生。

在出生于新加坡的华人看来,他们老家亲戚都是势利的,要求过分且贪得无厌,总认为海外亲属欠他们的; 而在侨乡村民眼中,新加坡华人则是不懂规矩、傲慢、小气和不仗义的。

负面印象与消极情感一旦形成,经由双方在宗族分支内部的交流,进一步沉淀在集体记忆中,影响对彼此的认知以及道义经济的进一步运作。

改革开放后,随着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亲属联系方式的多样化以及中新两国关系的回暖,新加坡华人和侨乡亲属由原来的单向探访变为互访。探访的增多尤其是侨乡亲属到新加坡的探访,进一步放大了集体记忆中那些已存的刻板印象,致使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亲属的关系日趋紧张。当然,为缓和这种紧张,两个群体都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新加坡华人会通过资助侨乡亲属来新加坡探访使其能够亲眼目睹、体会他们的艰辛与不易,而侨乡亲属则会在受到新加坡华人委托开展宗教及经济活动时,尽力证明自己的勤劳和可靠。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双方的不懈努力和交往的深入,先前的刻板印象逐步破除,使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亲属对彼此的认识更加客观,作为道德资本的集体记忆在道义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正向与稳定。

3.文化妥协、道德评判建构社会资本

个人财富和社会威望只有转化为德行并使社区或居民从中获益时才会被认可。因此,当新加坡华人对侨乡发展不感兴趣或不支持时,不仅内心会产生愧疚之情,其社会经济地位与威望也无法得到侨乡亲属的承认。当然,是否能够真正激发海外亲属的这种情感以及对来自侨乡亲属的认可与重视,关键取决于能否将与新加坡华人的关系成功转化为社会资本,并惠及这些侨乡亲属。《重建祖乡》中总结出侨乡运用的两种旨在转化社会资本的策略性努力,分别为文化妥协与道德评判。

任何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很少 解决。因此,要达成彼此满意的协议,唯有各方把自己需求的各个部分进行区分,在某些部分上让步,以换取另一部分上的满足,妥协便属于这种积极的、合乎理性的利益调节方式。为激励新加坡华人更多地支持侨乡建设,侨乡各级领导干部与亲属也会采取一系列妥协策略,集中体现在祭祖、修族谱等宗教活动中。其中,妥协策略与对新加坡华人的认知密切相连,尤其表现在不同层级领导干部的态度、行为中。村级领导干部将新加坡华人视为亲属,能够体会他们的寻根渴望,因此,将祭祖活动视为非常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甚至直接参与其中。

当然,他们也希望通过支持宗教活动与新加坡华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海外捐赠。与村级领导干部相比,镇、县和省级领导干部对宗教活动的态度可分为情感型、道德型、功利型三种。情感型与村级干部类似,视新加坡华人为亲属,将宗教活动看作维系亲属关系的感情纽带; 道德型也认可与新加坡华人的同族关系,但支持宗教活动的目的多在于促使这些海外游子不要忘本,不要忘记遵守传统互惠原则; 功利型则将新加坡华人视为重要的发展资源,更为关心如何在宗教活动与经济利益之间保持平衡。

除领导干部外,侨乡亲属也会采取一定的妥协以凸显对新加坡华人的重视,让对方感到自己被尊重、被重视。例如,在公祭仪式中,新加坡亲戚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优先礼遇,无论年龄、性别和辈分,他们都站在前排上香和行礼。农民通过赞赏和奖赏那些品行符合共同体规范的人,诋毁那些公然违反共同体规范的人,来强调和维护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形成一股来自于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

同样,当侨乡亲属将新加坡华人视为亲属时,也会对他们抱有互惠期许,当期许未实现时,便会产生不公正感,从而运用道德评判以期唤起这些亲属的道德责任感。《重建祖乡》中提到了两种道德评判方式,分别是标签化和道德劝说。标签化是指将那些对帮助侨乡亲属不感兴趣的人冠以“番人”的称谓,“番”具有“未开化的、去家族化的、与宗族和汉民族相分离”的含义,通过这种否定称呼来表达对新加坡华人“忘本”的不满。

同时,老一代新加坡华人认为有责任防止子代成为“番人”,因为当后代被称作“番人”时,也说明他们的失职与“忘本”,这将会进一步影响其在侨乡与新加坡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与标签化不同,道德劝说更加直接,主要通过援引亲属关系劝说新加坡华人进行捐赠,诸如“我们是一家人”“血缘关系”“落叶归根”“他们不应该忘记祖宗”等成为侨乡亲属对新加坡华人评价时经常引用的话语。

总之,无论是标签化还是道德劝说,目的不在于提升侨乡宗亲自身的道德地位,而在于恢复乡村社会网络中的互惠关系,尤其是得到新加坡华人帮助与馈赠。

三、跨越国界的族群关系:

文化网络中的宗族多年来,在新加坡华人、侨乡亲属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跨越国界的宗亲关系得以延续,具有道义经济色彩的跨国实践确实成为侨乡建设的重要力量。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新环境下华人族群的关系及变化呢? 《重建祖乡》对已有知识框架中的关于宗族的界定进行梳理后,进一步探讨了新加坡华人共同体中宗族的特征及作用,希望以宗族为切入点来认识华人社会的变迁。

1.相互依存的社会组织

关于宗族的界定,以往强调的是相邻而居、财产共有、集体仪式,强调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集体意识与利益共享。弗里德曼将宗族形象地称为“地域继嗣群”,以说明宗族是由在明确地理界限内相邻而居的同族父系共同体构成。沃森( Watson) 进一步扩展了对宗族的理解,认为宗族不仅具有血缘关系,共同举行仪式,还从共有的财产中能够受益。科大卫( David Faure) 将宗族视为父系制的分支组织,强调的是宗族内部为其成员提供的各种利益。埃伯雷( Ebrey) 则强调仪式在宗族形成中的重要性,因为仪式为父系群体互动搭建了平台,强化了亲缘关系和群体意识。

关于宗族的形成机制,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宗 力、等 级、依 系。 ( Hymes) 就认为宗族的形成是地方乡绅阶层的一种战略性手段,目的在于使自身被认为是父系群体中的精英。黑兹尔顿( Hazelton) 则发现宗族是由依附关系的“上位宗族”“下位宗族”以及与“上位宗族”联盟的地方精英共同构成一个庞大亲缘关系网。

布鲁克( Brook) 表明仅注重宗族的组织性、制度性是不够的,还要将宗族作为一个统治—依附的关系网络,在他看来,只有当父系群体中的家庭及个人意识到与其他亲属间的关系,并建立其制度强化这种关系意识时,宗族才得以形成。

可见,宗族是乡村社会中的重要组织,个人依赖于家庭,家庭依赖于宗族,“下位宗族”依赖于“上位宗族”,由小到大,从强到弱的各种关系编织成一个功能强大的亲缘网,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经济、文化、社会功能。

那么,在海外华人定居国外又与侨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今天,除了将宗族视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之外,我们还应该如何看待它?《重建祖乡认为,应将华人宗族放入文化网络中加以理解,一方面,宗族成为再造的华人文化过程中的独特连接点; 另一方面,宗族也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国侨乡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

2.华人文化的独特连接点

格尔茨( Geetz) 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编织的有意义的网,以对行为予以合理的解释。汉内兹( Hannerz) 认为文化应是由不同观点、价值所编织的网络,其中主流文化、亚文化、微观文化与反主流文化将共同存在。《重建祖乡》将宗族视为一个囊括众多宗族分支的文化实体,每个分支都结合独特的集体记忆与经历形成了专属的亚文化,而华人文化就是由这些既相似又不同的宗族文化所组成。

例如,同属柯氏宗亲,新加坡华人和侨乡亲属的宗族文化就属于两个独特的文化分支,具有显著差异。当然,由于宗族中还贮存着共同的集体记忆与共享的价值观念,所以分散于各处的宗族分支仍能够凭借这些共同性联结在一起。在文化的共同性与独特性的相互作用下,宗族俨然成为华人文化网络中一个个独特连接点。

《重建祖乡》进一步用“起源地”和“连接点”来形容宗族分支在宗族中所处的位置及关系。其中,起源地即祖先所在地,又可分为内围与外围,内围是第一代祖先安家落户的具体地方,外围泛指祖先的所在地。以柯氏宗族为例,其内围为蓬莱西头区,外围则是安溪县。连接点既包括散居世界的新加坡华人共同体,也包括乡村中的社群及大陆城市中的组织。每一个连接点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实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华人文化。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起源地和连接点的文化繁衍状况不同。例如,在“文革”期间,起源地与国内连接点的宗教活动受到压制,而某些海外连接点却有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承担起传承文化的责任。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差异,不同宗族分支对文化与宗教活动的理解与认识才不同,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族亚文化。《重建祖乡》认为,传统的创造是社会群体中各种因素相互妥协的产物,那些被全体成员接受的元素得以保留,存在异议的元素或被更改或被舍弃。

改革开放后,起源地与海外连接点的联系加强,华人文化在不同分支的相互协调中重新建立,新生的华人文化更多地表现在祭祖和宗教活动中。

重新建构的华人文化是跨越国界的“根”文化碰撞,是对古与今的全新解读,是西方文明与东方世界的交融。华人文化再造的过程,也是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重塑的过程,从回乡寻根的那一刻起,新加坡华人就踏入了多重关系网络中。《重建祖乡》归纳出柯氏新加坡华人的五种认同,分别是: 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讲福建话的新加坡人、新加坡安溪华人和世界公民,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互动群体而展现出不同的自我身份。

可见,祖籍地的探访与侨乡宗亲的往来,祭祖与宗教活动的开展,使新加坡华人对“华人”身份有了全新体验,对有关文化延续感与自我身份完整性有了全新体验。

3.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

将华人宗族作为文化网络来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起源地和海外连接点的延续性和多样性。对华人宗族的认识要从了解宗族内部的多层次关系开始,关系不同,彼此的交往也不同,对彼此的影响也就存在差异。从关系的角度来看,宗族又可视为华人群体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重建祖乡》对宗族进行了多种类型划分。例如,前文提到的起源地分为“内围”与“外围”,宗族成员分为国内、国外,国内宗族成员又分为起源地、农村 织、大 成员,国外宗族成员也分为连接点的宗亲成员、宗亲会、地缘协会。

为了更好地展现宗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宗族所发挥的联络平台功能,《重建祖乡》还区分出两种宗族网络,分别是“亲情关系网络”和“宗亲关系网络”。

在不同的网络中,宗族成员对自身的定位及对方的期许是不同的,其中所蕴含的道义经济资源也不同。笔者认为,《重建祖乡》中实际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可称为“合作关系网络”的网络类型。因此,我们尝试以图表的形式总结这三种宗族网络中的具体关系、网络功能及资源流向。

亲情关系网络存在于两种关系中: 一种是在海外连接点宗族成员的内部,一种是在新加坡华人与起源地内围的父系或姻亲亲属之间。第一种亲情关系网络发挥着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自发形成的宗亲会馆、同乡会汇集离散资源以提高海外宗族分支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宗族成员能够更好适应、融入移居社会。在第二种亲情关系网络中,新加坡华人的寻根渴望与起源地亲属的受助期许使亲情纽带更加牢固。受情感、集体记忆与道德责任的影响,新加坡华人会感到有责任给予起源地亲属帮助,起源地亲属也认为他们应该受到帮助。

因此,网络资源以新加坡华人向起源地亲属的单向流动为主,给予的帮助也极具个性化,视亲属的实际需求与新加坡华人的能力而定。

宗亲关系网络主要是由海外连接点与起源地内围宗亲或者内外围政体组织构成。与亲情网络相比,由于宗亲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受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较少,相互间的责任与义务也有所减弱,因此对于是否进入网络以及参与网络中的关系运作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有些年轻新加坡华人需要劝说才参与宗亲活动,而侨乡乡镇、县政府发展工业和制造业的期望也并未得到新加坡华人的回应就是最好的印证。

共同参与宗族活动使新加坡华人获得了全新的认同体验,为侨乡的宗教复兴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性资源,直接流向内外围政体组织的资源影响范围也扩大到整个侨乡,此时道义帮助演变为慈善与救济。

合作关系网络中也存在两种关系类型: 一种是海外连接点与起源地内外围政体组织之间,一种是海外连接点之间。该网络中各方主要考虑的不是宗族情感、道德责任,而是自身的发展,彼此的合作建立在资源的双向流动与双向受益的基础上。网络以社团、组织间的联系为主,个人或家庭多以组织为依托发展与其他连接点或起源地内外围政体组织的经济合作。例如,新加坡华人社团和公司企业与起源地政府所开展的各项经济合作,柯氏宗亲借助会馆名义,寻求与越南、柬埔寨和缅甸政府和经济组织进行商贸往来和合资办厂等。当然,旨在获得经济发展的网络关系运作也获得了情感与经济的双重收益,为合作关系网络的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流变中的文化共同体

循环与回流式移民预示着华人跨国流动实践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理解华人社会的重新建构也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方面,《重建祖乡》正是试图寻找一种更为合适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新加坡华人的跨国实践以及与中国侨乡的关系。

选择“宗族”作为切入点,通过时空分隔的宗族维系来认识华人社会的变迁,这一学术定位成功填补了跨国 白。如 ( ichard Madsen) 对《重建祖乡》的评价: 它将人类学的应用从本土团体研究延伸至团体间网络,对当代中国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在《重建祖乡》中,作者通过长期、不同阶段的非入侵式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再现了不同阶段新加坡华人与侨乡宗亲间的联系,对其跨国实践也有了全面认识。

指向侨乡的跨国实践可视为一种道义经济,现已成为侨乡建设的重要力量,而道义经济的运作有赖于宗族内部的道德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方面,背井离乡的早期经历和对侨乡的复杂情感成为新加坡华人最深的记忆烙印,加之根深蒂固的道德责任感共同推动其投身于侨乡建设中。

另一方面,侨乡积极回应新加坡华人的情感需求,对其社会地位与贡献进行肯定,以期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与投资。

对于对侨乡事务不感兴趣的新加坡华人则会采用标签化与道德劝说的方式唤起他们的道德责任感。

《重建祖乡》将宗族视为文化网络来认识跨国族群关系的变化与意义,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宗族已成为华人文化再造过程的独特连接点。宗族文化由起源地与散落各处的连接点共同构成,每个宗族分支都可视为一个独特的亚文化实体,这些既相同又不同的亚文化经碰撞、磨合实现了对宗族文化、华人文化的再造。第二个层面,宗族成为华人社会互动发展的联络平台。宗族内部不同的关系网络,实现了资源的流动,不同网络中所蕴含的道义资源也不同,资源的单向、双向流动实现了宗族分支、宗族乃至华人社会的发展。可见,要重新认识华人宗族必须纳入许多重要因素。

首先,华人宗族不再受地域局限,起源地与连接点的结构特征似乎更加适合。其次,道义经济的存在说明宗族内部存在权力和影响力的格局,然而所不同的是海外连接点的地位与权力要大于起源地。再次,宗族内部的社团和组织在促进宗族分支互动和扩展华人网络方面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最后,在离散的华人社会中,宗族与地缘组织也成为海外华人全面融入移居社会的重要载体。

当然,如著名国际移民学者 Alejandro Portes所言,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大理论只会是空洞的,因此也就没有哪种理论可以独立解读国际移民的捷径,而建立在具体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中层理论”却可以很恰当地解释各类特殊问题。因此,我们在看到《重建祖乡》对理解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关系的开创性贡献时,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

例如,不同的道义经济运作逻辑应有所不同。除《重建祖乡》中强调的集体记忆、道德责任感、身份认同、文化妥协与道德评判等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其他因素。

同时,随着新加坡华人与侨乡关系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去思考以下问题: 对于新加坡华人来说,除了寻根的内心渴望与文化约束,还有哪些动因促使他们参与跨国实践? 随着老一代移民的相继离开,对侨乡无太多情感与记忆,受传统文化影响也较少的新一代移民又将如何保持与侨乡的联系? 当侨乡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对海外道义经济的需求有所下降时,新加坡华人的跨国实践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对于这些问题,有些研究已在尝试进行回应,例如,黎相宜等分别对广东五邑开平与海南文昌下辖的两个镇的移民群体进行比较分析发现,移民的文化馈赠不仅受到个人出国前后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还受到世界经济格局中祖籍国与移居国相对位置的影响。

总之,要理解跨越国界的华人世界中所发生的变化,就要结合宏观、中观、微观视角进行全面分析。

在宏观方面,要关注国家关系对跨国实践的影响; 在中观方面,要关注文化网络中的宗族组织,了解新型社团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在微观方面,需要继续探寻促成跨国实践的多元成因。只有运用系统、多元的研究视角才可能真正理解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之间的复杂关系,才可能迎接变迁所带来的研究挑战。

 

史秋霞1,周 2( 1.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南洋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新加坡 63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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