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首页 ->> 学术论丛 ->> 福建文史 ->>
民国时期福建保险业及其区域性特征的历史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福建保险业由外商和华商共同经营。华商保险业以官营资本主导,逐步发展并打破外商保险的垄断地位。虽然外商保险一直保持福建保险市场上的相对优势,但华商保险奋力博弈,尤其在福州寿险市场上更为独特,其表现为“小保险”在 30 年代末政府实现监管前一直占据市场主要份额。本文对这一历史现象予以分析与思考,目的不仅在于丰富民国金融史研究内容,也在于历史性总结区域金融特性并谋求启迪与鉴戒。

[关键词]福建; 民国; 保险业; 小保险

晚清以降,与中国近代化相呼应,保险业作为新生事物在福建兴起。初始之时外商独占福建保险业,以洋行代理为主要形式; 民元以后华商保险发轫,并于 20 世纪 30 年代涌现出以国有银行主导的实力与规模可与外商抗衡的大型保险公司,从而打破外商长期垄断福建保险业的市场格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由福州传统互助合会演化发展而来的小额寿险,即相较于大型保险公司而存在的“小保险”公司,却始终以其特殊优势占得重要份额,并于 30 年代前后臻于极盛。福建地方政府对小保险业的监督远早于中央政府,但其政策偏失及过度管控则扼制了小保险的内在活力,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以致于当南京国民政府金融垄断体系初步形成之后,福建小保险业或被统制或被取缔,不得不退而转入地下,整体呈衰颓之势。到抗战爆发后,官营保险业进一步发展,但小保险业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本文在梳理近代化进程中福建保险业发展脉络的同时,重点研讨民国时期小保险的兴衰变迁,试图透过微观层面区域金融市场的独特景象,探察近代中国金融转型中内生性金融要素的固有生命力及其影响力,同时回观开埠后中国金融业在区域及行业上的规律性表征。

一、福建区域保险业的历史演变

新式保险最早引自于海外。

一般认为,保险业进入中国始于 1805 年的广州,为洋行代理,到1829 年麦尼克洋行代理了不少于 6 家保险公司,颠地洋行充当了 4 家保险公司的代理行。此后一二十年间,除了港澳等地区外,中国并无新式保险。开埠后,上海成为外商保险新的关注点,随之其他口岸也陆续出现洋行保险代理。

在厦门,1840 年代有英商和记洋行代理的美亚保险,太古洋行代理的伦兰保险。1856 年英商旗昌洋行货轮首航闽江后,即在福州开办“中国互助保险公司”代理业务。1870 年代,中华保险公司、于仁洋面保安行在福州、厦门设经理处,数十年间,外商保险代理机构在包括福、厦在内的各口岸普遍设立,到 1884 年,在福州有 18 家洋行为 45 家外商保险代理,在厦门有 10 家洋行为 55 家外商保险代理。20 世纪初,上海、香港、汕头、厦门、福州、天津 6 个口岸城市保险代理处已达到 148 家,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各通商口岸的外商保险代理体系基本形成。

早期各口岸洋商保险主要是水火险,寿险较少,因外商保险业务主要源于远洋进出口或长途埠际贸易,其他险种需求很小。

上海虽早在 1846 年就有永福、大东方两家寿险,但业务仅以旅华外侨为限。1863 年在上海所代理的保险公司,有水险 21 家,火险、寿险 10 家。

在福州,洋商保险的设立主要取决于对贸易前景———主要是茶叶对外贸易前景的预期。

当时有保险代理需求的客户,以出口商及进口洋商行为主,本地进口商则不愿投保,其意在以节省保费减低成本获得价格优势。火险业务方面,福州民宅以连排木质结构为主,极易遭火灾,被称为“纸裱福州城”,但当时房屋火险投保却很少。寿险业务更难开展,当时,福州、厦门夏季霍乱、瘟疫间有流行,城市卫生、饮用水条件差,外商无法实现居民生命统计,甚至连真实人口数据都无法获得。

总体看,外商在福建极少设立经营对华人寿险,但对此地寿险业务也不是完全悲观,他们相信,“在一个宜人,气候和马拉德岛一样的国家( 厦门) ,……人寿保险公司坚持为中国这样一个比湿热多雾的英格兰或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更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维持一笔费用。”

总之,就业务结构而言,福建早期洋商保险仅限于福州、厦门两处口岸,险种主要是与货运货栈相关的水火险,人寿保险较少。

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华洋商行是水火险的主要投保者,而大保险公司的人寿保险业也主要由外籍商人和少数华人买办投保。

外商保险业在各口岸的发展刺激了华商保险业的兴起,

1871 年华商保安公司在香港开业,在福州、厦门分别由同孚洋行、成记洋行代理。1875 11 1 日、4 日,保险招商局在《益世报》、《申报》发布公告,招募股份,同时拟定上海、厦门、福州等 13 处为第一期业务开展口岸。

外商保险占据福建保险业垄断地位,加之福州、厦门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获得不菲利润,自然也激发了福建的华商开始关注保险业务,到 20 世纪初年,福州、厦门华商保险渐有崛起之势。1910 年华商华通水火险与延年益寿保险公司在福州设立分公司,1913 年厦门中华人寿保险普益团设立,当为已知最早于本地设立的华商寿险公司。

尽管如此,洋行代理依然是保险业的主要形式,此时日商三井洋行代理的东京、明治、大正、大阪保险公司,友邦人寿厦门分公司在厦新设。福州也有英商合众、永明人寿、加西亚水火险等沪上保险分公司。

1917 年前后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福州、厦门洋行代理的外商保险公司各有 40 余家。显然华商保险的兴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洋行及外商保险公司对福州、厦门保险市场的控制,但其很难与外商形成有效竞争,即使有大额保险也必须与外商分保。

总之,外地来闽的华商保险,不仅在与贸易相关的水火险方面须仰洋商鼻息,即便对于外商涉入较少的人寿保险市场,同样无力掌控。检视当时状况,主要存在保费过高、手续繁琐等问题,故而业务惨淡,以致永年、华洋、康年、福安、金星、华安等多家来闽的华商保险公司,竞在一二年间相继收歇。

二、福建保险市场格局与“小保险”的优势地位

民国元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尽管外商保险、沪上华商保险来闽渐多,本地保险亦在此时发端,但外商主导保险市场的格局仍无变化。

实际上,直到 30 年代中期国家行局附股、代理保险业务,外商保险的优势地位亦无可动摇,全国或一省一地,概莫能外。福州一埠,据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学生调查,20 年代末各家保险集中来榕,1931 年前后,福州经营水、火险的华洋保险公司有十余家,水险较火险业务更盛,华商公司在机构、资本和业务规模上都逊于洋商,属福州本埠者仅有一家火险公司。与前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外埠保险多直接设立分支公司,而不似前期主要靠洋行代理。

值得注意的是,30 年代中期外埠保险公司在福州市场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情势: 一是,实力雄厚的华资银行参与保险代理甚至参股保险公司,官营资本保险业进驻。1931 年福州中国银行开始代理中国保险公司业务,当年 7 月国民政府训令所有国有资产及国营事业财产险,一律归各地中国保险公司分支承保,1937 年中行开始办理寿险业务。

福建省银行在成立不久的1937 年就开始代理保险,其各分支行处均有代理,总体看先后代理了中央信托局物产保险处、中南保险公司水险、火险、汽车运输险等险种。二是,抗战爆发以后,福建沿海各地敌匪时扰,福州、厦门、兴化等地更是数度沦陷,因而海运中断,水险业停滞,在闽英商、美商保险公司及其代理洋行多从沿海撤退,加上沪上保险业来闽新设者寥寥,致使外商保险在闽实力大减,但伴随日军侵略不断升级,日商保险趁机崛起。

厦门沦陷期间,金融市场为日本全面控制,保险业方面,除中南银行代理之华商太平保险、和记洋行代理之美商美亚保险外,其他 12 家均为日商保险公司,业务亦由三井、高桑等日籍洋行代理。

总之,华商官营资本为代表的华商保险业的兴起和银行代理的普遍化是 30年代福州保险市场的重要变化,而在外商保险业内部,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使日商保险得以迅速取代英美保险公司,并居于福建保险业的绝对优势。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中期福州华商、洋商保险公司实力的变化主要来自于水火险业务,尽管华洋各大保险公司均力图发展寿险,但与本地小保险相比,外来各大保险公司所占寿险市场份额十分有限。所以与一般情形不同,在福州保险市场寿险业务非常发达,并不以水火险为主。更为特殊的是,本地小保险公司占居寿险市场的优势。1931 年在福州的华商、洋商寿险公司各 4 家,实力总体相当。以友邦人寿保险公司业务最盛,投保千余人,其他如日商帝国、明治、太平等 3 家,投保人数仅二三十人,而当时福州有小保险 27 家,资本虽只有 70 万,保户竟有近 7 万人,经收保费 220万,而当时上海最主要的中国、天一、太平、永安、先施、泰山、华安、宁绍 9 家保险公司人寿险,保费也仅有 147 万。

即使到 30 年代中期,小保险业因过度竞争、办法不合理、政府管制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普遍的行业亏损,小保险在福州寿险市场中主导地位并未动摇。

何以福州小额人寿保险业务如此繁盛,在保险市场居于如此优势地位? 这首先需要检视小保险业兴起过程。小保险业在福州发端,始于 1917 年福星小保险公司,而揆诸其渊源与早期形态,小保险实与闽省由来已久的合会有关。合会遍及闽省,名称与规则千差万别,然其特征不外平民资财之汇集,互助共济,为小额储蓄与私人借贷的结合。所谓保险储蓄会,为合会中“专以预筹会员亲长,或本人身故丧葬之费为目的”者,分私人组织及商家及慈善团体经营两种。

在福州,有由商家团体集合主办,类似合会而有养生送死、悼亡恤孤为旨趣谓“父母轩”者,盛极一时,为日后盛行榕城之小保险业之滥觞。“父母轩”,周期长达数十年,逐利开办者众,良莠不齐,倒闭时闻。规模最大者为桥南洋厨行,倒闭时累及数千户,负债数万元。

各家倒闭后多无法清理,累及小民,“父母轩”之办法在清末民初逐趋绝迹。

1917 年,闽侯林春丞创办福星小保险公司,一改“父母轩”组织陈旧、外来各公司纳费高昂的弊端,折衷了最早的小保险办法,“每月纳费一元,每人得纳两名或减为半名( 每月半元) ,加入时不必检验身体( 投保外来大保险公司,须由医生体检,费用十一元左右) ,十个月外出险赔五十元,四十个月外赔一百元,八十个月外赔一百五十元,一百五十个月满期偿还二百元”。“

保户方面,则投保之后,不论何时出险,得向公司领款,均有多少利息可沾”。

随后兴起的小保险公司办法虽多有革新,要旨均袭此法。时人因此种寿险营业规模及月纳保费远低于外来保险公司,故以小保险公司称之。不过由于“是时社会民众,受各寿险公司倒闭之损失,对福星之办法,颇为怀疑”,至 1916 年底,福星公司保户不及千名,按月收保费仅 600 元,不得已宣告停招新户,守时观望意图结束。1921 年冬,林春丞又筹设华南储蓄银行,其股东多为钱业中人。华南银行专设人寿储金部( 储蓄保寿会) ,专营小保险、小储蓄事业。

自华南开始,部分小保险公司兼营小储蓄业成为常态,华南为当时小保险公司资本最厚者,其投保办法,较福星更为完善,数月间投保万余户。福星公司乘此重新招纳,每月可得保户数百。当其全盛之时,每月经收保费 4 万元,积存达 60 万元,1928 年还在南台岛设立福余钱庄,资本 8 万,为福州钱业中唯一由小保险直接经营者,得以所收保费放款或作发钞准备。福星、华南之后,继起者有寿源、人寿堂、福田、同康等 7 家,其中亦有经过去“父母轩”一类组织而改换门面者。1925 年创设的有利公司,以银行名义收保,其特色在于订有抽签赠彩办法,如中签者可免下月保费,另可赠送日用品。

翌年设立的颐远银行,保寿储蓄部专办小额寿险与储蓄,各有详细办法,初照成例以 150 月为期满,后独出心裁,月纳一元,36 个月期满即领 100 元,招得保户50001931 年,颐远银行共吸收资金 19万,其中保费 17. 6 万,储金 1. 4 万,借款则有保户借款 3. 3万,储户借款 0. 3 万。由此可见其业务以保险为主,小储户占比甚小,此为经营储蓄的小保险所共有的特征。1926 1932 年福州小保险业达到发展高峰,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先后设立的公司有 20 余家,最多时 34 家,保户 7 万余户。

笔者将所见有关小保险的业务统计胪列如下,据此可粗见该业发展兴起之脉络。由上述可知,小保险本质上是一种兼办小额储蓄、借款的本土小额人寿保险机构,在福州保险业甚至华商寿险业中独树一帜。之所以如此,除了同业竞争和业务革新外,还有深层原因。福州合会传统悠远,小保险作为传统“父母轩”一类互助组织的改进,办法易为民众接受。

当时如广东、河北等地也有小保险、小储蓄,同样有合会传统。规模较大的小保险不仅多兼办储蓄,还有以银行名义开办、甚至小保险兼办钱庄者,小保险与银行、钱庄实现了资本结合。部分小保险与福州商业各行会关系紧密,很多行帮自办小保险,规模小且相对封闭,主要是本行号伙友加入。这种小保险依附于商行公帮,几与早期“父母轩”、崇寿会等无异且隐蔽性极强。迅速发展并臻于极盛的小保险,同时也存在隐忧,渐显衰败之相。

根据 1935 年福建省建设厅调查,有 34 家在营业的小保险公司,盈利者 10 家,收支相抵者 1 家,亏损者 23 家。时人张诚在分析小保险后来失败的原因时,将其弊端归为以下三点: ( 1) 无预定之死亡率; ( 2) 无规定之责任准备金;( 3) 投资不得法。

从可见的历史资料中可知,小保险的业务问题在于各家竞争激烈,一再缩短保期,增加出险收益,竟有受保 3 个月出险即给赔偿,致使各公司负担沉重。1933 年加入闽侯县保寿储蓄业保证金保管委员会的 25 家小保险规定,应纳周期从 30 个月至 160 个月,以 150120 60 个月者为多,满期小于 50 个月者亦有不少。当时赔偿办法过于优厚,益昌、昇平、大有等家规定即日起出险即赔偿 3 50 元,按当时行情,六十期险种在两期出险赔 60 元,满期后出险赔 100 元至 120 元。满 15 20 年取回一二百元。分析可得,此种纳期长而赔率高的办法,不甚合理。

更主要的是,当时很多小保险经营不过数年,持续十数年者甚少,很多公司负担了短期高额赔付,而未享持续缴纳及其满期领回期间的收益,以致那些规模较小或新设的公司不堪重负。

此外,因招徕客户不易,对介绍客户者所给的佣金亦一再提高,初仅为 4 角至 1 元,后高至 3 4 元,加上介绍时应酬各费,平均招徕一户成本竟高达 50 元。

纵观福建保险市场格局在 30 年代的发展演变,除了小保险的独有特色之外,其主要变化表现为: 一是实力雄厚的华资银行参与保险代理甚至参股保险公司,二是外商保险市场相对地位的变化。

在寿险市场上,尽管行业过度竞争使得各家小保险优厚条件迭出,经营成本增加,利润空间被挤占,但因其根植于本土的传统和经营策略,以及固有的规模优势,直到抗战爆发前,小保险在福州寿险市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

三、从“小保险”监管看地方政府规制对保险业的影响

政府在区域性保险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于福建而言,主要体现在通过规制对福州“小保险”影响方面。

因为外商保险、外来华商保险总公司均不在本地,地方政府管束无从谈起。就是从全国来看,直至南京政府 1935 年颁布《简易人寿保险法》之前,尚未有真正颁布实施的专门保险法规。福建省政府方面对小保险业关注很早。1925 年,省实业厅、民政厅分别派员到各公司审核。次年,警察厅再订检查小保险办法 9 条,检查各家资本、受保人数及营业方法,后因政府变更而作罢。

1927 年国民政府改组福建省政府,公安局长提案福建省政府委员会制定小保险营业章程 28 条,4月,由福建省政府委员会制定《福建小保险小储蓄营业章程》28 ,章程中对小保险的注册、组织、储备金提取、营业资金处置、信息公布等作了全面规定,并催请各公司按期注册。

对此,小保险同业一面联合组织“福州平民保寿储蓄公会”,以一致停止新招业务之举表示抗议,一面以福州保险储蓄公会筹备处名义,以所订办法多与现实情形不符为由,呈请建设厅修改章程。

建设厅于 1928 2 月对同业陈述附属建议后,呈省政府委员会裁夺,特别对筹备处所陈述的修改要点分别附上具体修改意见,报省政府委员会,省政府委员会对建设厅的修改意见全部采纳,基本没有考虑同业筹备处的修改意见,以此形成《修正福建小保险营业章程》于 1928 3 月公布,也就是最终公布的办法,实为建设厅修改意见。

事实上,小保险业章程最初完全由建设厅炮制,完全不适用于实际,而对业界所呈各项难处和修改办法,省政府也仅仅稍作通融,最终以难以实施自在情理中为答复理由下发执行。

此后各家申请设立的小保险,按管理规定要求皆不符合,以致建设厅不得不主动呈请再次修改章程。

下表反映的就是这一过程及各方意见要点,后来因为小保险设立的实际情况与《修正福建小保险营业章程》不符,建设厅又于 1929 年主动请求省政府修改章程,但没有下文。此外,1929 1930 年间,福州还兴起一种较小保险更薄弱的机构名曰“互助社”,且发展极快,数月间竟达数十家,参加者二三万人,每人入一元至数元。

入社两月后报故,可得 60 100 元,由其他会员各出互助金,资金有余或期满解散时由健在社员共享。后因确定需要帮助的名额和费用过重,且征收不易,互助社倒闭成风。

对于此种互助社的监管,曾有开办者请向民政厅备案,被告知因类似小保险而应归建设厅,建设厅又以事关慈善为由不予受理,后又向闽侯县政府立案,县政府向民政厅呈报又不被批准,以后各社则不再向官厅立案,自由开设。后民政厅才转请公安局饬令限期还本结束,但大多一倒了之。由此可见政府管理权属混乱、监管无力之一斑。

1931 年,省建设厅先以营业不稳为由先令全市小保险停止新招,再分别令未呈请审查或审查不符的公司限期呈报,并两次令公安局长派警前往各家催促。

根据小保险同业报告,当时只有仁寿堂、保寿轩向建设厅核准注册,福星向工商部核准注册,各家虽名义上截保,但仍有私招保户。

后虽有福田、利群等公司向建设厅呈送表册,南昌保寿公司亦按要求将资本金存放信康钱庄,但所呈资本各项情形均不符合所订章程。在此情形下,建设厅又要求各家公司将资本、保险金、储金之五分之二,移存中央银行或中国银行。1933 8 月再将前项章程修改并拟定整理办法,但公布后未见施行。

根据上述史料记载可知,这一时期政府对小保险业监管的主要目标在于规范行业发展,最初的法规完全脱离现实,其后虽有所妥协并一再敦促,但仍未被小保险业接受。

在管理实施过程中,对各公司未按要求注册或与规程不符的情形,政府无可奈何; 再加上政策本身相互龃龉,所涉管理部门相互推诿,政府总体上并未对小保险业实现有效管理。“

社会上所称不甚合法之公司,乃皆在严厉取缔之期间,如雨后春笋之产生”。

对于这一时期的政策,小保险业领袖林春丞在当时有所论及,足见业界之态度:

小保险小储蓄业营业章程二十八条多属削足适履之谈,聊供历次新任长官修正之蓝本而已……修正云乎哉? 盖官样文章之高深,非吾侪小民所能测。

以闻见所及言之,则每次修正实施之下,辄以柄鎜之故,形成相持之局面。

又或取缔之手续未终,而长官已瓜代而去。

继任者第一着手,似非推翻前任之花样,不足以显示其新奇,无不斤斤于条文之修改,适合事体与否,非所计也。

于是修正复修正,公布复公布,数年之间乃有五次之修正公布也。

何许子之不惮烦乎?

1934 年闽变甫平,重新改组的省政府建设厅经过两月详细研究,制定小保险业整理基本办法,要旨包括: 允许小保险储蓄商联合筹设新银行,资本应在 25 万元以上,新银行可兼营储蓄、保险业;建设厅拟设立小保险储蓄整理机关,在一年内对本市小保险储蓄业进行清查,各公司按资产情形分别处理。

按此办法,福建省建设厅设立小保险整理处,令各家提取五分之二保证金或不动产契据,交各公司所组之闽侯县保寿储蓄保证金保管委员会( 后改为整理处保管委员会) ,同时调查各家资产负债情形,资产由整理处专设的评价委员会评定。清理期间,整理处完成了对 34 家小保险资产负债情形的调查统计。对于政府提倡合组银行之议,永安、公平、南昌等十余家小保险拟组织裕农储蓄银行,寿源、大中、仁寿堂等 8 家拟合组惠南储蓄银行,其他亦有小保险有意合组农工商银行,分别设立筹备处。

1935 年夏,建设厅结合部分小保险公司打算合组的裕南、惠农及华南 3 家银行业务办法,订立行业统一的人寿储金规则。

不久,整理处改为监理处,承袭整理处职能,监理处要求取消筹设没有进展的银行筹备处( 当时正在合组的 3 家银行都设有筹备处) ,最终仅惠南银行合组成功。同时对亏损较巨的各家小保险如健安、福明、南昌、益昌、寿源、仁寿堂等,则由监理处接收,拟定新办法,减少赔偿,对本金按五至七成折扣。其他各家主动合并办公,减少开支: 怡昌等 5 家在惠南银行,公平等 5家在福田公司,利群等 5 家在利民公司,爽颐、杉木同业等 7 家合并成为本业公司,福同由华南代办,独立经营者只有福星等 5 家。

鉴于国民政府已于本年 5 月颁布简易人寿保险法,福建方面特向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呈报小保险业整理办法,交通部明确表示将来福州小保险必须收归国营。1936 3 月,邮政储金汇业局与福建省建设厅商洽,责成小保险业缩短期限合组成一银行,后因各家公司意见不一而不成,仍归监理处监督办理。

此后各家公司相继归并或提前结束,监理处的主要职能由代理营业改为资产整理与用途监督。1937 2 月,监理处停止对清理的几家公司赔偿额代垫,实际结束了被清理公司的营业。

由上所述,1934 年至 1937 年政府对小保险业加大了管制力度并出现专门机构,主要目标也从规范变为限制直至取缔。除了地方政府认为行业亏损严重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小额人寿业务专营的意图。在 1935 10 月,小保险业总资产 302. 7 万,负债 384 万,保户 7. 2 万,资产占负债 78% 。个体而言,34 家中 23 家亏损,但资产负债比低于 70% 的只有 11 家,且多为规模较大的公司。小保险业情况,并不若政府所言之衰败情形。

而经过政府最集中的清理,到 1936 12 月,资产、负债分别减少为 209 万和 231 万,名额减少为 2. 2 万。

可以看出,营业混乱、亏损严重不过是政府的托词,恰恰是政府强制下的归并与取缔,直接导致了小保险业的凋敝。

政府对保险业的接收整理至少持续到抗战中期,1939 年财政厅又新设小保险监理所,但未见作为。实际的情形是,政府对小保险的清理不仅旷日持久,而且所取缔的只是规模较大、注册在案的小保险,其他行帮内部举办的非公司制小额保险不仅未能取缔,有些甚至从未进入政府视野。

根据收藏家许建平对 23 件小保险保单、合同、手褶实物的介绍,属 1940 年以后行会小保险者有 6 件,最迟者为庆寿堂 1947 年第 7 期寿券。一些小保险在抗战初期,加大了对困难民众的放款,参保者也同意展期或分期摊还。

除了协商延展之外,40 年代行会小保险创办的方式还包括复办或新办,如“闽侯书纸业东友互助百寿会”即为 1942 年新办。现存实物展期最久者为 1921 年投保,甚至在投保人1953 年报故时,仍由其子领得大米 100 斤,足见小保险的信用与生命力令人惊叹。

四、民国金融近代化的区域特征: 由福建保险业引发的思考

福建保险业发展演变,是中国近代通商口岸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在行业与区域上的实证反映。近代中国新式金融业,都由口岸输入并传播,口岸城市成为全国性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很多金融形态在早期只存在于通商大埠。30 年代中期银行代理和邮局简易寿险开办前,福建保险业只限于福州和厦门。外商保险业最初的业务,无论是水火险、运输险还是寿险,总是以洋商群体为主要对象,随着外商保险业对华人业务的拓展及华商保险业的兴起,新式保险业在各主要城市得以普遍开展,而华商保险作为后来者,其业务规模总体上始终居于外商之后。总体看来,作为外来新生事物的保险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并不总是成功的,特别是由于文化观念和家庭、宗族为主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新式保险公司的寿险业务远远少于财产类保险。

新式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发端于西方,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注定要求其在传入中国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作相应的调适,如新式银行普遍效仿钱庄经营办法,在福州,银行甚至发行钱庄台伏票,以加入钱业结算体系,增强在地方金融市场的业务能力。

在金融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外来因素的融合并不是单向的,本土的金融机构也会吸收现代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中的部分要素,进行有机融合,以改进其业务甚至组织形态。

福州小额寿险,综合传统合会、互助社等传统形式的保险及新式保险公司中的合理办法,凭借其与地区商业组织、文化习惯高度契合优势,急速成长并向区外扩张。直到抗战中期,外商与外来华商保险在福建寿险领域都难以取得优势。

在学术领域,以往近代金融转型的研究似乎低估了区域传统金融资源的力量,实际上,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借鉴了新式金融优势的传统金融组织,也完全可能在特定业务方面取得并保持相对优势。

福建一省,与小保险公司类似,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具有一定优势的还有民信局,笔者将另文研究。小保险业过快的发展造成了业务上的过度竞争与部分公司的亏损,对此行业内部自发调整之外,地方政府开始介入。然而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30 年代中期小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形看,政府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不合理的监管影响了行业的正常发展,频出而不切实际的法规使各公司疲于应付、蒙受损失。1934 年闽变后改组的地方政府,开始对小保险试行强效管理。

国民政府关于小额人寿保险收归国营的命令使福建省政府加快了接管、取缔小保险业的步伐,致使主要小保险公司相继收歇。

政府对小保险监管的前后差别表明,行政能力的强弱决定了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及其与行业博弈的结果。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有效控制的实现,地方政府对金融业的管理开始体现中央政府金融统制的意图。

水火险市场,国有大银行保险代理及具官方背景的保险公司业务渐盛,国家资本开始控制区域性保险市场,这一趋势在随后兴起的战争中不断增强。

转入地下的小保险及其他行会主办的互助式保寿会,在政府严加取缔后继续存在并间有新设,这也体现了民国时期政府规制能力的局限。可见,内生性金融,无论是否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在社会转型之中确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客观需求,而动荡的外部环境及政府规制能力的弱化,客观上也有助于传统内生金融形态的复苏。

 

( 本文作者 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福州 350108; 福建江夏学院图书馆助理馆员 福州 350108)

CopyRight@ 福建社会科学院  闽ICP备05005786号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柳河路十八号 邮编:350001

闽公网安备 3501020200054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