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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美国吹响集结号

今年的APEC会议虽然已经结束,但其余波却久久未平。这次会议可视为是APEC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或者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次会议,因为此次会议标志着美国的战略重心真正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马歇尔·博顿也称,他相信历史学家将把今年APEC峰会视为一个转折点,或者“世界事务和美国角色的一个拐点”。

同样关注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有与这一地区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的欧洲人。会后不久,世界著名安全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呼吁欧洲将把与亚洲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他强调,欧洲经济界早已发现亚洲这一巨大的增长和销售市场,但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还远未给予亚洲足够的重视。他警告,美国不断加强亚洲政策,欧洲则仍缺乏共同战略,“欧洲即将从亚洲国家政府的雷达屏幕上消失”。

美国提出战略重心东移并非始自今日。

至少在奥巴马上台之后,这个论调便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不断涌现。上任不久,奥巴马就表示自己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这可不仅是因为他出生在太平洋中的夏威夷,而是他要真正将美国人的视线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今年APEC峰会召开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声称“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而在此次APEC峰会上,美国更以咄咄逼人之势,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抓手,高调介入亚太事务。会议前后,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帕内塔等高官频频访问亚太国家,从政治、安全、经济领域加强与其传统盟友以及亚太国家的联系纽带,巩固其第一和第二战略岛链,矛头直指中国。

10年发展黄金期

所谓的“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战略实施的历史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能给战略实施以相当多的回旋时间。第二,能给战略实施以更多回旋空间。第三,对全局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影响。

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在本世纪的前十年,我们的确争取到了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利用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国际影响力也空前扩大。而就在国人为自己取得的发展成就倍感骄傲之时,西方国家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久以来形成的霸主心理,使他们难以容忍一个在其体制之外的国家以如此迅猛的势头崛起,并向他们的传统地位和利益挑战。一位美国智库的学者就公然对中国同行说,我们不会再给你们第二个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得来既是历史的必然,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正如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一样。如果没有2001年的“9·11”事件,我们难以想象美国会发动历史上的首次反恐战争,难以想象美国会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将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和精力投入到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小国。当然,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不仅仅是反恐战争,还有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全球化等诸多因素。

从“机遇期”到“挑战期”

或许有些悲观,但现实已经展示了其严酷的一面:我们在过去10年一直享有的、对我们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机遇期已经或即将结束。而在下一个十年,我们却要步入一个艰难的发展时期。首先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已经将其战略重心东移。由于美国已经或即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也因冷战的结束而在美全球战略中退居相对次要的位置,因而在下一个十年里,美国人必定要以极大的投入和精力,精心经营亚太地区。而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除去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在大大恶化。受债务危机蔓延的影响,欧洲经济的衰退已经难以避免。其负面效应正通过市场和信心向其他地区传导。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警告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尤其是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可能给中国出口构成巨大压力,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放缓。欧洲债务危机还将长期持续,世界经济的未来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迫使中国只能在经济上内顾,利用世界经济不景气之际,加紧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绝非短期能够到位,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发展必定有一个起伏,经济增速放缓则是确定无疑。

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周边地区形势不容乐观。曾经风平浪静的周边环境因为南海等问题而变得波涛汹涌。美、日等国以维护国际海洋运输通道安全为由高调介入南海争端,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在美国的支持下,一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周边国家加紧充实军力并频频生事。与波涛汹涌的南海相比,东海则是暗流涌动,只是表面维持着暂时的平静。

周边形势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和地位。一些周边国家无法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交往,但在安全上却保持着传统的戒备心理,因而欢迎美国介入并主导该地区的安全事务,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的对外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不断向海外延伸,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周边地区已成为我们至关重要的贸易、能源以及其他对外交往的通道。这一地区哪怕发生有限的冲突,都会给中国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

最后,美欧不稳定的未来也是影响中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因素。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债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逐渐演化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使美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未来充满变数,不能排除他们在未来某个时候为转嫁危机和国内压力,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可能。过去的若干年里,在西方国家,捧杀和棒杀中国的言论与思潮此起彼伏。在未来两年,美、德、法等西方大国均将面临大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毫无疑问将再次成为竞选者的目标和选举议题,对此,中国应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如何转“危”为“机”

我们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复杂局面呢?

首先还是小平同志的那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练足内功,增强自己的实力,才有资本应对一切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切忌浮躁和冲动。西方无疑将刻意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进行挑衅。如果不慎中招,将战略重心从发展上转移,则正中西方的下怀。不客气地说,除了经济实力之外,目前的中国在其他软实力和硬实力上还没有资本与西方掰手腕。

其次,要争取更多的盟友。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工具是TPP,美国希望通过主导这一亚太经济平台来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但这只是美国的单方面幻想。从本次APEC会议及之后召开的东亚峰会来看,东盟国家对美亦不无警惕。东盟国家整体上仍属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实力差异很大,TPP是升级版的世贸,对其而言门槛太高。所以,东盟更愿意与中国等其他六个亚太国家共同经营大亚洲经济圈。这个预定于2013年诞生的经济圈一旦形成,美国倡导的TPP将再难发挥其设想的作用。另外,在南海问题上,东盟等国的立场亦非铁板一块。我们要继续强调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而非是与整个东盟之间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依赖较大。上述种种给了中国较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可根据自己以及相关国家的利益取向,予以分化瓦解,从而争取尽可能多的盟友和伙伴,打破美国等对中国的遏制和封锁。

另外,中国要善于取势。对中国而言,美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既是“危”,但同时也是“机”。艰难的困境迫使西方,特别是羸弱的欧洲要对自身进行系统性改革和调整,这种改革和调整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借助外力,尤其需要借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雄厚的资本方能得以进行。这就给中国规避风险、积极参与到西方变革进程提供了机会。同时,西方的衰败也给了新兴国家崛起的机会。中国应与其他新兴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合力,在国际事务中,在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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