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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华侨与侨乡政治———以福建事变为例

[摘 要]辛亥革命以来,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政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战乱不断,华侨对侨乡社会尤其关切。十九路军入闽受到海内外的欢迎,但随后发起改旗易帜的福建事变却未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华侨基于对全国抗日形势、十九路军在侨乡的作为及事变前景的分析,对福建事变各持不同态度,或声援、或抵制、或旁观。虽然福建事变昙花一现,但它再一次展现了华侨参与侨乡政治的热忱。

[关键词]华侨;侨乡;福建事变

相较于晚清及之前,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民国政府的重侨政策使得华侨有意也可能积极参与中国政治,尤其是侨乡政治。20 世纪初期的海外华侨尚没有深刻的落地生根的意识,相反,落叶归根仍是主流,“海外华人居住异乡,他们的最终目的仍是尽可能地赚些钱衣锦荣归,因此,所有的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与情感的联系”[1];这一时期的许多华侨属于第一代,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且侨乡有大批侨眷;特别是 20 年代末发生世界经济危机,海外华侨担忧海外不安定的环境,因此希望侨乡能够有个安稳和平的环境,将回国作为后备之选。侨乡的变动与发展都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而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与侨乡政局及军事环境变幻莫测,从辛亥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救乡运动到福建事变、抗日斗争等,都有华侨的身影,华侨对中国与侨乡政治的参与通常以财政支持、舆论呼吁、人员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华侨对福建事变的直接参与相比辛亥革命、闽侨救乡运动等事件要少得多。但福建事变中,终究可见华侨的身影与影响,本文将着重探讨福建事变过程中,海外华侨对这一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福建人民政府采取的与华侨相关的措施;福建事变对侨乡及海外华侨的影响等内容,来透视华侨如何参与侨乡政治。

一、十九路军入闽与福建事变

国民党十九路军因 1932 年淞沪会战的英勇抗日事迹在海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将十九路军从抗日前线调驻福建省参与“剿共”:“一则企图利用它为‘剿共’的牺牲品,以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有利于消灭红军、杂牌军和地方军;二则既可除去京沪的肘腋之患,又便于进一步向日求和;三则给广东陈济棠以威胁,使其易于防范,以达其以毒攻毒之目的。”十九路军权衡利弊,决定顺势而为,“因既可避免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威胁,也可使多年作战的队伍,得以稍事休整;进可以利用一省的地盘积蓄力量,徐图发展。”[2]

十九路军因英勇抗日事迹受到了闽省各界的欢迎,民望甚高。但十九路军入闽后,发现当时闽省四分五裂,地方土豪劣绅、大小军阀横行,民军盘踞闽省,这些割据势力“是匪是兵无从区别”,工作难于开展。时任“省主席方声涛只知吸大烟享受腐化,对地方政治毫不关切,乃一个典型官僚。地方政权土劣横行,互相攻讦,当时的苛捐杂税达200 多种,宗族派系间的械斗迄无宁日,造成民不聊生的景象。在军队方面,福建全省没有蒋介石嫡系军队,大都是地方土著及杂牌部队割据称雄。”[3]

经蒋介石同意,1932 11 月,“国民党当局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晋升为绥靖公署主任”。[4]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接任了福建省政府,结束了杨树庄、方声涛时期“闽人治闽”的局面,在闽省站稳了脚跟。因匪患严重,闽省民众苦不堪言,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都不断地向中央政府陈情,控诉匪乱猖獗,要求惩治匪首,肃清闽省匪盗。十九路军入闽后,华侨对消除福建匪患更是寄予厚望,不断向绥靖驻闽公署和中央政府陈情。因十九路军在淞沪会战中深得海外华侨的支持,也为了获得海外华侨的支持,十九路军至为尊重华侨的意见,注意解决华侨心系的侨乡问题。

“入闽后,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表示要建设新福建,依靠和组织民众,尤其要借助闽侨的经济力量,把福建建设成为‘模范省’。消息传出后,闽籍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寄以深切期望。”[5]

十九路军应海内外民众要求,扫除地方匪患的同时,还审时度势地对红军采取守势以保存实力,准备联共抗日;整肃、编遣和剿灭土著杂牌军;施行“计口授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筹划闽粤桂三省联防[6],意图拉拢粤、桂两省共同反蒋,但闽粤桂三省联防在福建事变后立即在粤桂方面的指责中宣告破产。

而“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认为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未充分投入抗日的举动引来国内外人民的不满,也导致了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日绥靖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九路军则认为国难当头,当务之急是,全国应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故由剿共转向联共,提出联共抗日反蒋的口号。

1933 11 月,该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爱国力量和第三党人,宣布与共产党合作,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闽变’)”。[7]

福建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新政府提出的许多措施与设想,或未能如愿施行,或未及实行,革命便旋即失败。蒋介石安内的对象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福建新政府无异于成为了蒋介石的又一个异己势力,成为了他安内的对象,因此,蒋介石又一次迅速地将精力放在了剿灭新政权上,竭尽全力铲除内部可能存在的威胁。

1934 1 月,蒋介石调集陆海空三军 10 万余人,分三路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福州弃守后,十九路军将领毛维寿在泉州与国民政府达成停战协议,缴械受编。一度震动海内外的‘闽变’事件,在蒋介石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8]

蒋介石决心集中力量迅速敉平“闽变”,在蒋介石的进攻下,1933 12 月中旬以后“陈铭枢等人平日所谓通电一出、四方响应和蒋介石不敢用兵的幻想,便烟消云散”。[9]

从十九路军入闽至福建人民政府,再到福建事变失败,为时仅一年有余。福建事变成立的新政权更是仅存在两月便消亡。

二、华侨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

华侨与各界对福建事变前的十九路军普遍持欢迎态度,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精神正是这一时期所亟须的,同时,他们入闽后采取的整顿措施,也赢得了广泛的欢迎。而福建事变后的民意则开始出现分化。福建事变出现了改旗易帜的根本变革,在福建建立的新政府获得了一些华侨的支持,他们或给予舆论上的声援,或给予资金支持,或直接参与福建新政府;但更多的华侨反对或旁观福建事变的发生与失败,他们对福建新政府的建立并不乐观。华侨对福建事变的支持与反对或旁观,都有其各自的原因。下面将讨论华侨对福建事变的反应并分析其原因。

(一)华侨支持福建事变及其原因

十九路军刚入闽,“菲律宾‘闽侨救乡会’和岷里拉中华商会立即派闽南籍董事许友超和桂华山赴香港,会见即将驻防福建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商讨福建治安、剿匪和建设等问题,并表示愿动员旅菲华侨为桑梓服务。蔡廷锴将军深为感动,答应要尽力而为。双方商谈甚为融洽”[10]。商谈后,蔡廷锴邀请许友超回国参与整顿闽省政治,在李清泉的支持下,许友超欣然答应。

1933 11 20 日,十九路军领导人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势力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此时李清泉和友超均致电表示坚决拥护”[11],并派该会常务委员陈志华、秘书吴九如为驻闽代表[12]

参加中国全国临时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及华侨共 100 余人。其中华侨代表有陈友仁、黄琬、李民欣、董如冰、李天敏[13]。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过了拥护“人民权利宣言”;讨伐蒋介石;打倒南京国民党政府;防止蓝衣社捣乱;请人民革命政府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地方自治等提案[14]

同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侨务委员会,旨在“管理中华共和国侨民之移殖保育,并指挥一切侨务事宜”[15]。新政府注意起用华侨人士参加侨务委员会,“颁布侨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旋委华侨努力分子叶步云等五十余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并制定董冰如、蒋寿石、彭泽民、陈秋波、林汉平五人为常务委员”。董冰如提出了几项华侨案,包括奖励革命华侨案、惩办华侨附逆案、救济失业华侨方案,“呈请政府即予实施案,决议没收附逆之土地财产,开办工厂农场场救济失业华侨”[16]。侨委会委员蒋寿石则提议,“华侨雷安甫同志,前反蒋最力,今拟请给公函往南洋缅甸一带宣慰华侨,并最勉侨胞,协助人民政府案”;通告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此后侨胞为人民政府努力革命工作,致毁家纾难,及与帝国主义搏战而牺牲性命者,由本会表列其勋绩,请政府准其遗族孩子子女入学校肄业免费,及从优恤议案;革命华侨奖励条例。林汉平提议,“救济华侨首重经济,拟办有奖债券以示实施案”[17]

福建新政府提出一些侨务议案,积极计划开展侨务工作,照顾相关华侨侨眷,表明对华侨的重视,华侨也因之对新政府颇有好感。但因政府存在时间短暂,福建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随即解散,上述侨务工作的提案并未全部贯彻施行。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当时作为新政府机关报的福建《人民日报》登载了海外侨胞拥护新政府的消息,记载了海外华侨纷纷发来电报,响应福建事变。香港、新加坡华侨发来贺电,庆贺福建人民政府成立[18];马来、日里、越南侨胞的贺电表述虽略有不同,但皆表示侨民对新建立的政府的欢迎,而“蒋汪卖国,大背侨衷”,要求新政府迅即出师讨伐,“誓以至诚拥护,并请速出师讨贼,全体侨民,愿为后盾”[19];菲律宾华侨安国团亦“致电政府声讨蒋贼”,表示拥护新政府,“务祈克日北伐,声讨国贼,抵抗日寇,收复国土,领导大众革命,打倒帝国主义”[20];旅暹琼侨工会深感工友“在祖国既受摧残,在异邦复遭压迫,其痛苦莫可言状”,希望新政府能改善这种处境[21];南洋英属各埠华侨组织的中华民族复兴党对福建人民政府表示同情,并派代表赴榕联系,参加抗日反蒋斗争,表示“极愿领导海外真正的革命华侨,一致参加,以便共同奋斗,而促革命之早日成功”[22];中国致公总部通电拥护福建人民政府,“愿竭绵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策”[23];全加致公堂则认为福建人民政府“废销党治,政权公开,并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对外则抗日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因此深表同情[24]

因皆载于福建《人民日报》,这些报道似乎呈现了海外华侨纷纷致电拥护新政府的盛况,但并不足以以此窥其全貌。

除了海外华侨致电拥护,部分侨领的直接参与及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也是福建事变中的突出表现。时任新政府厦门市政筹备处主任许友超与华侨董冰如于新政府成立后,立即致电南洋侨胞,“详述革命之真义,并希各侨胞,竭诚拥护”,原文如下:

新加坡胡文虎、陈嘉庚、薛本木诸先生,檀香山、古巴、菲律宾、马尼拉、三藩市、星加坡各埠中华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公鉴,此次革命,统系十九路军贯彻抗日精神,打倒与日妥协之南京政府,联合工农商学兵,共同改良政治,复兴民族,一切处之以和平有效方法及步骤,望竭诚拥护新政府,切勿为反对者宣传所欺,是所至盼,许友超、董冰如梗(二十三)。[25]

同时,他还发电给印尼的华侨巨贾黄奕住,向他介绍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新政策,鼓励他回国投资及参加开发漳州至龙岩的铁路和矿产(简称“漳龙路矿公司”)[26]。为建设福建,李清泉邀请印度尼西亚南安籍富侨等人,组织“漳龙铁路筹备委员会”,计划建设漳州至龙岩的铁路。他亲自到达漳州等地实地考察[27],做了许多努力,后因“新加坡、马来亚等地一些闽省华侨对闽变表示痛心,有的甚至公开声明:如新政府不改正政策,将停止对福建一些工业建设项目的支援,如龙漳铁路等”[28]。最终这一计划因闽变失败而未果。以华侨何葆仁、李铁民为代表的马来亚考察团也曾到福建参观考察,回闽与“革命政府”晤谈,支持新政府的抗日主张[29]

蔡廷锴、蒋光鼐二人曾与许友超商议后,表示一定要保护华侨资本,鼓励华侨前来投资参加建设,同意厦门设立市政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任命许友超为厦门市市长兼思明县县长。

福建事变后,一些华侨参与了由陈铭枢主持成立的“生产人民党”。“根据林植夫所保存的‘生产人民党’花名册上可以看到,菲律宾华侨庄希泉、董冰如,檀香山华桥方崇、林光、黄北拱,古巴华侨曾兆麟、刘德轩、颜铮铮、张崇智、高发明,以及荷属东印度华侨周敦祥,法属印支华侨林真,加拿大华侨阮赓唐,巴拿马华侨梁肇明,新加坡华侨傅无闷,美国华侨马典如等参加了‘生产人民党’”。[31]有的侨领直接参与新政府,有的则给予福建事变以资金支持。

福建《人民日报》登载“自人民革命军兴师讨伐蒋逆中正以来,海内外民众,无不极端表示同情,一致来电响应,兹悉日昨南洋吉兰丹华侨王岩、王平漳等以匹夫之责,并致慰金,慰劳我前方杀敌将士,且愿以国民资格,唤醒侨胞,作经济后盾。”[32]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侨爱国热情高涨,在侨领李清泉的号召下,成立非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李清泉任会长,许友超被推选为副会长,以 20 万巨款作为福建国防建设经费[33]。福建事变后,李清泉募集捐款 20 万元,支援新成立的“革命政府”。[34]

“新政府成立,南洋闽籍华侨胡文虎曾捐献 20 万元,作为改善福建监狱犯人待遇费”。在福州撤退时,徐谦将这笔款项提出,乘外轮先走了[35]

关于华侨以财力支援福建事变的材料尚不多见,而这些为数不多的支援不足以解决闽省存在的严重财政困难。

华侨对新政府的支持,主要就体现在上述致电声援、直接参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持。不管这些支持是否坚定及结果如何,他们选择支持福建事变,自有其原因。十九路军入闽受到各界欢迎,福建事变得到了部分华侨的支持。除了上述华侨本身热衷参与侨乡政治之外,华侨对福建事变的反应,还可以从福建事变的相关因素来探寻。

首先,在联合抗日问题上,十九路军以英勇抗日而闻名,在抗日的背景下,蒋介石意在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激起不少反对声浪,而十九路军提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深得海内外人民的支持。

其次,十九路军入闽之后,整肃福建地方军阀与杂牌军,惩治匪首,特别是诛灭陈国辉部,赢得侨乡广大人民的认可,也进而获得了一些心系侨乡的海外华侨的支持。在革除匪患上,最典型的当属陈国辉案。陈国辉部在其势力范围内作恶多端,民众深受其害。福建属闽南的华侨最多,侨乡深受其害,侨眷苦不堪言,华侨借助其海外势力,多方援助。陈国辉独立旅,割据闽东南地区,“号称六个团,军纪最坏,跋扈横行,掳人勒索,无恶不作。”[36]

陈国辉“本系剽骑鸣镝之徒,因缘时会,聚啸闽南,暴戾恣雎,无恶不作;如:庇匪掳勒,渎职殃民,横征暴敛,擅创私税,勒种罂粟,屠杀焚村,摧残党务,拥兵抗命”,[37]种种恶行,罄竹难书。1930年,“陈国辉因利益关系,与永春湖洋区民团刘子宽部发生冲突;击败刘子宽后,还把湖洋区各乡烧得精光。湖洋区为侨眷聚居之所,受到陈国辉所加的灾难之后,乡人到处控诉,海外华侨亦都起而声援,请求严办陈国辉。”[38]

十九路军入闽后,对整治闽省的积极行为使华侨看到了希望之光。国内外民众对陈国辉等为祸乡里的割据势力的声讨文书积案如山。出于对侨乡政局的关心,1932 年在香港召开的“福建海内外民众团体代表联席会议”中,华侨“认为‘治闽必先治匪,方克有济’。马来亚华侨代表痛陈著匪陈国辉杀人越货、掳人勒烦等祸害侨乡罪行,要求十九路军严加惩治;菲律宾闽侨救乡会主席李清泉、常务委员薛敏老、陈迎来、杨孔莺等人也联名控告。”[39]

为靖侨乡,顺应侨心,绥靖公署迅即借机调动陈国辉部,扣押陈国辉。“全国人民无不欢声大快,尤以闽人华侨来电,请早日将该匪首枪决,以慰民望,情词激切。绥署遂将该匪首罪状宣布,执行枪决。”[40]

1932 12 23 日,蒋光鼐亲自下令“陈国辉为万夫皆可杀之人,着即枪决,以快人心”的手令,并另行发布《驻闽绥靖主任公署枪决陈国辉布告》,宣布陈国辉的罪状[41]。布告表示十九路军“移师入闽之初,接受海内外民众团体,及被害人控诉陈犯祸闽文电,积存盈尺。本主任犹意在优容诫免,冀其悔悟自新,不图该犯怙恶不悛,荼毒地方,拥兵抗命如故,始行拏拿”,经会审后,“罪证确凿,法无可宥”[42]

执行枪决。“陈国辉被枪决后,闽南侨乡人民,无不拍手称快。1933 1 月,菲律宾的马尼拉中华商会致电十九路军和驻闽绥靖公署首领表示感谢,表彰他们为闽南侨乡人民除一大害。”[43]

相较于十九路军雷厉风行的措施,方声涛政府则积留下太多不满。“从 1925 年至 1932 年,菲律宾‘闽侨救乡会’,曾多次发函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及福建省政府,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剿灭陈国辉、高为国等闽南股匪,但均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兵祸匪患,不但得不到制止,而且变本加厉,越演越烈。”[44]

陈国辉被扣押后,晋江县党部曾于 1932 10 月呈文国民党政府主席,表示“闽民迭受匪患,水深火热,现陈匪国辉、何匪显祖,经已缉获,而方声涛身为省府主席,不能除匪以安民,竟为匪奔走请释,包庇土匪,为民公敌。恳请迅将方声涛撤职严办,以慰民心。”[45]方声涛的省委主席,不久被蒋光鼐取代。因方声涛与地方割据势力、军阀相互勾结,偏袒任由他们恣意为祸乡邻,未能除匪安民,长久的匪患威胁直到十九路军入闽后方得暂时缓解,因此闽省人民,尤其是海外华侨对于十九路军取代方声涛政府甚是欢迎。此外,十九路军在福建采取的一些措施,整顿了福建社会和经济,也赢得了一些华侨的支持。

综上,一方面因拥护福建人民政府的暂停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的方针;同时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注意关注华侨对改造侨乡社会的极大需求,因而华侨对新政府在初衷上并无不支持的理由。但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力悬殊与福建新政府采取的不当措施等因素造成部分华侨对福建事变采取抵制或观望的态度。

(二)华侨抵制或观望福建事变及其原因

对福建事变持反对、旁观的海外华侨不少,国内民众亦大多如是。起初支持并参加新政府的侨领,也旋即因闽变面临失败而被迫退出。可以说,这种态度是福建事变民心向背的主流。要从另一方面了解华侨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可以从海外华侨对不久之后的两广事件的态度来窥知一二。“民廿五年西南将异动之前,陈济棠派某财厅长林某,来南洋探访侨情意向”,陈嘉庚“联络各界假总商会开侨民大会,表决取向,结果大多数反对异动,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侨民认为日本“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46]

两广事件与福建事变虽有不同,但在形式上应该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两广事件前,西南派人在华侨社会中做了宣传,争取支持,而华侨社会给予的反应冷淡,认为“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讧”,应以团结抗日为先。基于同样的背景,我们有理由认为,福建事变前后,十九路军方面同样会派人前往海外华侨社会去争取支持,侨务委员会成立后,委员蒋寿石提议,“华侨雷安甫同志,前反蒋最力,今拟请给公函往南洋缅甸一带宣慰华侨,并最勉侨胞,协助人民政府案”[47]。然而,华侨社会对于事变本身是有很大顾虑的,能够引起华侨共鸣的是联共抗日的宗旨。华侨社会对于福建事变的响应还是比较少的。民国以来,华侨对于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支持就是财力支持,而福建事变中,华侨的财政支持,少之又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问题始终是严重困扰的问题。

华侨秉持这种态度的个中原因在于,与此后的全面抗战时期一样,“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侨反对内战,要求联合抗日,并不仅仅是反对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而是反对一切内战,包括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无理纷争。”华侨不断呼吁,“国难日亟,国内各方应一致团结抗日,不宜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故他们在两广事件中致电国内:“国难日急,望坚决主张停止一切内战,即日一致团结抗日,海外华侨,誓为后盾。”[48]

其次,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前后号称纪元二年,实际时间只有两个月就彻底失败了。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福建事变后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实力悬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从建立之初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福建事变仓促发动,筹备不足;领导层内部不团结;政治上处于孤立状态,蒋汪政府的攻击与谴责和粤桂的不配合,使新政府的面临困境,“云、贵、川、湘、鲁、陕各地原有联系的,在蒋介石压力下均不表示支持”,据蒋光鼐回忆,“在国民党中,除李烈钧在上海来电声援及陈博生来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外,几乎别无他人。平时在国外的闽、粤籍华侨是热烈支持十九路军的,这次华侨支持的也寥寥无几”[49],外交工作也难以开展,苏联当时对“闽变”反应不良好,因而得不到支持,日本、英国、美国则派兵舰在闽江口海面进行威胁[50];经济上存在巨大的财政困难;军事上兵力悬殊等问题决定着福建事变难以走得长远。除财政无来源、内部不团结等不利因素外,其中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在军事上兵力悬殊过甚,乃起决定性失败作用[51]。在实力如此悬殊的对比下,海外华侨权衡利弊,对福建事变并不能保持乐观态度,且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有些人不敢也不愿冒险公开支持福建新政府。直接参与福建事变的主要人物,陈友仁、许友超等人事后都受到南京政府的通缉。

再次,联合抗日是首要任务,对于福建事变直接改旗易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裂的做法,许多华侨难以接受。

新政府建立后,许友超还与董冰如联名通电南洋侨胞,希望华侨社会能“竭诚拥护”新政府。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些侨领对于福建事变的回应并不强烈,特别是菲律宾以外的华侨。除了胡文虎有 20 万的资金支持修建福州犯人监狱以外,目前并不见陈嘉庚等人声援福建事变的材料。海外华侨普遍对支援抗日的热情很高,但对于福建事变,大多数人则选择中立旁观,不愿介入。

可以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实力悬殊造成了一大批旁观者及谴责之声。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些不当措施则激起了部分华侨的反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不当措施,一方面指的是其改旗易帜的措施触动了华侨对政权合法性的权衡与偏向;另一方面新生政权的昙花一现,使华侨对此无能为力,不得不选择退出。而“计口授田”措施的施行并不如意,未能很好地赢取民心与侨心。

1. 福建事变仓促间改旗易帜,宣布退出国民党,建立新的政府,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思想动员并不彻底。这样的举措,不仅在南京国民政府占居正统地位之时不利于凝聚民心,且在要求全国联合抗日声浪下,国内出现与现有政府分裂的政权,往往被认为不利于一致抗日,故难以获得坚定的支持。福建事变时,改变国家名称与改革国旗党旗等重要问题,都未经深思熟虑,反对之声不在少数。“有关组织新国家改换新国旗之事,当时意见纷纷,各省代表有些表示难于接受,未作决定”[52]。“关于改变国家名称问题,原来意见也很分歧”。蒋光鼐认为“中华民国是推翻清朝由孙中山一手缔造的,国民党人不应因蒋介石政府反动而加以废除。”陈铭枢则认为“中华民国已名不副实,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国旗党旗。”后来决定改名为中华共和国(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采用了国家主义派分子翁照垣设计的上红下蓝中嵌一颗五角黄星的新国旗。对此,蒋光鼐表示“非常不满意”。尤以蒋光鼐对改元换国旗之事,“认为陈等把国事视同儿戏的做法,的确有些惶惑。”[53]

闽变开始,蒋光鼐“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国旗。平时没有说服宣传工作,一旦说出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54]

种种更迭举措,引起了一些华侨的不满。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及国民党在海外华侨社会中有着极高的声望,废弃对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纪念和取消党国旗等行为显然不能为海外华侨所接受,“引起大多数人的反感,致使民众对闽变的拥护和支持谈不上广泛、坚定的。如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就对闽变不以为然,颇有微词”。[55]

“同情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胡汉民,也‘以所谓人民政府废党毁纲,另组新党,无异污蔑总理’为由通电声明‘决不参加’。此外,不少民众团体也对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偏激的做法表示质疑和谴责。”这些行为将部分政见相同者也排斥在福建事变之外。如“广东派代表邹鲁、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采取一面抨击蒋介石,一面批评闽变的态度。邹鲁极赞同福建新政府反对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中央党部、取消党治、还政于民的口号;但对变更国体、改国旗、取消国民党等做法,‘实难赞同’。李烈钧虽批评新政府易帜改元太鲁莽,但对其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是支持的”[56],因此,致电蒋介石“和平解决”福建事变。福建事变中,福建人民政府一方面宣布实行“耕者有其田”,推行“计口授田”,另一方面又取消“总理遗嘱”和“总理纪念周”,摘下孙中山遗像,否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件既偏激又矛盾的不得人心的错误做法”。[57]

蒋光鼐的担忧不无道理,蒋介石致力先安内后攘外的行为虽然引起了一些不满,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刚刚确立其正统地位,在海外华侨社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福建事变仓促发动,没有经过广泛的思想动员,使福建事变处于孤立无援、处处被动的局面。

2. 福建事变后,闽省分成了闽东南西北四个省,蒋光鼐力主起用当地人士和侨领“以萨镇冰、何公敢、李清泉、许友超为省长,以便了解下情,便于发动民众”[58],陈友仁还担任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但他住在台南,外交部徒有名义,

实际工作少[59]。十九路军对于侨领极为重视,他们熟悉家乡,有参与侨乡政治的热情和能力,成为十九路军选择领袖人物的首要选择。“但后来只有何公敢就闽海省长职,延建省因接近前线,萨镇冰无法就任,兴泉省长李清泉不愿就,乃改派戴戟接充,戴也不就,乃由副省长陈公培代理,龙漳省长许友超也不就,由副省长徐名鸿代理。各县县长一级人事根本上未变动。行新政必须用新人,而新的干部却未有培养出来,在漳州我们曾将十九路军军官补习班改办为军政学校,企图训练一些基干,但已无济于事”[60]。且在福建事变面临失败,从福州撤退时,陈友仁与徐谦即匆匆乘外国轮船先行走了[61] 福建事变的政治孤立性和实力上的弱势及其他各方面的困难,使一些华侨认为其前途无望,不愿支持,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短暂灭亡也使华侨在福建事变临近灭亡之时,选择抽身而出。

福建事变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先任命许友超为厦门市市长,后又提出任命他为龙汀省省长,但遭到他的坚辞,在福建《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详述理由。许友超“之所以辞却龙汀省省长之职,固然与其‘不惯居官,不善为政’及‘龙汀省地处闽西,风土人情,非鄙人所熟悉,且省长职任责任较大’等原因有关,但并非全部原因。许友超对‘闽变’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真诚拥护并寄予巨大的希望的;他担任厦门市市长也是克己奉公,尽力而为的。可是,福建事变的爆发,引起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极度恐慌,生怕各派反蒋势力联合起来,更怕十九路军与红军合作”,因此立即严加部署,组织入闽“讨伐”。在蒋介石的军事威胁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在旦夕。“许友超已预感到‘闽变’即将失败,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很大刺激和打击,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去挽救这惨痛的结局,只好辞官重返菲律宾去经商,这应该是许友超辞官重返菲律宾经商的主要原因。”[62]

3. 在事变前,十九路军“希望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政纲,曾延用第三党干部来闽,并在闽西办了一点计口授田工作,‘闽变’后也曾希望在闽东进行”[63],“以实现三民主义,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计口授田政策,红军曾经分过土地给农民的地方,重新分配”。计口授田措施在原先的苏区容易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但是在其他地区,这种政策遭到破坏,“由于各县地方土劣破坏,没有武装强制执行办不了,因农民动员不起来,所谓人民革命实质上名不副实,地方政府还是老一套,颁布的 18 条政纲无法实现一条。只有上层建筑,没有下层基础的福建人民政府,在敌人破坏进攻之下难以坚持下去是必然的。”[64]

“这种恩赐式改良主义,动员不了农民起来组织自卫军保卫政权。闽变后,在地主进攻下农民受害,很快就失败了”[65]。计口授田政策的政策并没有给闽省带来“耕者有其田”的未来,且伴随着军事上的失势,福建事变没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很快即告失败。

总之,争取全国联合抗日是主流,海外不少华侨“对闽变不理解,持消极观望的态度”。实力悬殊的对比,使华侨看不到闽变的希望,而“有的则希望祖国强盛,不愿看到有削弱国力的内争出发而反对闽变;有的有强烈的正统观念,对新政府的改元废旗,尤其是否定广大华侨所拥戴、敬仰的孙中山等措施不满而指责之”。从总的来看,福建人民政府没有获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66]

在战火弥漫的中华民国史上,福建事变犹如昙花一现,并不足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对于事变所在地———福建侨乡来说,同样基于时间仓促,许多政策并不完善,更多的政策仅仅停留于空口承诺,不论新政府是否真心实意并具备实力地付诸实行,事实证明,未经充分准备而仓促建立的福建新政府,在短暂的时间和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并不容许这些政策付诸实践,因而使福建事变并未对福建产生太大的影响。甚至,新政府对困难估计与经验不足,有些措施在实施之初,更多地暴露出了消极的影响,如计口授田政策。福建事变对华侨的影响大多是通过对侨乡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华侨,同时在联共抗日反蒋的宣传中,激起华侨社会对新政府的同情和对抗日的支持与爱国心。抗日时期,海外华侨对中国各界的舆论施压,促进全国从速结束内战,团结抗日的作用明显。海外华侨对中国,对侨乡政治的热情,对中国时局的关注,源于“他们渴望有一个可以在海外保护他们,为他们争光的强大中国;这种渴望,成为海外华人响应革命的主要催化剂”,“几乎所有的南洋华人对中国都有一份爱国心。虽然‘中国’的整体概念对他们而言仍是模糊的。但是,他们却关心他们在中国的乡亲和同宗的福利”。[67]

福建事变中,华侨一如既往地参与侨乡政治。十九路军的积极改善闽省现状的措施给了华侨极大的向心力;福建事变在一定程度上给了部分海外华侨根本变革侨乡社会的设想,但是因新政府并不能给人以足够的信心及其施政上的失误,更多的华侨采取了观望与抵制的态度。历史显示,福建事变确实转瞬即逝。福建事变因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事迹和坚持抗日的爱国行动而得到海外华侨的支持,但也因为他们支持全国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而对改旗易帜的福建事变并不热衷,而福建事变的失败,也意味着十九路军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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