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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新 ▏重写台湾文学史中的“南方问题”
发布时间:2019-03-28      作者:      浏览:0次

重写台湾文学史中的“南方问题”


于《东南学术》2019年第2期



作者 刘小新研究员



作者简介

刘小新,文学博士,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摘要

无论是作为一个批判性位置,还是作为一种批判方法与艺术表征符号,“南方”已成为当代台湾人文知识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葛兰西的“南方问题”论构成了当代台湾“南方”论述与想象的重要资源,并逐渐与当代台湾诸种阐释实践紧密接合。“南方”与“南方诗学”的提出对重写台湾文学史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形成了重写台湾文学史的“南方”视角与批判方法,打开了阐释台湾文学问题的新空间;另一方面重新确认了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的位置,将台湾文学重置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的框架之中。但是,当前的“南方”论述也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乃至错误,逐渐演变为一种“本土主义”观念,需要予以批判性审视。





葛兰西“南方问题”论的影响



在当代台湾脉络中,作为批判方法的南方论述或想象的形成无疑与葛兰西思想的接受与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解严”前后,台湾知识界(如南方朔、陈忠信等人)对“民间社会”和“民间哲学”理论情有独钟,并试图从中发展出一种解构和抵抗国民党威权统治体系的论述。这一论述主要以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为基础。《南方》杂志作者群拓展南方朔提出的“民间社会”论述,在葛兰西的市民社会力量和尤瑞(John Urry)的“国家与民间社会分化”论的基础上,引入了汤普森 (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论述和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后马克思主义”以及福柯的知识分子论等思想或主义,建构所谓“人民民主实践”论述,其中葛兰西的影响十分深刻。在1991年创办的《岛屿边缘》杂志中,葛兰西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身影。《岛屿边缘》创刊号推出了纪念葛兰西诞辰一百年专辑——“革命家的台湾形象——葛兰西一〇〇专辑”,包括:陈巨擎《南方问题与知识分子》、Norberto Bobbio《论葛兰西与市民社会的概念》、蔡其达《从市民社会到无产阶级国家——葛兰西的国家理论》、Chanta Mouffe《葛兰西的霸权和意识形态论》等,葛兰西《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逐渐在台湾知识分子中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其达(晏山农)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88年,蔡其达以《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之研讨》获硕士学位,1989年在《中国论坛》发表《打开“民间社会”史:一个反宰制论述的考察》,1990年在《史学研究》发表《葛兰西思想背景的理解——一个思想史的分析》……一直到2009年出版《岛屿浮光──我的庶民记忆》,葛兰西始终是其理论思考与日常实践的导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南方问题分析和有机知识分子论述构成了晏山农“南方叙事”的知识学底色和基本的批判方法。


在被论者称为“南方叙事”的散文集《岛屿浮光》中,晏山农从一个庶民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书写了关于南台湾的文化与历史记忆。晏山农的“南方叙事”及其蕴含的“南方意识”则集中呈现出葛兰西的深刻影响。一是以葛兰西的方法理解和解读台湾思想史,如《奔驰于溽暑的幽灵马车——蒋渭水的今日素描》将蒋渭水和葛兰西做了联想比较分析,试图从葛兰西的思想高度以及行动与理论结合的层面重新发现蒋渭水的意义。晏山农认为蒋渭水作为一个“在地战斗派”,已经形成了整体性的思维与行动,兼具民族性和现代性。二是借鉴葛兰西的方法,把“南方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思考的迫切课题:“葛兰西能触探意大利具体的政经结构,更敏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然后径行以‘南方问题’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迫切课题。而‘南方问题’既是政治革命的范畴,也是文化、历史、价值观的斗争。因此,葛兰西全面探讨了包括语言学、文学、新闻媒介、宗教、历史、教育、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目的就是要让长期被压抑、宰制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全面翻转,这就是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重要瑰宝的‘文化霸权’( hegemony)的源头。”在晏山农看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源于其对意大利南方问题的深刻思考,并由具体上升到抽象,从特殊地域扩大到整体性。以葛兰西为方法,晏山农试图建构一种台湾的“南方问题”论,藉此来理解与阐释当代台湾社会的政经结构和文化思潮,形构一种批判与斗争的方法论。晏山农对葛兰西的接受受限于岛内思想格局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明显存在一种偏差,放大了文化斗争的意义,却忽视了葛兰西阐释南方问题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论。三是将“南方问题”与“本土主义”相结合,试图用葛兰西的南方问题分析完善所谓的“进步本土论”。“真诚的本土意识者,必得回顾日据末期、七○年代本土意识穿透坚石的艰辛过程,再细思、批判赫德的思想真髓,然后重新于阳光普照的南部再出发。这个南部不再是狭隘的指涉,而是在全球化底下,纳入左翼南方思维的范畴,我们必须踏出这一步来。”在这里,用“南方论”改造“本土论”和用“本土论”改写“南方论”是一体两面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了南方问题内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晏山农的南方思维受到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未能发展出一种既立足于台湾社会状况分析又超越岛内意识形态框架的批判思想。需要指出的是,晏山农“南方叙事”或“南方思维”的局限在台湾知识界有一定的普遍性。


的确,台湾人文学界和文学艺术领域对“南方”阐释、想象与美学表现方面普遍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欠缺。尽管早在1991年《岛屿边缘》杂志已经译介了葛兰西关于“南方问题”的论述,但“南方问题”在台湾长期被化约处理,被简单地理解与阐释为“南北”二元结构问题,对南方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经权力结构缺乏应有的理解与认识。人文知识界对南方问题明显缺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整体考察与深入分析。如此,作为批判位置的“南方”常常被简化成为本土主义的想象空间和动员基地而削弱了批判的有效性,也削弱了文学艺术整体地表现和批判地反思一个时代的思想力量和可能性。



作为批判方法与艺术表征符号的“南方”



在当代台湾文化生产领域,“南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性符号,成为一种批判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解严”前后,受葛兰西南方论述的启发,吕昱、江迅(郭正亮)、木鱼(郑陆霖)等新生代知识分子创办《南方》杂志,引入西方“民间社会”概念并且进行本土化的系统阐释,以“民间社会”为批判工具解构国民党威权统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南方”这个批判性符号在当代台湾思想领域逐渐浮出历史地表。1995年,深受《南方》批判思想影响的陈丰伟创办小众人文路线的《南方电子报》和《南方人文报》,意图与台北文化中心及商业文化逻辑相抗衡,聚焦弱势、人文、草根、生态、社区和社运等议题,以南台湾为基地传播社会运动和人文批判思想,标榜“让商业逻辑下失去战场的理想在网络发声”,翻开了“南方”概念与网络新媒体结合的新一页。曾经担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的杨渡创办“南方家园出版社”,传播左翼人文思想,出版了一批左翼人文书籍,如: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从殖民、霸权、资本、劳动、财富、分配等层面,深入审视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环境,书写拉美的苦难史,批判欲壑难填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巴可·伊格纳西欧·达伊波二世(Paco Ignacio Taibo II)的《切的绿色笔记本》,一本躺在被枪决前的切·格瓦拉背包里的笔记本,手抄巴布罗·聂鲁达、尼可拉斯·奇彦、塞萨尔·巴列霍和里昂·菲利浦四位革命诗人的69首诗作,展现切·格瓦拉隐蔽的精神世界;钟乔策划、范纲垲主编的《路有多长:差事剧团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记录差事剧团的发展、差事民众戏剧的特色和文化工作,讨论差事剧团如何开启了“第三世界的身体行动剧场”。切·格瓦拉外孙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的短篇小说集《三十三场革命》,反思革命历史,掀起一场“文学革命”;杨渡和简明仁合著的《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和台湾农民运动》和杨渡的《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描绘一位“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的人生理想和浪漫情怀,提出今天“如何重访台湾左翼历史”这个重要命题;邹崇铭的《流动、掠夺与抗争:大卫·哈维对资本主义的地理批判》,深入浅出地评介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批判思想;蓝博洲的《你是什么派》《老红帽》,从民众史的角度记录“老台共”的故事;蓝博洲策划、王育麟导演的《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台湾左翼纪事》(DVD),叙述从日据时期到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左翼革命青年的斗争故事和时代命运,揭示被遗忘和遮蔽的历史;蔡明德的《人间现场:八〇年代纪实摄影》,回返20世纪80年代文化现场,重新思考《人间》杂志的纪实摄影传统和左翼人文精神……


2001年,著名女导演黄玉珊创办“南方影展”,最初的意图是“以南台湾为影像推广基地”,逐步建立影像文化的“南方观点”。策划“河海与城市记忆”(2003)“族群、历史与土地”“艳光四射南国物语赏”(2005)“在南方看见世界新方向”(2006)“南方好客群像”“云林故事”(2008)等南方地域色彩主题单元。2008年“台湾南方影像学会”成立后,接管影展具体事务,“南方观点”日益凸显。策展的主旨逐渐凝练为“新南方企图”和“南台湾想象”:“我们所选择定居的台湾南方大地,有着经济衰退、人口外流老化、多元文化移民、农村再生适应、文化资产保存等等需要关切的面向,但其实他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适意自在的大‘南方’社区!为助我们诸般弱势的南方社区拥有正向发展的逆势动能,我们期望能发挥‘影像的力量’,从‘环境’‘移动’‘在地生活’三大面向着手,选映影片并安排映演计划,形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场域。目的期望能开放南方社区居民的想象视野、形塑改变的意念与动机,并与许多同样想改变南方现况的人与团体合作,以影片为媒介,凝聚出一股具有远见的行动力量。”着力打造“一个关注边缘、争议、开创、多元的影像平台”,形塑“前卫、独特或争议的影像美学”,陆续推出“从南方眺望”(2010)、“南方电影论坛”(2011)、“落眼归家”(2012)、“不再视而不见”(2013)、“行动力”(2014)、“观看×思考”(2015)、“南方观摩严选十年”(2016)、“跃向无限”(2017)等主题展演或活动。2012年影展召集人黄淑梅如是阐释南方影展的特殊意义:“台湾文化界一直存在重北轻南的问题,以台北马首是瞻,资源也几乎集中在台北。我们希望因为影展的滋润,培养南部民众对影像的敏锐度,也提供资源贫乏的南部一个窗口。”改变台湾地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平衡发展和“二元结构”构成了南方影展的一个基本文化动力,所以,南方影展无疑具有视觉文化政治的意味。“南方”不只是地理方位,更是一个批判性的位置。“南吼透过音乐带出勇气冲撞主流,南方影展透过影像引导思考,散播南方主义的批判种子,这些,都是南方的声音。”南方影展常常自称为一种“影像实践”或“影像行动主义”,把电影作为一种在地行动,不仅产生影像,也藉此开发议题,因此具有以影像参与文化行动和改造社会的意义。同时,南方的影像实践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建构南方影像典律的可能性问题:“在南方,过去被认为文化资源贫瘠的土壤,对于电影,除了风土与乡亲作为被拍摄的客体,我们可以成为产制影像制定典律的主体吗?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行动,汇集观看/制作影像的社群,进而形成自己独立的电影论述与文化?”


嘉义艺术纪录影展同样以“南方”概念为旗帜,提出了“大南方”的策展理念和“深掘南方之心”的构想,力图艺术地表现地理的南方、社会的南方和心理的南方,表现南方在美学上的丰富性。孙松荣认为:嘉义艺术纪录影展已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论述,凸显地理(南方)、性别(女性)及创作者(导演与艺术家)的表征。艺术总监黄明川表述得更为清晰:“南方并非单纯指涉地理上的南方,更同时兼具非主、弱势和被压抑的南方精神。”嘉义艺术纪录影展的使命就是不断发掘这些进不了主流影展的优秀影片,但与南方影展一样受到“放弃台北本位主义”观念的限制。


艺术(美术)领域,以南方为名的团体“南方艺术联盟”早已成立,并且活跃在台湾的文化场域。最近几年,以“南方”为名的艺术展逐渐兴起,显示出“南方问题”已经成为艺术家聚焦和热衷表现的主题。2012年,高雄市大东文化艺术中心举办“看向南方:当代艺术热思维征候展”,内容分为“南方再现”“南方凝像”“南方音场”“南方体感”四大部分,提出以贴近自然、土地、生命、日常生活的文化展现特色营造南方美学,藉由反转“边缘”位置的艺术表达重新省思南方价值。2015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南方上岸——2015影像典藏展”,以影像及影像装置发出“自我诠释的南方声音”。2017年,高雄市立美术馆推出“南方:问与听的艺术”学术展,试图将“南方观点”发展出更全面的“南方议题”:“展览所提出的关键思考企图让‘南方’成为一个隐喻,不仅在于讨论地理上的南方,亦是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南方,并且推进于经过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之后,探讨在今日对于被排挤掉的‘他者’的边缘观点。”展览突出了“南方”的批判维度和艺术的政治意义——“南方”成为一个重新审视与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位置,以美学的方式让被牺牲、隐形、消音的主体浮出水面,颇具以“南方”为方法的意味。参展艺术家包括:王虹凯、莉比亚·卡斯特罗(西班牙)、欧拉夫·欧拉菲森(冰岛)、林生祥、钟永丰、林柏梁、林珉旭(韩国)、林泰州、洪子健、陈滢如、姚瑞中、罗秀芝、徐永进、张永达、张恩满、陈伯义、黄焕彰、晁瑞光、奥利佛·雷斯乐(奥地利)、杨顺发、澎叶生(法国)、赖易志、钟圣雄、许震唐、宜德思·卢信、PM2.5影像行动小组等。“南方:问与听的艺术”以录像、油画、装置、网络互动、声音装置、水墨、文件、影像以及词曲演唱等多种形式切入南方议题,突出“南方”的政治意涵:“长期以来,高雄,或者是整个南部地区,不仅在地理上位于台湾的南方,更是政治上的‘南方’,在权力分配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个政治意义的‘南方’,可以扩大二次大战后现代化过程中不均衡发展的第三世界,或晚近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塑造出来的‘全球南方’,也就是沦为发展过程中被牺牲、丢弃、无语而又难以翻身的社会底层。”“南方:问与听的艺术”学术展试图透过可见性和可听性美学装置突破当代台湾的再现体制,搅动固定的感性分配体系,让不被听到、看到和想到的“南方”被听到、看到和想到。台湾是一个对前沿理论颇为敏感的岛屿,晚近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南方”思潮的影响正在逐渐渗入。“看向南方:当代艺术热思维征候展”和“南方:问与听的艺术”等的策展理念都显示出“全球南方”论述和“南方认识论”的影响已经开始从学术思想界向艺术生产领域扩散,试图提出“世界中的南方”概念,但所谓“世界中的南方”的视野、理论与方法并未真正形成。台湾当代艺术界对“全球南方”论述和“南方认识论”的理解与阐释明显受到历史条件和认知语境的限制,受到南北二元对立的习惯性思维的局限,葛兰西的南方问题分析往往被简单地理解和处理为边缘抵抗中心的论述策略,从杨逵到陈映真的左翼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也没有得到系统梳理与继承。因此,长期没有跳出区域主义(地方主义)的思想视野和理论逻辑,更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知识图景和美学政治意识。


在当代台湾文学史重写运动中,作为批判的南方概念常常被简化为台湾南部立场,逐渐演变为一种“本土主义”文学史观。从文学发展与文化资源配置的南北区域不平衡状况看,所谓南部叙事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意义。但从“南方”到“南部”再到所谓的“本土主义”,视野、观念与方法则不断窄化、同质化与意识形态化。


表现之一:改写台湾新文学的起源时间。传统的文学史一般认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台湾新文学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立场和倡导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学者在台湾白话字起源问题上做文章,企图割断这种历史关系,否定文学史的事实与已有的定论。在2004年台湾罗马字学术研讨会上,蒋为文发表《罗马字是台湾新文学ê开基祖:台湾文学史ê再诠释》,否定台湾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认为“台湾书面语文学一开始就是受世界文学ê影响,tī欧洲白话ê国民文学ê 刺激之下,透过罗马字ê 使用,所发展出来ê”。罗马字的使用被认定为台湾新文学的开端。在《汉字迷思ê形成kap 对台湾文学、文化发展ê影响》一文中,蒋为文再次提出台湾文学史写作要跳出汉字迷思以建构台湾文学与文化的主体性。(南国文)甚至提出“五四运动是受越南及台湾启发”的观点。其立论依据都是西方传教士推动的罗马字运动和《台湾府城教会报》中的闽南语白话字(罗马字)书写文本。“如果翻开《台湾府城教会报》,就会发现在五四运动以前已经有很多以‘台语’白话字书写的现代小说。譬如,18861月《台湾府城教会报》第7期有一篇小说名为〈Ji t-púê koài-sū〉(日本的怪事),内容主要是讲一个贪心的旅馆老板被一个佯装作老狐仙的客人骗钱的故事。这篇小说比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或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早了三十多年!”2011年,台湾文学馆出版了《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包括《文化论述kap启蒙》《台译文学》《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五卷,即以《台湾府城教会报》的闽南语白话字书写的文学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而成。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台语”白话字文学选集》的出版补充丰富了台湾文学史的研究,但据此认定其“具有改写当代‘台湾新文学始于1920年代’之主流说法的贡献……台湾新文学的起源可能比大多数的研究者所认定的1920年代还要提早三十几年”这个论断还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果以此为据企图割断两岸新文学的历史关系,其史观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明显是错误的。首先,传教士的白话文译写其实不只是台湾地区独有的现象,其进程是两岸一体化的。袁进主编的《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透过对西方传教士创作和翻译的包括《圣经》等中文著作的语言学研究,认为早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属于现代汉语范畴和新文学形态的文本作品,确立了欧化白话文的规范,呈现了白话文的早期面貌,对新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影响发生于两岸一体的历史进程之中。其次,西方传教士在闽台的传教活动是一体的,“在教务往来过程中闽南与台湾教区形成总部与分部、兄弟教会般的关系。基督教在台开教无论在组织、人员还是方式等都是从福建传过去的”。马雅各、李庥、甘为霖、巴克礼等都是从福建闽南派出入台传教的,而且“在台湾开教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以福建厦门为总部基地”。第三,所谓“台语”就是闽南语,属于汉语方言之一种。所谓“台语”白话字或罗马字就是闽南语白话字,也不是台湾地区独有的现象,其推广进程也是闽台一体化的。事实上,闽南语罗马字书写在福建闽南一带的流行比台南地区还要早一些。《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办人巴克礼牧师于1874年抵达厦门并学习闽南语,该报创刊时使用的白话字也属于厦门语罗马字拼音体系。不从两岸文学近代化一体化进程出发,孤立地考察台湾新文学白话字的起源只会一叶障目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据此推论台湾新文学存在独立的起源脉络并从五四新文学整体中割裂出去则无疑经不起任何历史化的诘问。第四,肯定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译介和白话字运动的积极意义,并不能因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开端的历史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波澜壮阔的人文启蒙思潮的形成,这是西方传教士的文化译介活动难以比肩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从《新青年》到《台湾青年》和《台湾民报》,台湾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与祖国大陆文化思潮一脉相承、血肉相连。这个历史事实是不能篡改的。


表现之二:从“南方”出发重建文学典律。现当代台湾作家位置和经典作品序列重排的意图与趋势逐渐浮现。2018年发行的《盐分地带文学杂志》,重新评选出“当代台湾十大散文家”。被称为“盐分版”的十大散文家包括陈列、简媜、杨牧、夏曼·蓝波安、林文月、吴明益、陈芳明、刘克襄、林文义、廖鸿基。与1977年源成文化出版的《中国当代十大散文家选集》和1994年朱衣出版社的《檐梦春雨──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选集》相比,“可以发现自1977-2018三个年代的散文书写典范观点:‘源成版’尽为战后来台作家,‘朱衣版’已呈现‘省籍六/来台四’的比例。‘盐分版’除林文月生于上海日本租界,清一色都是台湾在地的作家,这反映出时空背景转变,文坛的结构与方向也到了世代承继的时间点”。这种本土主义观点左右下的散文典律重构运动,却冠以“当代台湾散文”之名,明显存在历史观上的片面性与意识形态的偏至,有可能造成文学史书写的内在断裂与客观性的缺失。“当代台湾十大散文家”的重新确立,再次证实文学史重写运动与政治经济结构尤其是话语权力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复杂关系,文学史重写深刻地嵌入权力结构之中。这种典律重构的欲望与冲动常常会浮出地表,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南方”也往往成为这一欲望的投射或象征装置。“南方”尺度或显著或隐蔽地进入台湾文学的策展理念之中,进入文学奖评定、文学选集编撰、文学批评活动乃至文学研讨会的议题设置之中。于是,“以南方为方法”对台湾文学史的当代重写和本土主义思潮构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解构中心的同时,“以南方为方法”也明显存在“南方”概念本质主义化、意识形态形态化的倾向,其排外性局限十分明显。


表现之三:以“南方诗书写”介入台湾现代诗史的重写。在《关于南方诗书写的思考——兼论“台湾”作为一种方法论》一文中,陈鸿逸以屏东县、高雄(县)市、台南(县)市三个区域为主要的地理范畴和活动范围,并以《重生的音符:解严后笠诗选》《2009年台湾现代诗选》《2010台湾现代诗选》为主要分析文本,尝试构建“南方诗书写”的地理学和诗学谱系,意在以“南方诗书写”介入台湾现代诗史的重写运动。该文的意义在于:第一,借鉴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建构了“南方诗学”的阐释框架,指明了南方概念的时空坐标、重层复杂结构以及实践策略与路径。第二,揭示了“以南方为方法”的三个阐释维度:地理、文化、书写“三位一体”;社群形态,包括传播社群与运动社群互动模式;“南方与台湾、南方诗书写与台湾现代诗(史)‘互为主体性’”的关系。第三,提出“南方”作为一种批判的精神动能,在阐释和重构台湾中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性意涵:南方诗学“不仅关注‘南方’,他们也关注‘台湾’,在‘南方’的视角上探见了‘台湾’,而从台湾历史的轴线中回应了‘南方’衍发的课题,进而产生了高度的联结,使‘南方’不在台湾的相关论述中缺席,也不使‘南方’与‘台湾’背驰,两者的共生使彼此互为存在”。陈鸿逸的文章以及《台湾现代诗》杂志的专辑从历史位置、实践动能与批判视野等层面阐释当代南方诗学与书写的意义,突出了“南方”在台湾论述生产场域中的独特位置,也突出了“以南方为方法”介入台湾现代诗史重写的意图。但这一“南方诗学”或方法同样存在同质化南方的认识论危险,如果没有建立“北方中的南方”和“南方中的北方”的批判性观察方法,“南方诗书写”则易受到地域本位主义或南方本土主义的局限,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可能遮蔽了区域内部政经结构的不平等,美学问题替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此,批判性“南方诗学”的构建始终是未完成的任务。


早在2005年,台湾学者陈学圣已经指出:“台湾未必真懂南方,尤其是相对于全球化时代中的南方意识,台湾其实一直是很北方的。”因为全球南方理论的核心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而台湾的南方观点,深刻地嵌入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有深受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囿限,除了南方绿色运动和反抗唯发展主义的论述之外,“台湾其实并不存有南方论述的问题意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十多年前的判断证之以今天的事实,并未完全过时。



殖民欲望的“南方”与日据台湾文学史的批判性重写



21世纪以来,“南方”概念开始进入文学史重写运动中,形成了重写日据台湾文学史的“南方”视角与方法。 


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文学早已出现“南方”概念,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称之为“外地文学”和“南方文学”,并且创作了一批以“南方”为题材或主题的文学作品,“南方”构成帝国凝视和殖民欲望投射的对象。近十年来,在后殖民批评和“解殖”思潮的影响下,批判日本殖民者文学的“南方”想象与美学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台湾文学史重写的一大主题和论域。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陈映真和施淑等左翼理论家就对日本殖民文学的“南方”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一文中,陈映真借鉴萨依德的“东方学”概念与批判方法,将日本殖民者的“南方文学”界定为“南方主义”,其本质是一种殖民意识形态。陈映真尖锐地指出:“如果萨依德以‘东方主义’说明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对其前殖民地台湾也抱持‘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殖民地作家西川满等以椰树、巴蕉、妈祖、艺妲、土著女性等殖民地异国情调和性想像,并掺和着‘缺乏日本精神’‘体臭’‘操粗鲁的台湾话’‘嗜吃豕肉’‘使用充满文法错误的日本话’这些极端鄙视的定见。”这种“南方主义”还遗留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的日本新殖民主义文化之中。施淑则梳理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变迁,认为台湾文学的乡土意识在日本南进政策的步伐中扭曲,甚至消失于无形。“在台日人学者和作家,根据欧洲殖民地文学理论,纷纷提倡写作表现台湾特殊性和异乡情调的‘外地文学’,务使台湾文学成为‘在台湾的日本南方文学’。”“乡土台湾,这维系族群命脉的疆域所在,终于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名字,在本土及日本在台作家的笔下,被还原成抽象方位概念的、无极的:南方。”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概念装置,这个殖民者想象的和抽象的“南方”逐步清除了台湾文学的现实内容、乡土观念和民族意识,企图将台湾文学纳入日本帝国殖民意识形态工程,纳入“成为日本人”的认同政治和美学意识形态工程之中。


近十年来,日据时期台湾日本人文学研究逐渐兴起,开始受到文学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成为重写台湾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显著特点之一。久保天随、佐仓孙三、山部歌津子、大鹿卓、佐藤春夫、中村地平、西川满、真杉静枝、坂口澪子、滨田隼雄、岛田谨二等都颇受重视。研究日据时期日本人作家的创作、批评及文艺活动有助于建构殖民地文学史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并揭示出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结构性冲突和发展脉络,对从文学的维度全面认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性质和权力结构尤其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复杂关系也有所帮助。这场重写运动有两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在历史观和价值观上,呈现出“解殖”与“恋殖”的尖锐冲突和对立,并且深刻地卷入当代台湾的文化政治思潮之中。日本殖民主义在台岛阴魂不散,台湾人文知识界一方面要清理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和殖民史的黑暗以及当代文化中的殖民遗绪,另一方面又被殖民现代性的幽灵所诱惑,这表明文化去殖民化在台湾仍然是一项远未完成的工程。二是日据时期台湾日本人文学中的“南方”问题吸引了研究者的普遍兴趣,不少学者聚焦于日本人作家的“南方”书写,引入后殖民理论与批评方法,透过对其南方论述与文学想象的拆解,解构与批判隐藏在南方美学背后的殖民意识形态。批判日本人文学的南方论述与想象既是重写台湾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成为后殖民批评在当代台湾的演练场。


这场重写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一是揭示出日本人作家的南方论述与书写在建构殖民文学史观上所扮演的角色。柳书琴指出:“从‘在台日人文学’‘内地人的文学’‘ ()台湾的文学’到‘南方文学’‘外地文学’,殖民文学史观持续往帝国意识型态靠拢,其结果是‘南方文学’与‘外地文学’等概念的影响力及指涉对象日形扩大、日趋动态。它们不仅企图取代作为当时台湾文化界领导场域的‘台湾文学’之主体位置,甚至企图建立更大的远景,也就是以散布于东南亚、南洋等更辽阔的南方外地文学贡献于‘大东亚文学’的建设。”从意识形态生产层面看,“南方文学”疆界更大,也比“外地文学”更具有整合性,在抵抗西方帝国的掩护下,隐藏着日本帝国之文化侵略野心。所以对作为殖民意识形态的“南方文学”的清理、解构与批判,是当代“文化解殖”工程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构成了重写日据后期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重要工作。这方面的成果颇为丰富,如石婉舜、柳书琴、许佩贤合编的《帝国里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时期台湾文化状况》,高嘉励的《书写热带岛屿:帝国、旅行与想象》,邱雅芳的《帝国浮梦:日治时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象》,阮斐娜的《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黄美娥的《帝国汉文的“南进”实践与“南方”观察:日人佐仓孙三的台、闽书写》,等等。


高嘉励的《书写热带岛屿:帝国、旅行与想象》集中研究日据时期日本人作家中岛敦、佐藤春夫、田村泰次郎、大鹿卓、佐多稻子的南方(包括台湾与南洋)书写,分析帝国与热带岛屿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高嘉励对帝国南方想象的批判意义在于:第一,揭示出日本帝国的南方想象与论述是对18世纪西方列强殖民主义文化策略的模仿、复制与改造,透过南方想象与书写同样建构了一种“殖民他者论述”;第二,从文本分析出发,在“心理、精神、情感、文化、历史、社会层面”细腻地分析帝国与殖民岛屿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从而揭示殖民治理的文化面向与精神创伤;第三,在运用萨依德后殖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又引入和借鉴了葛里桑的“关系诗学”、德洛克雷的“岛屿文学论”和郝欧法的海洋循环史观,力图建构一种后殖民的岛屿文化论;第四,透过对南方想象的分析,探讨殖民地日本人作家的创作与日本文坛、帝国社会状况、南洋地理和个体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阐释这种复杂关系如何形构日本人作家的殖民表现美学。石婉舜、柳书琴、许佩贤合编的《帝国里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时期台湾文化状况》收入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学者的多篇论文,集中处理的是皇民化时期日本帝国殖民主义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的收编与反抗的复杂关系。其中柳书琴撰写的导言和专文《谁的文学?谁的历史?》对日据后期日本人作家的“南方”论述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批判性阐释。柳书琴将日本殖民者的“南方”论放到“近卫新体制”与“帝国空间重塑”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讨论与定位:“在‘南方圈’与‘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过程中,大日本的‘帝国化’历程攀向巅峰,台湾也在‘帝国扩张化’的历程中随着地理想象、地域归属感及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皇民化运动的不同阶段展开,进一步‘去中国化’,同时‘脱国族化’,化约为帝国境内一个‘特殊的地方——南方’,一个具有从南方出发前进更为南方之地潜力的‘基地’。”作为日本帝国“南方论述”重要组成部分的“南方文学”论,无疑是“殖民文学史观持续往帝国意识形态靠拢”的产物,“附和了帝国日本无限膨胀的南方想象”。所谓的“南方文学”是日本帝国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集中表现,也是殖民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柳书琴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日本殖民者的“南方”以及“南方文学”论述的本质。


邱雅芳的《帝国浮梦:日治时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象》则聚焦于日据时期日本人作家的小说和纪行文类中的南方想象与书写,讨论的文本包括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南国记》、中村古峡的《到鹅銮鼻》《来自蕃地》、佐藤春夫的《女诫扇绮谈》《殖民地之旅》、中村地平的《台湾小说集》、真杉静枝的《南方之墓》《南方的语言》、西川满的《赤崁记》《龙脉记》《台湾纵贯铁道》等,是最为系统研究20世纪10年代前后至40年代日本人作家南方书写的文学史著作,深具重写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史的意义。第一,该著以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为基础,辅之以对各种档案、文书以及官方与民间的报刊文献的爬梳分析,勾勒出一条殖民地日本人文学南方书写的历史脉络,从竹越与三郎到中村古峡再到佐藤春夫,丰富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史的理解与认识。第二,以后殖民批评为基本方法,尝试构建一种对殖民地日本人文学史的批判地理学阐释框架。作为日本帝国“南进论”的美学版,日据时期日本人作家的南方书写,在异国情调再现的背后往往“深具帝国的文明视线”,“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这种南方书写成为帝国扩张欲望的美学方式,一种殖民权力的符号表征。“日人作家的‘南方’观,除了带有异国情调的刻板印象之外,也投射强大的帝国欲望。”透过对日本人作家南方书写的后殖民批评,深入分析“帝国欲望与南方想象的地理”,邱雅芳从批判地理学角度重写了殖民地台湾的殖民者文学史。第三,该著明确指出日本人作家与台湾作家在南方书写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以龙瑛宗的《死在南方》和吕赫若的《清秋》为例,对殖民者的“南方观”都持一种质疑或批判的立场,基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生存处境的影响,这种质疑或批判是以“更繁复而交错的明喻、转喻或暗喻”的方式呈现出来。殖民美学与反殖民美学潜在地构成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张力构造。


阮斐娜的《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同样以后殖民批评为基本方法,同样聚焦于“南方”概念的谱系和南方书写文本与帝国主义的内在关系,不同之处在于:首先,阮斐娜对南方书写中的性别问题更感兴趣,性别角度的切入使得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权力关系以及殖民者内部的性别阶级结构显得更为突出与鲜明。被日本殖民者“所引诱的亚洲女性们的身体,留下日本帝国主义穿越亚洲地表的扩张记号”,被殖民妇女丽奴大腹便便的身体象征着殖民者带给被殖民者的残酷性遗产。透过文本分析,揭示出帝国南方文本中的“殖民权力的性/别构造”成为《帝国的太阳下》的显著特点,这个特点在该著第五章“性/别、历史学与浪漫殖民主义”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后殖民批评与性别研究的结合拓展了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重写空间。如果说邱雅芳尝试建构一种殖民文本的批判地理学阐释框架,那么,阮斐娜则试图构建一种殖民文本的批判叙事学研究模式。这种批判叙事学的主要工作是揭示殖民文本的叙事策略如何隐蔽地美学地表达其殖民意识形态。日据时期日本人殖民文本的叙事策略大体包括四种。一是“去历史化”叙事。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谈》中的“叙事者反复地从过去的遗迹移开他的双眼,企图透过他的视线转移到非政治,以及有普世价值的唯美主义,以达到去历史化的目的”。耽美主义遮蔽了历史的具体性与殖民地生存的本真性。二是叙事转换策略。西川满的《稻江冶春词》原本叙述的是常规的殖民者男性与殖民地女性之间的罗曼史,发生在叙事者日本男人“我”与台湾女性艺旦之间的故事,投射殖民者的欲望,但这一欲望在叙事的进程中却自我取消。为了避免殖民者男性和殖民地底层女性之间的罗曼史被处理成为情欲与支配关系的叙事成规,“西川满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故事”,殖民欲望罗曼史被有意味地转换为去欲望化的母性主题叙事。但这个母性叙事同样难以摆脱殖民意识形态的框架,成为日本殖民者战争动员美学的一部分。三是史料运用的隐蔽意识形态化策略。西川满的《赤崁记》引入了大量台湾史文献的片段资料,用史料叙述建构南方想象,进而隐蔽地传达殖民意识形态。表面上看来,“《赤崁记》是根据史料中众多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事件所严谨创作的小说”。但小说中处处可觉察殖民意识形态风格“完全渗透了以过去的历史所做的掩饰”。四是历史浪漫化策略。“佐藤春夫和西川满不是将传奇历史化而是将历史浪漫化”。阮斐娜把这种历史改写策略称之为“浪漫殖民主义”。这个批判性概念明确指出了帝国文本美学的本质:历史的浪漫化本质上是帝国意识形态的美学化方式之一。正如台湾学者张俐璇所指出:西川满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了战时“新体制”下“日本美好的传统”,这个传统与帝国意识的形成密不可分,“如果回到日本浪漫派发展状况以及同时大东亚共荣圈成立的历史文化脉络,就会发现西川满的历史小说中有许多和日本帝国意识形态异形同构之处”。


其次,与邱雅芳专注于殖民者的南方叙事有所不同,阮斐娜还着重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对日本人作家南方论述与文学想象的回应与逆写策略,“书写帝国”和“逆写帝国”之间的对抗与潜对抗构成了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张力结构和矛盾运动形式。当然,阮斐娜对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的重写也明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错误地把所谓“台语”(闽南语)与中文白话文视为两种语言,夸大了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对台湾新文学起源的影响,贬低了来自五四新文化的白话文运动在台湾的历史性影响,把20世纪30年代的乡土文学视为学习殖民宗主国语言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并与中华文化传统对立起来。二是对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文学同情理解有余而批判力度则明显不足,在文学史观上也没有摆脱殖民现代性幽灵的纠缠。


从重层现代性角度研究台湾汉文学传统的黄美娥认为:“在台湾新文学研究范畴中,日文文学的‘南方’意象经营,学界已经有所着墨。但汉文学部分则仍付诸阙如。”黄美娥的《在帝国汉文的“南进”实践与“南方”观察:日人佐仓孙三的台、闽书写》和《从福建看近代台湾与东亚汉诗文的交涉互动关系》的角度和方法都很独特,是填补空白的两篇重要论文,前者以《送米溪先生诗文》为中心展开分析,后者聚焦佐仓孙三的台闽书写,透过文学史料的钩沉与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建构“从福建看台湾”的独特视域和阐释方法。作为整体研究计划“战、乱及其后:历史记忆、文学想象与文化转型”的部分成果,该研究对于重写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史而言,其意义在于补充了日本帝国主义“南进”意识形态与区域文化想象及文学秩序生成之间的关系脉络和文学史的一些重要细节。黄美娥指出:在台、闽、日“同文交错的历程中,来自帝国的汉文,于从事沟通、交流、唱酬之余,其实更曾发挥殖民、统治、善邻、南进的工具性与资源性价值,由是而彰显了‘同文’在近代东亚区域的政治力学作用,以及东亚汉文/汉文学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样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东亚场域中“同文交错”状况及其意义生产的复杂脉络,“帝国汉文”和“政治力学”两个阐释概念的有效连接,揭示出“帝国汉文”在日本帝国“南进”意识形态形构与南方想象建构中的特殊功能,形构了一种对殖民地文学/文化史的批判性重写。



作为中国文学地理概念的“南方”与“南方诗学”的提出



近年来,另一种“南方”概念与“南方诗学”的提出及其对重写台湾文学史的积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这种重写从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形构的角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台湾文学的历史方位及其意义,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视野和整合研究意图鲜明。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地理概念的“南方”与“南方诗学”在明郑时期台湾文学史的叙述中早已有之,属于中国文学史的遗民叙述和南渡叙述的学术谱系。21世纪以来,在台湾古典文学史和日据时期汉诗文研究领域,“遗民诗学”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阐发。余美玲《蓬莱风景与遗民世界——洪弃生诗歌探析》,林津羽《离散、帝国与嗣王:论郑经〈东壁楼集〉的文化意蕴》,李知灏《李渔叔〈三台诗传〉中台湾“遗民”诗史的形塑》,郑文惠《后遗民时间/地理政治学:溥心畬台湾风物之文化叙事》,梁钧筌《日暮乡关何处?论许南英的遗民意识》,洪静芳《明郑时期台湾遗民诗中的陶渊明隐逸文化——以沈光文、徐孚远、郑经为例》,申惠丰《台湾地方意象的表现──明郑与清领时期(16511895)来台文人的空间书写》等等,遗民思想、历史记忆、遗民情境、遗民情感、遗民空间、遗民书写等成为解读台湾古典文学史和日据时期传统汉诗文史的核心词汇,在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变迁的脉络中逐渐延伸出“南方”概念和“南方诗学”。基于遗民叙述和南渡叙述谱系的“南方”概念和“南方诗学”的启用,其意义在于:以具体的历史事实和作家文本为依据,重新确认了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的位置,将台湾文学重置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流变的框架之中。


王德威《后遗民写作》一书和《“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等系列论文,将遗民概念延伸到当代台湾文学史重写之中,并发明了“后遗民论述”,用以解释当代台湾文学的“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王德威如是而言:“‘后遗民’原是我针对台湾当代文学政治所发明的词汇,出于我对‘后学’,尤其是‘后殖民’‘后现代’理论不无调侃意味的回应。‘遗民’的本义,原来就暗示了一个与时间脱节的政治主体。遗民意识因此是种事过景迁、悼亡伤逝的政治、文化立场;它的意义恰巧建立在其合法性及主体性已经消失的边缘上……所谓的‘后’,不仅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个世代的完而不了,甚至为了未来而‘先行后设’的过去/历史。而‘遗’,可以指的是遗‘失’,是‘残’遗,也可以指的是遗‘留’——赠与与保存。失去,残存,留传三者之间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王德威试图建立的是一种阐释当代台湾文学史的情绪诗学框架,“惊梦与入梦”“除魅与招魂”“原乡与异乡”、终结与延续以及丧失与遗存之间相互纠缠,互相嵌入,形成一种记忆的政治学和抒情的心理学。王德威的后遗民论述突出了时间与历史之维,作为文学地理概念的“南方”显然是隐而不彰的。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在遗民论述的基础上,引入“疆界”概念与现代性理论,建构一种阐释文学史和华语语系文学的“南方”概念和“南方离散诗学”。在序言中,作者援引了冯友兰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的四次南渡之说。高嘉谦的书写也属于中国文学史南渡叙述的学术谱系,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对汉诗的离散越界与现代性脉络的探讨。台湾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也多次援引冯友兰的碑文,对南渡叙事同样情有独钟,试图用南渡叙述重新阐释当代台湾史的意义,被称之为“第四种阐释学”和“重新阐释中国梦”的理论实践,在台湾人文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思想》和《文化研究》等刊物都开辟专辑予以讨论与争鸣。在本土主义和分离主义历史写作甚嚣尘上的语境下,杨儒宾的新南渡叙述以独特的角度将当代台湾史重新纳入中国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中理解台湾的位置与人文意义,对当代台湾文学史的重写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杨儒宾将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视为“一种可以媲美永嘉、靖康南渡的渡海事件”,则与历史上的“南渡”本意相去甚远,与人民史观和大历史逻辑相违背。杨儒宾的阐释视域和史观明显局限于传统儒学和新儒家,未能整体地把握中国现当代多元思潮激荡与博弈的格局,窄化了对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与意义的理解。



结语



“南方”概念的广泛启用凸显了台湾人文知识界对“南方问题”的高度关注,并逐渐生成诸种阐释实践。导入“南方”概念和论述业已成为一种重写台湾文学艺术史的重要方法和视角,打开了阐释台湾文学艺术问题的理论空间,但也存在种种思想局限乃至错误,需要予以批判性审视和科学的辩证。

 

〔责任编辑:郑珊珊   陈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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