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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反本质主义及空间转向

  

 

文学性、反本质主义及空间转向

 

 

 

 

 

尽管每一部文学史都在在彰显出文学的源远流长,然而,对文学的界定却纷扰不休。截至目前,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性)是文论界约定俗成且炙手可热的一大法宝。文学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建制,它与现代学科体制关系密切,因此,文学性当然也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文学性话语的生产是文学学科、文学理论自我确证、自我认同的必选动作与压轴节目。总起来看,对文学性的考察有两大不同脉络。其一可以追溯至康德哲学体系中关于知、情、意的三分:美学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审美处于感性与理性之间,“判断力占据着一个中心的地位,它具有连结理论知识(自然)和实践知识(自由)的任务”。[1]如果说对康德而言,审美判断还是一个居间的中介,那么,到了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学派那里就只余下“形式论”一块沐浴在“文学性”的辉光中,其余部分则被一并打包贴上外部研究的标签后统统堆在文学研究的杂物间内。

王国维将康德美学演绎为“无用之用”,领受了开启中国美学现代转型之第一人的美誉,但无论在共时还是在历时的意义上说,王氏宣扬的艺术独立所带来的影响远远不如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那样轰动,因为在国难当头、感时忧国的大背景下,主张文艺没有世俗的政治、道德等说教功用而有拯救人生之效并进而得出审美和艺术独立的结论的确与时代有些“隔”。“审美与启蒙、自律与他律,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这是他们所树立的标杆。他们的观念迄今仍然得到了各种意义的响应。”[2]需要注意的是,梁启超的雄文并未忽视审美价值,“熏”、“浸”、“刺”、“提”堪称“文学性”的寄身之所,它们与“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等形成了有趣的张力。[3]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其后文艺界接连不断的论争都是纠缠于如何妥善处理类似的张力、各自所占的比重大小等,譬如,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为人生”与“为艺术”的辩难、“革命文学”论争、文艺自由论辩、文艺大众化论争、京派与左翼的论争等等。相比之下,认为“文学性”为纯粹“形式论”的中国传人则寥寥无几。

从词源上看,“文学性”出自雅克布逊那句频频为人引用的名言: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长期以来,笼罩在雅克布逊头上的形式主义者光环让人们记住了这一颇具诱惑力的意见,而忽视了它所诞生的语境。根据台湾学者张汉良的最新考证,为了回应列宁1905年提出的“党性”“作为文学的唯一指导方针”,雅克布逊才特地创造了“文学性”这个新词。[4]也就是说,“文学性”至少是与“党性”并立而谈,它以剑走偏锋的形式顽强地表达了一种捍卫文学独特性的抵抗姿态。有意思的是,中国学界接受的恰恰正是雅克布逊眼中“文学性”的这一精神维面,当然,它一开始并没有那么张扬。众所周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的定义大都能够追朔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经典文献,尤其是其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判词。这就意味着任何对“文学性”的解释、强调、凸显都必须同时得到雷打不动且变幻莫测的前者与显得既笼统又含糊的后者的合力护佑,否则就会招致不测的祸端。正因如此,佛克马才会颇为感慨地说:“研究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创造性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审视中国官方所宣扬的‘纯文学’概念。但是,无论是文化官员还是文化主管部门,都回避了‘纯文学’的确切定义,倒是胡风、冯雪峰、艾青、朱光潜、公木、王瑶、李何林和巴人等人说出了自己对文学的意义和任务的理解,不过这些人从未能掌管文学事务,还因为‘离经叛道’的观念而相继受到了批判。”[5]

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性”在理论上担负着印证、稀释“阶级性”的重任,文学的基本特点被表述为用“形象”而非空洞、枯燥的议论或说教来自然而然地反映社会生活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6]“文学性”被等同于“形象性”。可以说,这一方面是左翼文论渐趋激进化之中迅速缩水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拨乱反正”之后首先被大力予以恢复的对象。祛除其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以后,它依然是现今较为流行的一种把握“文学性”的方式,此后它顺利融入另一种至今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审美意识形态”。[7]后者吸收了前者并作了大幅调整:阶级性/文学性,审美/意识形态,比较起来,这里既有内容的扩充,又有次序的颠倒。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文学性”的看法是转向一个新时代的显著标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文学随之终于不再寄人篱下而有了一方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不可否认,它负载了一代文艺工作者不堪回首的集体记忆,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理应值得倍加珍惜。但也毋庸讳言,这种二元翻转式的“文学性”界定陷入了同样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当它沉浸于稳居话语霸权的宝座而漠视日新月异的文学现实时,其特定时代的过渡性更是毕露无遗。以为握住了“文学性”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说已经、正在受到反本质主义的强烈冲击,但它并未显出多少改变的迹象,因此,有必要探讨如下问题:反本质主义有着怎样的颠覆性?本质主义者为何不能接受?他们的思想脉络或理论资源又来自哪里?

 

   

在反本质主义的透视镜下,现有的文学本质形成与固化的过程首先清晰地浮现出来。就“形象性”而言,它源自苏联文论家季莫菲耶夫出版于1930年代的《文学原理》这部对中国文论影响深远的著作,季氏在“文学的科学及其部门”的标题下指出“文学是什么?”的基本问题探讨“文学的本质”,[8]而来自黑格尔美学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修剪掉所谓唯心主义的缺陷后成功入选。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同样把形象性或形象思维归结到黑格尔那里,并认为别林斯基、高尔基等一脉相承并将其发扬光大。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形象必须具有远大的抱负,达到本质是其无上的荣耀:“作家在形象思维的过程中,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必定要舍弃一些表面的、非本质的、无助于表现人物和主题的材料;同时,把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有本质意义的材料集中起来,借助于创造性的想象,熔铸成一个个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9]如此以来,新旧社会等等的本质就能得到深刻地揭示。而黑格尔的《美学》也是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的征引书目,差别在于由“本质”转换为“理性”:文学被要求用形象来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促进社会改造的作用,作家肩负着表现社会主义新生活、新人物、时代脉搏等的重托。尽管用辞相对温和以至宽泛,但直接的形象终究须要连带着深层的规定式理性,这在运思方式、乃至具体内容上与从形象到本质的要求并无二异。关键在于,世间万物有没有什么光鲜的本质等待文学用形象去装扮?谁又能够荣幸地确定这一本质?即便可以暂时确定,它是坚如磐石还是变动不居?如若坚固的本质总是付诸阙如,那么,与之密切相连的“形象性”又怎能夯定“文学性”的本质?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依照罗克莫尔的解释,上述对黑格尔的援用实质上恰好在精神上与其相悖。因为“黑格尔的见解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绝对观念论”,但这个“绝对”并非康德意义上任何普遍有效之物,“在认识论语境中,黑格尔显然不是用那种更加熟悉的宗教的方式来理解‘绝对的’这个术语,而是用一种不太熟悉的、完全世俗的、认识论的方式来理解它。就认识论而言,绝对的东西是作为对知识过程的透彻思考的最终结果而出现的。”也即是说,“绝对观念”并非牢不可破,而是思考的瓜熟蒂落。假如说这还不够突显黑格尔的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的话,那么,他对康德同时承诺表象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选择、批判与踵事增华则更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罗克莫尔认为黑格尔把康德的建构主义认识论观点与各个学科、人类经验的所有方面都链接起来,而建构主义的取向也自始自终都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四处弥漫;黑格尔也特别强调认知对象具有不稳定性,“我们为了改进一个理论而改变它,对它进行调整,以便让它‘适合’在经验中所观察到的东西,而在这样做的时候,那个理论的对象,即一个人试图知道的那个东西,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0]显而易见,是认知者自身建构了认知对象并将其作为知识的一个必备条件的建构主义思想呼之欲出。

将叶以群与童庆炳主编的两部文学理论教材比对一下还可以看出,关于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它们有着完全一致的认识与描述。两者都是沿着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定文学的方位:整个社会被划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板块,后者可分为政治法律制度与意识形态,而文学又以审美性质从一般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意识形态的称号——在叶以群版本中审美的对应物则是形象性。假若继续往前追寻的话,不难发现这种逐级收缩的马克思式文学定位在1928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中已经悄然勃兴。此后中国文艺界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极大热情,但批评家钟爱的是其中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学属于上层建筑内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逻辑上理所当然地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这种理论一度所向无敌地狙击了那些社会主义文学以外的东西,对应于落后、反动社会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学在惊慌之中抱头鼠窜。问题在于,何以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发展不平衡的理论默然向隅?不是中国的理论家不知道,而是不平衡理论潜藏着另外的推论可能: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就会带来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不言而喻,它会动摇、销蚀文艺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如果认为马克思这一理论并非普遍有效则有损马克思的导师形象,如果认为它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时代则又为不同政治观或艺术观的文学提供了合理性辩护的借口。左右为难之中,有学者大胆断言马克思这一理论不再适用,并将“社会主义时代文化、艺术与物质生产的平衡发展”看作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11]这里把个人的看法归为权威人物从而寻求庇护以抚平异端的做法在当时自然很少有人胆敢反驳,然而,它事实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整体性。多年之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成了解决上述难题的通用做法,就是说,文学作为上层建筑领域之内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它必然要具有其它所有意识形态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共性——它们的构成状态及一切发展变化最终都必然取决于经济基础,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又有不同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艺术生产与物质发展不平衡。如果说马克思的提法一开始就暗含着矛盾的因子,那么,后来者则借助辩证法不费吹灰之力就调和了这种矛盾。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中的“或快或慢”使得认识复杂化,在某些情况下使得这个命题不可能被驳倒,在原则上它是不可证伪的。[12]言外之意,这也是非科学的。再有,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社会、经济、利益等结构相对简单,而现今的文学生存状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产业化发展、经济效应以至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等也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种简洁明快的划分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因此,就算保留现有的二元框架,也应该深入探索作为经济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究竟如何影响、重塑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及其他意识形态。

另外,姑且将“审美”与“意识形态”可否并置——反对者的理由是审美原本即是意识形态——的质疑搁在一旁,这种以审美为文学本质的做法其实是把特定时代权衡文学的规则予以普遍化,审美成了一种放之万世而皆准的大叙事,不同国度、相异时代的差异均被一笔勾销。每值此刻,审美范畴的历史性就被抛诸脑后:“审美理论家们也许会竭其所能,以求获得超历史的知识,但当人们回顾这些理论时,就很容易发现它们清楚地带有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痕迹。但如果审美理论具有历史性,那么,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那种企图阐明这种审美理论的作用的艺术批判理论,本身也是具有历史性的。换句话说,它必须将审美理论历史化。”[1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教条,在综合前苏联审美学派、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基础上,“审美意识形态”应声而出,高声宣扬文学本身的特征及文学的独立性。这对纠正政治长期凌驾于文学之上的积弊功不可没,但它作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同时也因其特定的关联或指向而没有顾及到文学的复杂性与变异性,因而,面对不断刷新的文学现实,譬如伴随商品经济大潮而起的消费性文学、网络时代及读图时代的文学等,它解释起来就不是那么的自如、圆润、周全、对症。而且,给文学拟定一个“第一原理”或普遍本质的做法不见得就会合乎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马克思虽然大致规划了文学的方位,但并未明确谈及审美是文学的本性。如果文学真有什么“本质”的话,也应该回到马克思谈论“人”的意义上来进行考量: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那么,是不是一样可以说何谓文学也是由其所处的诸多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决定的?

 

 

反本质主义是一股绵亘久远的哲学思潮,它实际上关涉的是我们何以对外部世界拥有知识这一核心问题。与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孜孜以求外部世界的本来面貌、渴望拎出隐藏于风云变幻的万象背后的本质不同,反本质主义提供的是另一副打量世界的眼光:它不再满足于判然区分我们的观念与其表述的实在,而是力图把认识语境化、相对化、历史化,以柔韧的建构主义而非僵硬的不变本质探究知识的型态与谱系,以开放的心态准备着迎接、纳入纷至沓来的新成员。因为拨开迷雾、追索现象背后的永恒本质确实是人类最大的冲动,而且,本质主义也多种多样,所以,我们只有把反本质主义提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并放在整个人类思想史的脉络里来详加审视才能真正明白其重大意义。而反本质主义作为方法论不断蔓延、渗透至其他学科,许多先前不证自明的宏大命题与宣言顷刻间危机四伏,文学理论自不例外。那么,本质主义者为什么不能接受反本质主义(文论),面对咄咄逼人的挑衅者他们又有哪些代表性的误解?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有五大互相支持的关键论题:宏大叙事的衰微,话语跃居中心位置,对语言表征观念的批判,知识与权力的纠葛,认同的分裂。[14]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一定是在特殊的概念框架中通过特殊的话语体系表达出来的,“并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正确的概念图式的东西,也不存在决定性的事实能使我们在不同的框架之间进行选择。”所以,这个表述不可能摆脱犬牙交错的权力关系,它也必定会与另外的表述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因而就是不得不直面的结果。希拉里·普特南指出,一旦涉及多元论,两种习见的陈规也尾追而来:一是认为没有了不变的本质后“真理”也就自动消失,哪怕我们说一种观点正确另一种观点错误也不过是一种压制的姿态而已;二是以为一种理性的正解与多种非理性的谬见共存。[15]后者仍然回到了一元本质的窠臼之中,而前者透露出相对主义会引发知识客观性、稳定性丧失的极度担忧。就文学来说,有学者甚至担心文学将无法区别于其他事物,放任自流还将导致无边的文学或文学的终结。这一方面重述了那种古老的知识观念——知识即是把握不依赖于环境的形而上学的实在,另一方面也在恐惧中把相对主义妖魔化。所谓相对主义或相对化是指任何认知都并非绝对的、自然的,而是相对于、依赖于某些可变的概念架构,因此,返回特定的历史语境、关系结构,那种随心所欲的可能不免显得杞人忧天。每当概念框架有所变化时,新的知识也随即产生,但这决非是说它距离事物的不变本质更近了,而是说对事物的认识在不断更新中变得更为有效。“知识是社会建构的这一事实也意味着:更为有效的知识是可能的。知识的社会基础的回归与客观性观念一点也不矛盾。与此相反,我们认为通过重视对过去的实践的批判和建立更为多元、普遍的结构,社会科学的重构能够增加其可能性。”[16]对事物的不同的描述如同不断生成的一层层洋葱皮,它们虽有时序上的先后之别,但不存在一个作为裁量标准的内在本质。描述可以分成好的与不好的或者比较有效的与不太有效的,“‘更好’是‘更有效的工具’意义上的‘更好’,即这些工具比其他竞争性描述更好地达到了人类的目标。”[17]具体的目的既是评价描述是否有效的尺度,也是再描述不断生发的不竭动力。

其二,反本质主义注定也是一种本质主义,大家彼此彼此。如果本质主义仅此一家,下此断言似乎无可厚非,但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都有多样的类型,它无形中把所有的(反)本质主义者同质化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指责的具体依据是什么、能否站得住脚。譬如,舒斯特曼就批评反本质主义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倡导的实用主义将个别及偶然的东西视为普遍的与必然的,实际上是一种颠倒的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这种看法也被国内学者援引并认可,该著的“中译者导言”写道:“罗蒂的反本质主义,由于对个性和偶然性的过分强调,反而成为另一种本质主义,一种反本质的本质主义。”[18]又如,有学者述评道:“就连反本质主义也有其本质,也是一种(颠倒)本质主义。罗蒂大讲‘个别和偶然’,而在以此来否定‘普遍和必然’之中又把‘个别和偶然’化为一种‘普遍与必然’,我们要摸清它是怎么回事的话,就必须探究揭示其本质。”[19]问题是,舒斯特曼所下结论的依据能否成立?他如何看待本质问题?他认为,“明显地,它必须反对不可改变的本质的基础主义观念,这种本质永久地定义我们的对象和概念的不同的同一性。像解构主义一样,实用主义认识到这种同一性是视界把握和可修改的语言实践的产物,因此总是要服从再解释。这种洞察可以激发一种激进的反本质主义,不仅主张解释的普遍存在,而且主张所有事物的绝对的偶然性和专断的特殊性。这种由理查德·罗蒂强力鼓吹的实用主义,不管怎么说,似乎进入了一个倒转的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强调‘个性和偶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20]换句话说,舒斯特曼自己的实用主义也反对本质主义,不过程度相对较为温和,因为他不同意罗蒂的“激进反本质主义”,其具体内容在他看来就是把“个性”与“偶然”普遍化、必然化、极端化。他在这个引文下的注释告诉我们,这句话出自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的第26页。然而,经过比对可以发现,舒斯特曼的引用其实是断章取义的,他对罗蒂错位的指责当然就成了不实之词。具体而言,罗蒂在评论“诗与哲学的古老争辩”时指出:“自来,承认偶然并努力成就自我创造,和超越偶然并努力成就普遍性,两者之间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这紧张关系在自黑格尔(尤其自尼采以降)的哲学之中,未曾消歇。”而“尼采之后的哲学家,诸如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他们写作哲学,都是为了呈显个体与偶然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到这里不难看出,罗蒂与尼采的观点是否一致就成了关键问题。我们可以先把罗蒂最后的判断拿出来:“如果我们避免了尼采的颠倒式柏拉图主义——自我创造的生命可以和柏拉图说主张的冥想式生命一样,是圆足完满而自主的——那么,我们就会心满意足地认为,人生乃是这种永远无法完成、却又时而英雄式地不断重织的网。”[21]显然,罗蒂批评尼采陷入了颠倒的本质主义涡流中,这与舒斯特曼的批评完全一致,不过,舒斯特曼错将尼采的观点安到了罗蒂头上。

三是认为反本质主义文论对文学或文学理论本身根本不感兴趣,其所作所为也理所当然“不是为文学或文学理论而建构,实际上是为政治而建构”。[22]其依据是话语分析与社会历史的接触亲密过火,而且对文学文本背后的阶级、种族、性别等成分太过上心。实际上,借助话语分析切入文学话语、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的交汇地带从而阐述它们之间存在的隐秘款曲及相互联动意在把文学重新置入话语光谱中进而揭示其魅力与复杂性,意在“解释文学存在的各个层面,解释哪些因素共同制造美感的震撼”,[23]不能借口它或隐或现的政治色彩或意向就贸然断定它不是为文学而是为政治。上述曲解实际上导源于将本质主义与威权主义、专制主义相互等同,这既简化了反本质主义的对象,又混淆了原是认识论的本质主义及属于政治学的专制主义——后者固然经常利用前者,譬如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但后者有时也是被压迫者,譬如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与此相仿,伊格尔顿也在好的本质主义与坏的本质主义之间做出严格区分。因此,无论如何,不能从(反)本质主义一步跨到(反)专制主义而对两者之间需要的中介不闻不问。

 

 

目前为止,大批学者津津有味地埋头于历时维度的文学性研讨中:或者是依照历史时序考究文学的流变,或者是执迷于穿越历史时空的形而上层面,梦想着有朝一日拟定文学性的完美公式后,其余的一整套相关命题由此可以井然有序地各尽其责。对连续性、统一性与整体性的渴求使得共时性的文化结构分析这种考察文学性的形式还未得到充分的实践。而共时性结构的剖析意味着文学性探析路径的空间转向:从普遍转向特殊,从超越历史转向回到历史语境,从庄严的本质转向棘手的关系,从一成不变的本质主义转向生生不息的关系主义。它既可以平息文学没有本质后泯然众人的重重顾虑,又可以回击对反本质主义文论只破不立的虚假想象。问题是,什么叫结构?结构怎样处理历时维度?共时结构中的文学性有哪些组成部分?又凭借什么来确定?这种处理文学性的方式在文学学科内引发了哪些连锁反应?

迥异于本质主义对普适性文学本质的追求,关系主义思考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中的文学,这一历史空间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它由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组成。结构的内聚力与吸附力使一批关系按照既定的模式正常运转,各种事物因此得以发挥其现有的功能。也就是说,结构内部的多种关系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中共同维系着结构的相对稳定性,文学的位置、功能、意义也都决定于它所置身的结构。某种程度上这也使一些结构主义者有了结构可以跨越历史的错觉。不过,结构同样来自历史,而且,如果结构出现局部裂隙或大片坍塌,那些仍旧具有生命力的关系将融入新的结构。可以看出,关系主义既吸取了结构主义分析多种关系的策略,同时又修复了它所丢失的历史之维。结构并非、也不能丢弃历史,因为“历史之维已经压缩在理论视域的共时结构中”[24]换言之,纵轴的内容投射于横轴上,应该具体分析共时与历时之间的转换机制,横轴究竟接纳了什么、又排斥了什么,在新的历史因素冲击结构的过程中它同旧的历时关系之间有着怎样的藕断丝连。就当今的文学而言,纵轴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三套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组成,而横轴则由经济、政治、美学铺展开来,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由变幻的历史语境与文学传统之间不懈的对话所决定。一些传统的文学性,譬如想象、虚构、追求创新等依然组成了今天文学性的中坚力量,但这并非因为它们的传统身份、它们是客观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因为它们吻合了历史语境的要求,它们既是当今历史环境所渴求的,又是现今的文学特别匮乏的。所谓当今历史语境的要求即是文学与他者的区别,文学在特定的文化网络中与众多其他学科之间经过充分博弈后获得的份额与区间。比较起来,诸多学科的宏大理论一俟进入日常生活后便如强弩之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面对广阔繁杂的日常生活时甚至不屑地关上了大门。而文学则欣然认领了那些逃脱了理论话语捕捉的历史底部,“对于文学说来, 日常生活具有独立的意义。许多时候,文学即是在理论话语放弃的领域意识到了真谛”,“从中察觉各种意味深长的动向,甚至发现历史的拐点”[25]。“中国经验”现在已成为刺眼而坚硬的存在,这是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其中许多重大的变化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在芸芸众生的言行举止中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此时此刻,理论话语理应敏锐地指出日常生活无形的潮汐中到底蕴含着怎样的潜能,而不是迟钝地抡起几个大概念发些无关痛痒的俗套议论。遗憾的是,具有犀利洞察力的理论话语要么不能及时跟上要么干脆不见踪影,这既给文学创造了表达真知灼见的机会——文学时常提供各种未经其他学科概念固定命名的个人的感性经验,表明“巨大的社会如何与个人互动,如何曲折地塑造个体意识,乃至压缩在无意识之中”,[26]也铸就了文学在共时结构中的角色与意义。当然,描摹个人的日常生活时,文学往往与那些显要的学科殊途同归,然而,“文学似乎不必依赖那些学科。文学的主要来源以及作用范围是社会的‘情感结构’”,“无论压抑还是解放,‘情感结构’在阻止或者动员社会行动的时候,远比各种理论有效”。[27]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当今的文学生态,情况显然不容乐观:大众传媒上有许多文学的消息,充斥着娱乐的文学——它包括从侦探、武侠、言情、科幻到新的玄幻、穿越等种类,可是没有文学本身,因为娱乐文学与我们真实的人生经验联系不多,以至于基本没有联系。事实上,文学不仅仅是娱乐,还应该以日常生活的无尽细节这个特殊聚焦点更为深入地揭示其他学科无法胜任的各种微妙的、纠结的人生波澜,发挥出改善人生经验的巨大潜能,文学必须深入到这个层面才称得上称职。[28]

既然“文学”是一种建制,是一种“排他的类别”,而“文学性”作为经典作品的本质特性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常识或信念,[29]那么,文学经典在“文学性”的空间转向中必然首当其冲。具体说来,我们不能再简单地以为经典承继了某种历时性的文学传统的隐秘配方,而应清醒地意识到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主要是“横向地得到了一个时代的青睐”,“文学话语与同一时代各种因素的横向关系比纵向的历史线索重要。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尽管传统某些时候非常强大”,因此,“如果仅仅注意纵向的演变历程,往往会忽视共时空间隐含的全部复杂性”。[30]这同时直接关联着文学功能的定位及文学诠释的展开,就两者来说,都需要跳出“工具论”与“独立论”之间二元对立的老套,转而剖析某一时代的文化结构赋予了文学怎样的位置、文学究竟有否达到了这一时代的高度,剖析文学与众多声名赫赫的其他学科相比有何独特之处、文学是满足于紧随其后人云亦云还是独具慧眼地传达了启人的洞见。这时候的文学研究就既不是仅仅关注平平仄仄的韵律、生动的人物形象或跌宕起伏的情节,也不是以庸俗的社会学检验来取代文学分析,而是深入考察所谓的文学内部与外部之间的隐秘勾连、外部因素如何塑造了内部因素并形成了怎样的文学成规,它们又如何规定了“文学性”等等。正如铃木贞美在探讨日本文学时所强调指出的,我们应该“把一切文化概念重新放到各种文化关系中去,从文化概念与社会基础的关系的层面重新把握”,不论内部还是外部,重要的是能够回应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能做什么、做到了什么、没做到什么这样的问题,从而重构具有历史感的人文学。[31]

 

 

本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5

(王伟,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 []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3页。

[2] 南帆、刘小新、王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第4页。

[3]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84页。

[4] 张汉良:《关于“诗学”和“文学性”的几点历史考察》,《创世纪诗杂志》2011年秋季号(总第168期),第33页。

[5] []佛克马:《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季进、聂友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6] 参见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2版,第205页。

[7] 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9982版,第65页。

[8] []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3页。

[9]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2版,第194-195页。

[10] []汤姆·罗克莫尔:《康德与观念论》,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7页。

[11] 周来祥:《马克思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文艺报》1959年第2期,第20-24页。

[12] []佛克马、易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3页。

[13] []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9

[14] 参看[]麦茨·埃尔弗森:《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研究》,甘会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页。

[15] 参见[爱尔兰]玛利亚·巴格拉米安、埃特拉克塔·英格拉姆编:《多元论:差异性哲学和政治学》,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与“序言”部分。

[16] []吉尔德·德兰逖:《社会科学》,张茂元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页。

[17] []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8]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19] 毛崇杰:《实用主义的三幅面孔——杜威、罗蒂和舒斯特曼的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20]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彭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8-119页。

[21] 参见[]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61-63页、35页。

[22] 范永康、刘锋杰:《建构主义文论再反思》,《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第77页。

[23] 南帆:《文学:构成与定位》,见《文学批评手册:观念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页。

[24] 南帆:《转换:历时之轴与共时之轴》,《关系与结构》,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29页。

[25] 南帆:《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文艺争鸣》,2011年第13期,第80页。

[26] 南帆:《文学、大概念与日常纹理》,《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第105页。

[27] 南帆:《压抑和解放: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符号》,《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南帆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8] 参见南帆:《让文学改善我们的人生经验》,《深圳特区报》,2011 10 27 日,第 B07版。

[29] []约翰·杰洛瑞:《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詹姆斯·英格里什),第4页。

[30] 南帆:《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第12页。

[31] []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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